逸草：很有意思的歷史記錄。看耄文革熱潮/鬧劇如何讓人間沉渣泛起/泛濫。讀到文中那些上海當年幾乎人人耳熟能詳的名字，恍若隔世。

《朝霞》事件

Original 丁邢 丁東小群 7/11/2021               

現在的文學愛好者，很少知道《朝霞》這樣一份刊物。但在1973年到1976年間，這份上海的文學月刊曾經風行全國。包括《人民文學》和地方的文藝出版物，莫不以《朝霞》為榜樣。與其說《朝霞》是“幫刊”，不如說是文革中後期主流文學的代表，是用文學宣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帶頭羊。

    謝泳在研究《朝霞》時指出了一個事實，當時全國範圍內一批頗具文學才能的中青年作者，如余秋雨、賈平凹、路遙、錢鋼、徐鋼、陳思和、周濤、陸天明、黃蓓佳、古華、葉蔚林、焦祖堯、孫紹振，都曾在《朝霞》嶄露頭角。這和陳冀德、施燕平這批編輯人員的業務能力不無關係。如果說這些作者後來成了千里馬，這些編輯就是最初的伯樂。雖然他們成名後不願意再提這些伯樂。

     陳冀德後來撰寫了回憶錄《生逢其時》，講述了《朝霞》創辦始末，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發生在1974年的停刊整頓事件。這是一場鮮為人知的“四人幫”內鬥。

“四人幫”又稱“上海幫”，起源於批判《海瑞罷官》，發跡於“一月風暴”，1973年十大完全形成。“上海幫”實際上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文人，如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朱永嘉等，一部分是工人，如王洪文、王秀珍、葉昌明、陳阿大等。前者以上海市委寫作班（後來演變為上海市委寫作組）為班底，後者以工總司為班底。他們在1967年的“一月風暴”中，由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整合在一起，奪取了上海市的領導權。

上海的“一月風暴”，源於工總司等造反派與上海市委的衝突。工總司赴京告狀的火車被上海市委攔在安亭，本來周恩來、陶鑄、陳伯達等中央常委都是支持上海市委的。但中央派往現場的張春橋卻臨時決定支持工總司。毛澤東後來表態：“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由此拉開了文革第二波——各省市奪權的序幕。在這個選擇中，張春橋參悟到了毛澤東的政治需要。而工總司這些人，則並無深謀遠慮，只是在現實中和上海市委衝突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背水一戰。寫作班的一批文人，本來沒想到要造上海市委的反。此前他們一系列批判文章都是在上海市委領導和支持下寫出來的。決定造反，是姚文元跟他們內部通氣的結果。

造反派掌權以後，工總司山頭和寫作班山頭一直暗中較勁，摩擦不斷。陳冀德說他們是表面“親熱得緊，背地裡，水火不容”。徐景賢在《十年一夢》裡回憶了張春橋幾次讓他放低身段，彌合與王洪文的裂痕。九大以後，張、姚回到中央工作，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賢當選中央委員，並分別由張春橋、江青、周恩來提名，擔任上海市委書記。張春橋安排王洪文和徐景賢“一幫一，一對紅”。王洪文在九大的大會發言是徐景賢幫他起草的，他們一度相安無事。中共十大，毛澤東提名王洪文擔任中央副主席，位列張春橋、姚文元之前。工總司成員頭腦膨脹，對寫作組的文人大打出手，發生了1974年初的《朝霞》停刊整頓事件。

原來，1974年誕生的《朝霞》月刊第1期上發表了兩篇小說，一篇是姚真的《紅衛兵戰旗》，寫到一個紅衛兵頭頭，為了慶祝自己一派成立半周年，差點影響了革命大聯合。一篇是夏興（段瑞夏執筆）的《初試鋒芒》，歌頌民兵是公檢法的好幫手。工總司方面捕風捉影，認為前一篇小說影射了工總司當初慶祝成立“半周年”的事，後一篇則貶低了工人民兵的主力地位。姚真和段瑞夏都是《朝霞》的編輯，加上《朝霞》編輯部另一成員林正義曾經是林彪、葉群選婿的對象之一，於是，市總工會（工總司班底）組織下屬文化單位檢舉《朝霞》有嚴重政治問題，主要罪名一是發表了兩篇有嚴重政治錯誤的作品，二編輯部重用的人政治背景複雜。材料上報給王秀珍，王秀珍批示停刊整頓，另外兩位市委書記馬天水、徐景賢圈閱同意按王秀珍的意見辦，形成市委文件下發。

為此，陳冀德趕到徐景賢家，當面向他盤問。徐景賢無可奈何地告訴她，這不僅僅是王秀珍的意思，她是從北京回來以後，才把批件傳到我這裡，要我圈閱。徐景賢甚至對陳說，你就算不再搞刊物，總有吃飯的地方。我就難說了。弄不好，吃飯的傢伙都要保不住。陳冀德這才知道，向《朝霞》發難的後台是王洪文。

當時寫作組的負責人是朱永嘉。他看到市委批文的當天，要王知常寫信告訴張春橋、姚文元，但幾天不見回音。朱永嘉只好找王秀珍示好，表示讓編輯部作出深刻檢查，停刊的事，是否緩一緩？王秀珍哼了一聲，說，你們這些捏筆頭的人，寫個檢查，還不是家常便飯。想就此了事？不行！朱永嘉碰了一鼻子灰。

此時，寫作組一攤子已經亂了陣腳，不少成員反戈一擊，在辦公室的牆上貼滿了大字報批判《朝霞》。被朱永嘉通知閉門思過的陳冀德，只好孤注一擲，寫信把自己的見聞和委屈通過機要管道送達肖木。肖木當時在北京輔導王洪文的理論學習。他是《朝霞》的創辦者，當然不願意眼看着《朝霞》毀於一旦。最終，是張春橋挽回了局面。

根據陳冀德的回憶，經過大致如下：4月12日凌晨兩點，張春橋直接給朱永嘉打電話說，關於《朝霞》的事，他都知道了。不用檢討。那兩篇小說他看也沒什麼錯。有關《朝霞》的問題，他已經給市委寫了信。接着，張春橋的信向上海市領導機構傳達。信中說，他是市委第一書記，責令《朝霞》停刊整頓的事，他怎麼不知道。以後凡屬工作中的差錯，不要把責任推給下面。責任在市委，首先在他。

形勢逆轉。王秀珍哭着鼻子到處說：“我們怎麼會炮打春橋同志？”原來準備走馬上任的接管《朝霞》的一班弟兄們，頓時星散。

張春橋為什麼要出面挽救《朝霞》？陳冀德事後分析，王知常給張春橋寫信，只是講了《朝霞》“有嚴重政治錯誤要停刊整頓”的套話，沒有說出“半周年”是導火線。而她給肖木的信把這一點講得明明白白。據陳冀德回憶，當初工總司帶頭大張旗鼓慶賀成立“半周年”曾受到張春橋批評：“難道連一周年紀念都等不及啦？”而徐景賢回憶，這個批評出自於他，當時張春橋不在上海，但後來得到張春橋的支持。工總司一幫人這樣翹尾巴，自亂陣腳，張春橋不能坐視不管。

幕後張春橋和王洪文之間如何協調，肖木又起了怎樣的作用，陳冀德語焉不詳，可能她也不清楚。但王洪文在這件事情上的確向張春橋妥協了。可以推測的原因是：從歷史看，張春橋對王洪文的支持多多，如：一，安亭事件讓工總司合法化；二，工總司原來影響最大的頭目是潘國平，潘不是黨員，張春橋指定王洪文成為工總司參加三結合的頭面人物；三，張春橋把王洪文的情況匯報給毛澤東，引起毛的重視，並於1968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引見給毛澤東。毛澤東對王洪文感興趣，他才有機會在九大代表工人做大會發言；四，張春橋看到毛澤東要物色工人領袖，讓王洪文在上海市領導班子的地位從“王小七”上升到第三位，主持上海工作，使王有可能在林彪事件之後被毛澤東屬意為接班人。可以說，沒有張春橋的幾步提攜，王洪文不可能爬到後來這麼高。就是調肖木來北京幫助他學習工作，也是張春橋要幫他包裝理論形象，以獲得毛澤東的好感。當然，即使王洪文黨內職務排到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前面，“四人幫”相互之間的權力關係仍然是江青最威風，張春橋最有主見，王洪文不免還是小兄弟。他手下工總司一幫人，不能不把張春橋視為“老爺子”。

工總司山頭只顧自己逞強，導致大水沖了龍王廟。張春橋以不傷害王洪文面子的方式，擺平了一次內訌。應當說，平息《朝霞》風波，表現了張春橋的老謀深算。

張春橋在九大以後進入中央政治局，十大後又當選政治局常委，四屆人大還當了國務院副總理，但一直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命委員會主任。也就是說，上海是張春橋的勢力範圍。這是當時特殊的政治格局造成的。上海領導機構里的文人和工人都是張春橋一手提拔起來的，被結合的老幹部馬天水對張春橋也是言聽計從。但張春橋仍然意識到，身居京城，了解不到上海的第一手情況，送上來的簡報都是投其所好的順耳之言。他想建立另外的信息通道。通過陳冀德的告狀之舉，看到陳冀德是敢言之人，於是主動約陳冀德直接給他寫信反映情況。陳冀德先後給張春橋寫過四封信。第三封信不免都是批評工總司的王秀珍、陳阿大這些人事事處處凌駕於黨委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排斥異己，打擊老幹部。張給陳回過兩封信。有意思的是，第二次回信居然是讓陳談對樣板戲和《創業》的看法，並一再說不要外交辭令，要說真話。文化大革命中期以後，中國的老百姓對八億人反反覆覆看八個戲的局面已經不堪忍受。但江青還是一意孤行地普及樣板戲。對於不是她直接插手的文藝作品吹毛求疵。電影《創業》無意與江青唱對台戲，但她仍然通過于會泳羅列了“十大”罪狀。編劇張天民忍無可忍，向毛澤東告了御狀。毛澤東才有了“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的說法。樣板戲是江青的心頭肉，《創業》是江青的心病。張春橋知道人們對江青不滿，為什麼要讓陳冀德在這些敏感問題上說出真實感想？是他想進一步印證實際情況，還是他對江青的不理智也有自己的看法？外人不得而知。但這個細節畢竟提供了一個研究張春橋和江青關係的線索。

張春橋點題，還讓陳冀德談談對第九、第十次路線鬥爭的看法。陳回信談的居然是農民生活太苦，文革沒有給老百姓帶來實惠，文革後上台的新幹部在特殊化上比走資派有過之而無不及。後一個問題，張春橋也不是不知道，徐景賢也向他告過狀，他只能以“敵存減禍，敵去招過”提醒手下的文人，不要忘記否定文革的力量其實很強大，現在不是和工人造反派分裂的時候。

籌備九大的時候，陳伯達起草政治報告，主張發展生產，在毛澤東那裡碰壁，改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一直到十大，“批判唯生產力論”的調子越唱越高，“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成了張春橋的理論專利。即使他知道文革中老百姓生活很苦，他也不能改口。一旦失去了這種話語的路徑依賴，張春橋就失去了政治合法性。陳冀德說了真話，張春橋無言以對。

陳冀德為《朝霞》的生存告狀，給“上海幫”在中央的三個大員留下深刻印象。1976年5月，陳冀德到濟南開會後進京，王、張、姚分別接見。

先見的是姚文元。姚文元為了表明接受毛澤東不要搞“四人幫”的批評，為避嫌搬出了釣魚臺，住進東城區的一處中式宅院。院子很破舊，燈光很昏暗。陳冀德問肖木，房子這麼大，又這麼破舊，辦公廳的人怎麼也不幫忙收拾收拾？肖木說，他們哪裡會把姚文元放在眼裡。姚文元身上穿的軍大衣，都磨破了，沒有人管，還是張春橋說了話，他們才給換了一件。

第二個見的是張春橋。她的印象是張春橋會見她的客廳在過道里。從張春橋那裡談話後，是肖木帶她去釣魚臺職工食堂吃飯，就是饅頭、餛飩、麵條之類。

第三個見的是王洪文。陳冀德並不想見王洪文，王洪文要接見她當面消除“誤會”，陳也不能拒絕。但王洪文見陳冀德並不想談什麼，只是請她看電影參考片，找了六七個不認識的人一起喝茅台。

陳冀德直觀感受，王、張、姚三人的生活追求差別很大。王洪文生活奢侈，但張、姚在生活上並不奢侈，姚文元甚至有些寒酸。四人幫垮台以後，對江青、王洪文生活奢侈有揭露，但不見對張、姚這方面的揭露。有意思的是，1975年3月10日，徐景賢也曾致信張春橋、姚文元，反映王洪文沉迷於酗酒玩牌打獵，在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期間用名酒佳餚幾次宴請上海市的一班領導成員，並熱衷於調看內部電影，以合法和非法途徑享受進口奢侈品。

 當時的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物質相當匱乏，而制度對幹部生活享受的約束比現在嚴得多。王洪文、陳永貴、吳桂賢，當了中央領導人，也沒有享受高級幹部的工資。吳桂賢還是掙七十幾塊錢，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兩角錢一小包的茶葉都喝不起，只能喝白開水。陳永貴在大寨掙工分，國家給他每月一百元生活補助。王洪文吃、喝、玩、樂，靠的是特殊手段。徐景賢在《十年一夢》中說，王洪文安排他的小兄弟馬振龍當了上海市輕工局黨委副書記兼革委副主任，直接掌握了試製試用產品的大權。王洪文調去北京以後，馬振龍就源源不斷地給王洪文送試吃、試穿、試用、試玩的大量產品去，從香煙、酒類到糖果、罐頭、從手錶、照相機、打火機到錄音機、電視機，連王洪文設宴用的高級瓷器、玻璃器皿等，都由馬振龍送去。……高檔食品、家用電器、日用百貨、漁獵用具一應俱全的上海市輕工局，就成了王洪文一夥直接控制的物資供應站。而執掌這方面大權的馬振龍，也越來越受到王洪文的徵用和提拔，不但當了四屆人大代表，而且經王洪文批准，連續到日本、阿爾巴尼亞等國訪問。

造反者分文人和草莽兩類。文人可能有脆弱的一面，但在文人的頭腦里，不論是古代的聖賢之理，還是現代的革命之理，總還起些約束作用。張春橋提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也不能說不是他的信仰。草莽揭竿而起，以命相搏，“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為的就是打江山坐江山，上台後及時行樂屢見不鮮。王洪文和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一些頭面人物，掌權後急於鳥槍換炮，住好房子，坐好車子，享受“特供”。工人造反派腐化的速度和程度超過了“走資派”。陳冀德對張春橋毫不隱諱自己的看法，認為工總司這些人是“爭權奪利，胸襟狹窄，目光短淺，只知有群體，不知有階級，一切的一切，都以這一伙人的群體利益為首，為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從來不考慮階級的利益，更別說是高於一切的人民利益。”徐景賢也有類似的看法。

陳冀德記錄的這段歷史，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