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民公社是不能否定的。既是這樣，對人民公社的否定就是不正確了?是的。筆者詳細考證了否定派否定人民公社的理由，得出的結論是：否定派否定人民公社有五大理由，這五大理由都是錯判誤判，沒有一條是站得住腳的。 有哪五大錯判誤判呢? 第一，首先是對人民公社的性質和功能的錯判 否定派認為，人民公社追求“一大二公”，違背了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原則。所謂大，一是公社的規模比原農業生產合作社擴大了;二 是經營管理範圍比農業生產合作社擴大了。初級社、高級社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人民 公社則是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所謂公即增加公有製成分。以消除所謂生產資料私有制殘餘為理由，把社員的自留地、家庭副業等收歸社有;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最後變成“一平二調三收款”，嚴重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使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 我們首先要指出，“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本質特徵，是區別其它所有制形式的根本點，人民公社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就蘊含在這裡。如河南林縣的紅旗渠等大型工程， 歷時近十年，削平了1250座山頭，架設151座渡槽，開鑿211個隧洞，修建各種建築物12408座，挖砌土石達2225萬立方米，紅旗渠總幹渠全長70.6公里(山西石城鎮-河南任村鎮)。據計算，如把這些土石壘築成高2米，寬3米的牆，可縱貫祖國南北，繞行北京，把廣州與哈爾濱連接起來。紅旗渠總投資12504萬元，其中國家投資4625萬元，占37%，社隊投資不算民工的食宿開支還投資7878萬元，占總投資的63%。按民工每天1元計算，7萬民工10年的食宿消費在當年也不下11200萬元。這隻有借人民公社的威力才可以做到。因而，紅旗渠被周恩來總理稱為“大躍進”時期中國兩大奇蹟之一(另一個指南京長江大橋)。不是人民公社的集體優勢是不可能實現的。至於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最後變成“一平二調三收款”的說法，也是無的放矢的。“一平二調三收款”是初期人民公社的左傾表現，曾經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但在1963年貫徹《六十條》以後，這一病端已經得到根治，已經不存在了。 第二，對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管理體制的錯判 否定派認為，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的管理體制不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謂“政社合一”即把基礎政權組織和經濟管理組織合二為一。此外，還包括把供銷、信貸、手工業合作社同農業生產合作社都合併起來。國家在當地的一些企事業單位也統統下放給公社管理。這樣，就把一個鄉甚至幾個鄉範圍內的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政治、經濟、文教、軍事等，各方面的工作統統集中到公社。公社不僅管生產、管政權，還要管社員生活(食堂、醫院、托兒所、敬老院、縫紉組等)。這種體制導致不講經濟效益，不按經濟規律辦，單憑行政命令管理經濟，違背了經濟規律的自我調節功能，致使平均主義共產風嚴重泛濫，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 我們鄭重指出，政社合一是保持黨對經濟工作領導權的根本保證。反對政社合一其實質是取消黨對經濟工作領導。列寧在論述共產黨與經濟工作的關係時指出：在社會主義蘇聯，發展經濟是為鞏固蘇維埃政權服務的。因為，只有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和鞏固才能使無產階級的權益獲得根本的保障。他特別指出，在任何社會工人農民都會本能的尋求吃飯穿衣的問題。如果共產黨只是為了解決群眾的溫飽問題，就失去了共產黨存在的意義。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列寧經濟建設是為鞏固政權服務的思想，明確指出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毛澤東指出，人民公社“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便於管理，黨是領導一切的。這不僅是人民公社的經驗，也是中國合作化的經驗，這是寫入憲法的治國原則。 歷史表明，廢除人民公社後，農村基層黨組織長時間處於癱瘓，農村工作發生許多不該發生的問題。後來又重新恢復支部村長一擔挑，基層黨組織建設才得到改善和加強。 第三，是對農民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分配方式的錯判 否定派說，人民公社在分配方式上搞的是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干好干壞一個樣。還說，這種分配方式養懶人，違背了人都是自私的本能，傷害了群眾的積極性 ，遭到人民群眾的反對。這也是帶根本性的誤判。 這裡首先應糾正一個說法，即平均主義和吃大鍋飯的問題。現在人們習慣用平均主義和吃大鍋飯形容集體經濟，其不知這個觀點也是大有問題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逐步消滅差別，防止兩ji分化。怎樣防止兩ji分化?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工人農民組織起來，走社會化大生產的道路，通過大生產的道路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吃大鍋飯，共同富裕就是大平均主義。社會主義反對絕對平均主義，搞按勞分配，但維護的是大平均主義。因而，不能把反對平均主義和吃大鍋飯作為改革的方向與口號。另外，還要面對一個現實，人民公社貫徹《六十條》後，實行的是同工同酬的工分制，初期人民公社的絕對平均主義已經得到糾正。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打着反平均主義和吃大鍋飯旗號否定人民公社，不是無的放矢嗎? 第四，是人民公社限制商品交換和否定價值規律的誤判 否定派說，人民公社限制商品交換，否定價值規律。當時不少幹部包括高級領導幹部認為，商品交換越少越接近共產主義，有人甚至提出消滅商品生產的主張。因而人民公社成立後，商品生產和交換受到很大限制，正常的市場交換也被打成投機倒把。這種否定價值規律和商品交換的做法，嚴重地萎縮了市場的調節功能。上述情況 在人民公社初期是存在的，但在《六十條》貫徹以後，否定價值規律和商品交換的做法已經得到克服。因那時候經濟還不能敞開供應，在商品交換時有些商品是受限制的，這是保證國家經濟秩序穩定的正確舉措，這不算否定價值規律和商品交換，這不是人民公社的過錯。 第五，對人民公社武裝建設功能的誤判 否定派說，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將勞動力按軍事編制，組成班、排、連、營等單位，採用大兵團作戰的方法，從事工農業生產。與此同時，社隊普遍設立公共食堂、托兒所、敬老院、縫紉組等，以為這樣可以使家務勞動社會化，解放婦女，節約糧食，還可以培養群眾的集體主義、共產主義精神。 實際上，在貧乏的物質條件、原始的技術設備和落後的管理水平下，只能造成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給群眾的生活帶來更多的不便，因而不久即遭到群眾的普遍反對。這條說詞也很不靠譜。 首先要指出，否定派列舉的上述問題是初期人民公社誕生時發生的，到三年經濟調整時就已經解決了。在人民公社進入健康發展階段，民兵工作按照毛澤東要做到“組織落實，訓練落實，政治落實”的指示，民兵工作得到加強，使民兵建設成為實現中國全民皆兵的組織基礎。人民公社民兵組織在中國政權建設和做好反侵略戰爭準備中發揮了重大的歷史作用，這是無可非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