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史璞教授：據各方信息匯總分析，鄭州市7-20水災，可以初步判定為天災加系統性人禍，最終引發大區域水災。

    所謂“系統性人禍”，是指造成這次水災惡果的人為因素諸多且系統化，諸因在水災之前已經匯聚，在水災中聚合放大，最終造成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

    水災前的硬件問題：

1）常莊水庫等水利設施失修。

2）賈魯河因修建道路、沿河建築等造成數十段的堵塞、阻斷、狹窄等，形成嚴重影響泄洪的隱患。

3）鄭州市區的道路排澇設計標準低，重視地表工程，忽視路下工程，造成排泄不暢。

4）城市非生態化發展，地面硬化影響雨水滲透。

5）投巨資的“海綿城市”不達標，成為形象工程、洗錢工程，既浪費巨資，又耽誤水利設施等的修建。

6）主幹道等在雨季綠化施工等開挖地面、路面等，造成隱患和影響疏通。

7）道路規劃建設失控，造成諸多道路積水點並長期不治，典型如花園路與中州大道之間的國基路段。

8）城市交通規划水平低下，導致交通不暢，為此多建地下通道治標，但排澇設計標準低、質量差，造成嚴重隱患。鄭州市的地下通道遇雨積水由來已久，但政府官僚已經熟視無睹。

9）城市建築的地下設施防水配套不足或缺失。

10）城市防洪的系統性設施缺失，包括預警系統、防洪系統及防洪物資設備工具等。

    水災前的軟件問題：

1）應急法規等不能貫徹落實。

2）應急預案不完善，非優化。

3）系統性忽視應急預案的演練、落實。

4）應急預案和應急知識缺少宣傳普及，束之高閣，與民眾脫離。

5）應急管理沒能制度化、程序化、標準化，被形式化、運動化。

6）應急管理的決策體制極權化、非專業化、非規範化，關鍵時刻靠政治一把手決策。

7）應急救援組織和管理能力弱化。

8）系統性的缺失預防意識和責任意識。

9）報喜不報憂的官吏心智和官場文化。

10）掩蓋問題，缺少追責和懲治，造成應急失職瀆職的成本小、風險小、收益大，放縱應急失職瀆職，擴大化為系統性不負責、避責、迴避風險、不願擔當。

    上述硬件和軟件問題，本質是官僚體制的極權化並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利己主義、機會主義，不能以民為本，不能長期負責，執政行為短期化。

    鄭州7-20水災，超常暴雨是“緣”，不是“因”，“因”是水災前的系列軟硬件問題。因緣聚合，水災發生：

1）省市氣象部門的連續高頻率紅色預警被忽視。

2）預防水災會議化，沒有貫徹落實。

3）暴雨前常莊水庫等沒有騰出庫容。氣象預警後，依然沒有騰出庫容，在暴雨時造成水位迅速提高。

4）暴雨造成的水壓和失修等導致常莊(等)水庫管涌，為防潰壩急於泄洪。

5）賈魯河沿線的數十處阻斷、狹窄、淤積等隱患嚴重影響泄洪，導致賈魯河的泄洪洪水四溢，並沖向鄭州市區。

6）政府應急失控，不能迅速通過各種媒體、移動端等警告市民和各單位防洪，造成市民和各單位不能應急。

7）城市的日常管理、執法部門對應急和災情無動於衷，尤其是交警管理室內化、攝像監控化，導致現場嚴重缺少交警指揮，主要靠民眾自救和互救，並導致京廣隧道等的嚴重傷亡。

8）地鐵等應急決策有誤，造成違規違法行車，造成重大傷亡。

9）電力、通信等部門無力無能保護電力和通信設施，造成停電和通信障礙，加劇社會失穩。

10）疾速泄洪導致鄭州東和鄭州南大面積水淹，尤其是造成鄭大附屬醫院、華中阜外醫院等的嚴重水災，造成巨大損失。

11）為保護鄭州，加大泄洪，與暴雨聚合，造成鄭州下游周口等地區的洪災，形成“蝴蝶效應”“多米若骨牌效應”。

    綜上，鄭州市的7-20水災，是天災加系統性人禍，天災是誘因的“緣”，人禍才是“因”。因緣聚合，發生鄭州7-20水災，造成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巨大損失，並導致剛享受小康生活和脫貧的眾多農民等遭受嚴重損害。因此，必須依法追究鄭州市的主政者的失職瀆職罪責，否則，國將不國，民將不民，黨和政府的領導權威和公信力將損失殆盡！

給水庫泄洪立法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

Original 熹華君 曹教授 7/25/2021

【https://mp.weixin.qq.com/s/i6GOM50vVOuh2sEc4oaD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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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國暴雨成災的時候，本號推出《是該給水庫放水泄洪立法了！》。

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是一般的重大。

幾乎所有水災背後，表面是暴雨成災，而背後真正威脅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嚴重損失的，多有水庫泄洪的影子！

是水庫泄洪的隨意性，是水庫泄洪時的自我經濟利益考量，常常把天災釀成人禍。

這樣的案例，在每一年洪澇災害發生的背後，時有發生。

天要下雨，誰也無法阻攔。

但在人類科技文明達到如此高度的今天，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日益現代化的今天，如果年復一年重複水患的驚擾，就應當深刻反思了。

所有水災的背後，除了決堤潰壩，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內澇，二是泄洪。

相對內澇，更可怕的是泄洪。

泄洪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強降水導致水庫儲水超過警戒水位，只有泄洪才能保證水庫安全。

水是水庫最重要的資源，水庫本身惜水如金。所以再多的水，不到最後關頭，絕不開閘放水。

結果等到水滿為患時，水庫下游也正遭受水患，水庫這時放水，這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

泄洪迅速抬高下游水位，內澇變成洪災。

特別是今天的城市設施中，地鐵、隧道本是最安全便捷的通行，結果瞬間成為墳場，成為最容易悲劇發生的地方。

2018年，壽光洪災導致13人死亡3人失蹤，直接經濟損失無數。

原因是受颱風影響，山東壽光多地連降暴雨，造成彌河流域上游三個水庫同時泄洪，沿河村莊被河水倒灌，多村被淹。

壽光洪災發生以後，有困難菜農絕望自殺的新聞轟動全國。

針對當時的洪災，當時網民紛紛留言，指責天災背後的人禍因素。

在網上看到，洪災過後，常常有公民把水庫告上法庭的新聞，但法院判決未必如願。

就像百度百科“2018年壽光洪災”條目說的：

關於壽光水災的成因，究竟是應該將其歸為颱風降雨的天災，還是上游水庫集中泄洪等造成的人禍，各方說法不一。

何止是2018年壽光洪災。

去年安徽歙縣7月7日被淹，網傳當地民眾指責上游水庫凌晨4點突然泄洪，未做提前通知。居民商戶來不及作出反應，數人死亡，財產損失無數。

2020年僅僅一個歙縣，就有24座水庫超汛限水位。這24座水庫，本來應起水量調節作用，降雨的時候儲水，乾旱的時候放水，結果因為預測、調節不當，導致在強降水的汛期，成為懸在下游居民頭頂的大患。

今年7月鄭州洪災，同樣有人指出釀成嚴重事故的固然是強降雨，但上游水庫泄洪因素不能忽視。

目前網上能查到的是，7月20號10:30分開始泄洪，直到21號凌晨1點才在“鄭州發布”看到泄洪消息。

有沒有泄洪時向行洪區群眾和單位通知和預警，讓大家做好防範？

水庫泄洪，因為無法可依，常常導致行洪區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遭遇重大損失。

因為泄洪無法可依，越來越多的水庫，已經成為懸在下游居民頭頂的大患。

水庫泄洪，從水庫自身決策上講，總是振振有詞：

不放水，水庫就會決堤，造成嚴重的後果，誰來負責？

緊急放水，是因為突遭暴雨，水位上升，不緊急放水水庫會垮塌。

只有跳出水庫看水庫泄洪，把水庫泄洪放在全局看，就知道水庫泄洪的隨意性。

有些水庫不把下游居民生命財產安全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不尊重科學和天氣預報，寧願賭下游遭殃，也不輕易放掉水庫里的水。

等到非泄不可時，結果是加重水災。

水庫泄洪能不通知儘量不通知，就是通知，幾乎也給不了下游居民準備的時間。

因為泄洪突然，置下游居民生命財產安全於不顧，每一年造成的損失不計其數。

水庫泄洪隨意性的根源，是泄洪無法可依。即使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和巨大財產損失，自己也沒有法律責任。

網上甚至流傳這樣令人痛心的說法：

每一年血的教訓告訴人們，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悲劇就會年年在不同地方上演。

國家對於水庫放水泄洪有相關法律法規，但執行細則缺失，更沒有責任追究機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第四十四條規定：

在汛期，水庫不得擅自在汛期限制水位以上蓄水，其汛期限制水位以上的防洪庫容的運用，必須服從防汛指揮機構的調度指揮和監督。

《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汛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

當河道水位或者流量達到規定的分洪、滯洪標準時，有管轄權的人民政府防汛指揮部有權根據經批準的分洪、滯洪方案，採取分洪、滯洪措施。採取上述措施對毗鄰地區有危害的，須經有管轄權的上級防汛指揮機構批准，並事先通知有關地區。

這兩條直接關於泄洪的法律法規，都沒有具體的執行細則，更沒有法律責任和追究機制，讓水庫放水泄洪的超前性、隨意性、預警性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

鑑於水庫泄洪事關全民重大利益，鑑於水庫泄洪年年釀成重複的悲劇，給水庫泄洪立法，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了！

讓我們一起推動水庫泄洪立法早日提上日程，推動水庫泄洪法早日出台，因為這事關眾多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早日立法，就是早日避免水庫隨意泄洪之苦，就是挽救我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