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想象革命？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有遠大的理想，有改天換地的精神，有消滅一切毒蛇猛獸、剷除一切人間害人蟲的決心和氣魄。革命是我們的生命。  但是，在資本主義正常發展和資產階級正常統治時期，怎樣才能想象革命呢？怎樣的革命才是現實的、可預期的，如毛主席所說，“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而不是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的、“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  這是個問題。一方面，在2012年以後一度蓬勃發展的左派青年小組在2018年受了大的挫折，他們的“革命路線”也隨之破產了，這些小組的領袖大多數也已經“淡出”了。還有一些同志並沒有放棄理想，但是也難免陷入相當的彷徨和迷茫，除了“堅持”以外，暫時還不能夠清楚地看到堅持的前途在哪裡。  另一方面，新一代的青少年進步小組正在全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這些新的小組，朝氣蓬勃、鬥志昂揚，但是並沒有經受過嚴重的階級鬥爭的考驗，還不了解鬥爭的殘酷性、艱巨性和長期性。  為什麼在經歷了一次大的風浪之後，有些人被淘汰了，有些人卻能夠迎難而上，在大風大浪中脫穎而出，迎接下一場戰鬥？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對於未來的勝利有沒有信心，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人是有思想、有預見能力的動物。人的行為是受自己對未來的預見指導的。無論是幹革命還是謀生活，我們的將來有沒有“盼頭”是影響我們的精神狀態的一個重要的乃至決定性的因素。  那麼，中國的革命事業有沒有“盼頭”呢？為此，有必要先討論一些實際問題。    二十世紀的革命經驗     革命是改天換地的事業。但是，中國的“天”怎麼改、“地”怎麼換？讓我們先來看一下前人的經驗。  二十世紀世界各國的革命（以及某些情況下的反革命）大概有這麼幾種情況：城市工人武裝起義、農村包圍城市的持久人民戰爭以及形形色色的“顏色革命”。  了解紅色中國網的同志知道，2018年的夏天，在紅色中國網與部分左派青年同志之間爆發過一場關於“中國是否帝國主義國家”的爭論。在那場爭論中，遠航一號、井岡山衛士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即按照對列寧《帝國主義論》的正確理解，如果中國果然成為了帝國主義國家，從而可以通過剝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外圍地區而攫取大量超額利潤或超額剩餘價值，不僅不能造成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而且意味着中國資產階級將有能力收買工人貴族、培植改良主義，建立起資本主義範圍內的階級妥協（見井岡山衛士、遠航一號，“我們為什麼要學習列寧的《帝國主義論》”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36083；遠航一號，“再談怎樣學習列寧的《帝國主義論》”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36136）。  反對我們的同志不承認我們的觀點，並且指出，沙皇俄國也是帝國主義國家，並且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取得了勝利。這裡且不論俄國革命的勝利是由當時沙俄的帝國主義性質決定的還是由其半外圍的性質決定的，僅就俄國革命的形式來說，俄國革命是通過城市工人武裝起義取得勝利的。彼得格勒以及莫斯科的城市工人武裝起義為什麼能夠取得勝利呢？首先，是因為帝國主義大戰嚴重地削弱了沙皇俄國；更主要的，是因為在戰爭中沙皇俄國不得不進行全面動員，從而造成了工人和勞動農民掌握武裝的情況。這兩種條件在今天的中國都不具備。  如遠航一號在以前論證過的，由於世界各國勞動群眾政治覺悟的增長以及現代戰爭形式的變化，在中國與主要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不會再發生以消滅敵對國全部戰爭潛力為目標的全面戰爭，資產階級也不再敢實行“全民皆兵”式的動員（見遠航一號，“中國資產階級會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嗎？”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48110）。由於這些變化，在可預見的將來，在中國不會出現主要大城市的工人掌握大量武裝而資產階級軍隊瀕於土崩瓦解的狀況。事實上，在1917年以後，除了在一些國家曾經發生過由激進軍官集團發動的軍事政變以外，在世界各國就再沒有發生過城市工人武裝起義取得勝利的情形。  那麼，未來的中國革命能不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持久人民戰爭的道路呢？也是行不通的。我們知道，在上一次革命的時候，中國社會是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被剝削勞動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以及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相聯繫的其他國內反動派。而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工業國，未來革命的主力軍是城市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動力與對象與上一次革命相比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決定了新的革命不可能照搬舊的革命策略。  目前，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些外圍國家，在資產階級統治比較薄弱的地區，仍然有按照農村包圍城市的指導思想堅持革命鬥爭的力量。很多青年同志對於印共（毛）的鬥爭抱有很大的期待。這種期待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目前，印共（毛）的軍事鬥爭進入了困難階段，其根據地和游擊區與十多年前相比都大大縮小了。印共（毛）掌握的武裝力量目前不到一萬人。相比之下，印度資產階級的正規軍和各種準軍事部隊有大約200萬人，還不算各種地方“民兵”和地主武裝。從社會基礎來說，印共（毛）主要依靠的是山區少數民族，在印度大多數勞動群眾中的影響力有限。印度工人階級在政治上主要受國大黨、印共（馬）和印共的影響。前者是印度歷史悠久的資產階級政黨，後兩者是老牌修正主義黨。  自1989年以來，形形色色的“顏色革命”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諸多外圍、半外圍國家政權更迭的一種主要形式。所謂“顏色革命”，在形式上是通過持續的、大規模的街頭抗議和示威活動對通常是採取獨裁、專制政體的統治者施加壓力，直至對方被迫放棄政權，實現政權更迭。這種“顏色革命”，通常在表面上是由一個國家的小資產階級政治活躍分子領導，但往往得到資產階級某一派的默許或支持，在許多情況下還有若干主要帝國主義國家介入。工人階級在歷次“顏色革命”中往往處於政治上不自覺的狀態。  如果對歷次“顏色革命”仔細研究，就會發現，凡屬於“成功”的“顏色革命”，其最後“成功”都不是由於單純的街頭抗議乃至“國際制裁”的壓力，而是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特別是在鬥爭的最後關頭資產階級軍隊選擇“中立”或公開支持反對派。因此，即使是所謂“成功”的顏色革命，最後的結局也是資產階級的一派代替另一派，不僅工人階級白白犧牲，連小資產階級也得不到實質性的好處。不僅如此，一旦形勢穩定下來並且資產階級感到政治上有必要，昨天還“支持民主”的軍方，今天就可以反過來鎮壓自由派小資產階級；埃及就是這方面的典型，緬甸的情形也類似。  2019年，香港群眾（主要是香港小資產階級）企圖在香港複製“顏色革命”的模式，但是在香港根本不具備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一部分倒戈的條件。除此以外，香港工人階級沒有發動起來（不是說香港工人應該被“發動”，香港工人拒絕被“發動”符合他們的實際物質利益），香港小資產階級又採取了歧視、排斥內地勞動群眾的錯誤立場，加之主要帝國主義國家不願意淌香港這灘渾水，香港群眾運動必然要陷入失敗。中國資本主義的特殊性  這樣說來，二十世紀革命（與反革命）的幾條主要經驗 —— 城市工人武裝起義、持久人民戰爭、“顏色革命”—— 在今天的中國都行不通。  那麼，前方的道路在哪裡呢？我們說，作為革命者，應當要想象革命，不僅應當想象革命，而且還必須敢於想象革命、善於想象革命。  要做到善於想象革命，就不能拘泥於前人、外國人的經驗，就要敢於、善於探索前人和外國人沒有走過的道路，就要敢於和善於摸索出屬於中國工人階級自己的新路。  要做到這點，就要努力了解中國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就是說，中國資本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相比有哪些特點，有哪些不同的地方。這樣，才能找到未來中國革命的特點，找到未來中國革命的優點 —— 以往外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都失敗了，或者他們的經驗不再適用了，憑什麼中國的無產階級就有可能勝利？  了解紅色中國網的同志知道，若干年來，我們一直主張，中國資本主義的特點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一個半外圍國家。從“中帝論”（主張中國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論點）出發不可能尋找到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如上，現在不存在城市工人武裝起義的條件），而從中國是一個半外圍國家的認識出發，卻有可能尋找到這樣一條道路。  什麼叫“半外圍”呢？首先，不要把“半外圍”與“半殖民地”混淆起來。“半外圍”是相對於“外圍”說的。今天的中國不再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外圍國家，這表現在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經充分發展，在生產關係方面已經幾乎不存在前資本主義殘餘，表現在中國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一個主要的工業國，表現在中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有很大的增長，已經不存在前資本主義形態的剝削階級。  但是，中國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並不掌握大量的尖端技術（能夠帶來超額壟斷利潤的技術），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可能掌握（極個別領域除外）。這一方面是因為主要帝國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核心國家）的阻撓，但更主要的是因為中國巨大的人口和經濟規模導致一旦中國資本家掌握某項技術，哪項技術在世界市場上就會喪失其壟斷特性，而逐步淪為一般的競爭性技術，從而無法給中國資本家帶來超額壟斷利潤。  於是，我們就看到這樣的情況：大約在2007年以後，中國經濟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速度開始放慢，與世界技術前沿接近的速度也在放慢。為了維持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越來越依靠物質資本的投資，而過度投資又反過來導致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在這方面，我們過去已經有很多論述，在未來的幾個月還會提供更多的統計證據。本來，在2007年以前，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平均利潤率是大大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的，但是近年來已經下降到與世界平均水平相當，並且這個下降的趨勢還在繼續。  如果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不能制止，會給中國資本主義帶來怎樣的影響呢？一種可能是，利潤率下降到一定水平以下，顯著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從而外資撤逃，中國的資本家也紛紛將資本轉移到國外，發生大規模的資本外逃，中國經濟在短時間內崩潰。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麼，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形勢在一個比較短的時期內就會發生急劇變化。但是，畢竟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還沒有發生過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危機，未來的經濟危機會以什麼樣的形式爆發，經濟危機會不會轉化為政治危機，都有待於未來的實際發展來驗證。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隨着利潤率的下降，中國資本家投資的積極性會受到打擊。那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率會逐步放慢，但並不崩潰。我們主要來討論這第二種假想情形。  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半外圍地位，這就決定了中國經濟無法在世界技術前沿與主要核心國家展開競爭（或者這種競爭會導致參與競爭的資本家利潤率一起下降，將壟斷行業變為競爭性行業）。另外，中國也不是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所以無法通過高價值自然資源出口取得某些階段性的超額利潤（如中東石油出口國）。由於這些條件的限制，中國資本主義只能依靠殘酷剝削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在世界市場上競爭，這不僅表現在比較低的工資水平，更多地是表現在超長的勞動時間（平均每個工人的年勞動時間在2300小時以上，比一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年勞動時間多出三分之一到一半）和非人的勞動強度（從而過勞死、工人絕望自殺頻頻發生）。但是，為了維持這樣的超長勞動時間、極高勞動強度的剝削體制，就決定了中國資本主義必須剝奪工人的各項民主權利，剝奪工人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組織的權利，並用專制手段對工人的反抗進行鎮壓。如果沒有這些條件，作為中國特色的超長勞動時間、極高勞動強度的剝削體制一天也維持不下去。所以，對於超長勞動時間、極高勞動強度的剝削體制的需要決定了中國資產階級永遠不可能與中國的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就社會福利、政治民主等問題達成穩定的妥協。  但是，現在這種超長勞動時間、極高勞動強度的剝削體制的物質基礎出現了問題。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見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48370），為了維持超長勞動時間、極高勞動強度的剝削體制所必需的青壯農民工勞動力正在迅速萎縮。2016年時，在2.82億農民工中，尚有約9000萬年齡在30歲以下；到了2019年，在2.91億農民工中，只有7300萬年齡在30歲以下。在短短三年時間中，30歲以下農民工的總數減少了1700萬，平均每年減少約570萬。2020年，農民工總數減少到2.86億，其中30歲以下的減少到約6500萬，比上一年減少了800萬。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情形特殊。即使不考慮2020年，以2019年為起點，如果30歲以下農民工平均每年減少570萬，那麼到2032年，中國30歲以下的農民工將完全消失！  我們知道，無論是製造業的血汗工廠還是現在新興的為網絡平台服務的外賣員和快遞員，對工人身體健康的消耗都極大，只有30歲以下的青年工人才勉強可以承受並連續工作數年。一旦30歲以下青年農民工完全消失，中國資本主義幾個最有利可圖的行業就將陷入沒有足夠的工人供其殘酷剝削的窘境。  當然，上面的數字計算只是一個十分簡單的線性外推。現實經濟的發展更加複雜，到2030年以後，中國的青年農民工應該也不會完全消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到那時，中國的青年農民工規模將比現在極大地縮小，能夠適應中國資本主義所需要的超長勞動時間、極高勞動強度的剝削模式的勞動力也將嚴重短缺。  這將帶來幾個方面的後果。首先，隨着青年勞動力的短缺，以及上述的利潤率的下降，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在2030年以後可能會快速放慢，直至陷入完全的停滯，其情形可能會與現在的歐美國家類似。另一方面，青年勞動力的短缺會大大地提高這一部分勞動力的鬥爭能力，迫使不同行業的資本家用更高的工資來爭奪有限的青年勞動力，而工人鬥爭能力的增強又會反過來加重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利潤率危機。  有的同志可能會提出，資本家會不會用機器換人、自動化等辦法來應對勞動力短缺的危機呢？這個問題以後可以再詳細探討。這裡僅僅指出，機器換人僅適合於一些特定的勞動過程，其技術可能性被資產階級媒體極大地誇大了，而且自動化需要提高資本有機構成，會進一步加重利潤率下降的危機。  如果中國經濟陷入完全停滯，又會發生什麼呢？我們現在看到，陷入長期經濟停滯的歐美各國，雖然尚未發生革命，但是已經普遍陷入嚴重的社會動盪，舊秩序正處於慢性瓦解的過程中。  就中國來說，經濟停滯對於資本主義秩序的打擊將更加沉重。這是因為，中國資本主義始終依賴超長勞動時間、極高勞動強度的剝削模式。以往，廣大勞動群眾勉強還可以忍受這種剝削模式，是因為勞動者平均的實際工資在過去一直快速增長，使得廣大勞動群眾多少有一些“盼頭”，農民工還可以盼着有朝一日成為城裡人（或者最低限度回家蓋幾間房），城市工人的後代還可以盼着“消費升級”，工農子女還可以盼着自己比父母一輩過得更好，小資還可以盼着過上“發達國家”的生活水準甚至實現“階級躍升”，從而各自有相對充足的心理理由來抵消生理上被壓到極限的負擔。然而，一旦中國的經濟增長大大放慢並陷入完全的停滯，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增長也必然放慢並停滯，甚至下降，那樣，廣大勞動群眾承受超長勞動時間、極高勞動強度的心理依託將完全喪失。這種心理依託一旦喪失，超長勞動時間、極高勞動強度的剝削模式便很可能在短時間內全面崩潰。這種崩潰，可能表現為大量的、頻繁的、無法全面鎮壓的自發罷工，還可能表現為普遍的怠工和破壞行為，並且像新冠病毒一樣，迅速地在工人中傳播開來，競相效仿。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由於“法不責眾”，資本主義的勞動紀律將全面瓦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也將在惡性循環中迅速癱瘓。中國革命的特殊性 —— 反抗超長勞動時間、極高勞動強度的“總罷工”  如上所述，未來的中國革命不會走城市工人武裝起義、持久人民戰爭的道路，也不會走“顏色革命”的道路。但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提出過一種工人階級“總罷工”的設想。  這種“總罷工”的設想，就是說，當工人階級的團結和鬥爭力量發展到一定程度，便可以發動全國範圍的、各行各業的總罷工，通過使得資本主義經濟陷入癱瘓的辦法，迫使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投降。根據俄國1905年革命的經驗，羅莎?盧森堡曾經指出，這種“總罷工”未必是由一個統一的機關領導、在全國工人中同時發動，而是可以採取遍布全國的大量自發罷工此起彼伏的形式。  未來中國工人革命的道路，可能採取的就是這樣一種沒有統一領導的全國範圍“總罷工”的形式 —— 反抗超長勞動時間、極高勞動強度的“總罷工”。  那麼，這種自發的但是全國範圍的“總罷工”與社會主義道路之間又存在着怎樣的聯繫呢？我們反對庸俗的“灌輸論”（那種認為只有知識分子掌握真理並有資格向工人階級單方面“灌輸”的思想）。但是，我們從來不否認，純粹自發的、非政治性的工人鬥爭不可能自動地帶來社會主義。但是，全國範圍的、普遍的、自發的工人鬥爭雖然不可能自動地帶來社會主義，卻可以帶來社會主義生長所需要的豐沃的土壤。正是在這種全國普遍的工人鬥爭中，才會產生出一大批經過實際鬥爭鍛煉的工人階級優秀分子。這些工人階級優秀分子又可以與小資產階級出身但已經初步站到了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革命知識分子結合起來，建立起新的、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  另一方面，隨着資本主義經濟在全國範圍的、普遍的工人鬥爭中陷入癱瘓，資產階級將陷入動搖和混亂。當資本主義經濟陷入癱瘓時，國內外壟斷資本還可以勉強維持，但大批中小資本家將陷入全面破產。中小資本家雖然其經濟力量有限，但人數相對較多，是資產階級統治的一個主要社會基礎。隨着大批中小資本家破產，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將陷入嚴重的分裂和內訌。  這時，會有一部分資本家集團，為了挽救本集團的短期和眼前利益，不惜犧牲整個資產階級的長遠和根本利益，而資產階級國家也會喪失維持資產階級長遠利益的能力。在廣大勞動群眾鬥爭的壓力以及資產階級內部某些集團壓力的共同作用下，資產階級國家將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用犧牲本階級長遠利益的辦法，來換取短期的生存和穩定。比如，滿足廣大勞動群眾限制勞動時間和改善勞動條件的某些要求；比如，允許若干行業的工人按照民主原則組織工會；比如，允許區、鄉一級的人民代表大會實行自由選舉。  然而，這樣的讓步，一旦開始，就將一發不可收拾。隨着大量的無產階級優秀分子脫穎而出，隨着事實上或者公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成立，隨着資產階級地方統治的癱瘓和瓦解，將首先在一部分地方出現地方工農民主政權。在這樣的地方工農民主政權的基礎上，只要新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能將所有的無產階級和進步知識分子中的優秀分子團結起來，消除種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消極影響，克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就有可能建立起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城鄉半無產階級和進步小資產階級為主要同盟軍的社會主義人民大同盟，分化、瓦解資產階級，孤立並打擊資產階級中最反動的部分，從而開闢出一條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無產階級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