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個明明是陰陽怪氣的“兩面人”，卻總是以經綸滿腹、一貫正確的祖師爺自居，搗糨糊，攪混水，信口雌黃，造謠惑眾，近階段就“共同富裕”話題所拋出的“殺富濟貧”論，就是其中一例。 或許，“殺富濟貧”的理論依據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吧，不論後人對此有多少理解和詮釋，但基本上也就只是小生產時代其代表人物的管中之見——社會多數人貧窮的弊端，哪能靠殺幾個貪官、幾家富翁根治得了？ 據說，“殺富濟貧”與平均主義相連，未必吧。自古綠林“坐地分贓”論功行賞，有不得平均主義存在。《水滸》好漢嘯聚山林，“路見不平一聲吼，你有我有全都有”，但哪一仗得勝了，不是“排座座”後才“吃果果”的，梁山好漢一百零八，黑旋風與宋頭領可曾有過平起平坐？所以，“殺富濟貧”與“平均主義”根本不是什麼“孿生兄弟”，並無天然聯繫。 《共產黨宣言》問世以來，共產黨的領袖級導師都鮮明地指出，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推翻骯髒、渾濁、黑暗、少部分人壓迫、奴役大多數人的舊世界，不是因為與任何依仗權勢起家的暴發戶或者通過剝削積聚資財的富豪有什麼私仇，而是要“為天下的窮人爭自由”、“天下勞苦大眾得解放”，否定不平等不合理、“少數人吃多數人”的社會制度，建設一個每個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清淨、美好、光明的新世界，如此“天翻地覆”的宏偉藍圖，千秋大業，與“殺富濟貧”的草莽行徑八竿子打得着嗎？ 曾經起過“革命作用”的資產階級，“在封建社會的滅亡中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由資本家階級操控的市場經濟並非如諸輩祖師爺們所粉飾的那樣“自由平等博愛”，普世永恆，完美無缺，他們早就把用來對準別人的武器對準了自己，墮入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的歷史隧道，替代它的，必將是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社會正義公平、財富極大增長、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人類最高級社會制度。 以此為最終目標，中國共產黨運用的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走的是光明磊落的人間正道；艱難困苦中，立黨是為公，初心是為民，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百年奮鬥，玉汝與成，從來不以“殺富濟貧”為然，既沒策劃平均主義的“頂層設計”，也沒提供殺富濟貧的“靈丹妙藥”，依靠的是“改進工作方法，關心群眾生活”所煥發的千百萬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依靠的是具有堅定信念和崇高理想的一代代共產黨人的慷慨獻身和前赴後繼。炒作“既不能殺富濟貧”“又不能平均主義”的謊言，硬是往中國共產黨史冊中塞去，難道不是赤裸裸的造謠和誣衊嗎？ 鬥爭起始，赤手空拳，革命力量處於“星星之火”階段，“剝奪剝奪者”是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形式啟步的，但武裝工農民眾的槍支彈藥，主要還是粉碎國民黨反動派圍剿後得到的“蔣大隊長”的“厚禮”，要不，工農政權區域內有幾家土豪可打、幾枝破槍可繳？至於對反動派階級中冥頑不化的死硬分子，除確實因罪惡累累民憤極大者經公審後處以極刑堅決鎮壓外，一般都是“攻心為上”寬大為懷，採取“教育改造政策”給予出路，“殺富濟貧”絕對不可能維持得了革命力量形成燎原之勢後的生計和活動。從井岡山鬥爭開始，我們黨就貫徹“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的方針，執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政策，其所起的作用、產生的影響和意義，是歷史上任何綠林好漢打家劫舍、“殺富濟貧”堪以比擬的嗎？ 歷經百年風雲，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站起來強起來，進入了富起來的新時代。解困脫貧、建成小康邁向共同富裕，是責任所在，擔當所在，黨中央自然會有一系列的政策扶持和舉措推進，是要讓最廣大的人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路上成果共享，幸福美滿。這條道路雖然漫長但必定越走越寬廣，何以一提“共同富裕”，祖師爺們就心驚肉跳，如坐針氈，歇斯底里這也要“防止”，那也要“防止”，吵吵嚷嚷，喋喋不休，難道真是太放不下那副“祖師爺”的嘴與臉？ “殺富濟貧”，“平均主義”，充其量只是小生產的狹隘意識，與共產黨人的遠大抱負、崇高使命、綱領路線、政策方針都格格不入，毫無關聯，是那些別有用心者潑往毛主席的髒水，砸向共產黨的黑鍋。為人不做虧心事，祖師爺們大可不必“杞國無事憂天傾”，如果還懂得“謙遜”兩字，那就該靜下心，定住神，守住魂，閱讀一下《毛選》，看看毛主席從井岡山開始到窮過渡、浮誇風盛行期間直至晚年，在反對平均主義方面有那些論述和告誡；也不妨學唱一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用腦袋體味“繳獲要歸公”和“不虐待俘虜”，或許能對“殺富濟貧”和“平均主義”開出點新的竅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