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的御用與相輕與勢利

萬沐

中國文人最難日的地方就是御用和文人相輕。御用某些時候或者是環境所迫，相輕則純粹是壞種的表現。

我這裡所說的“御用”，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為君所用，而是指逢君之惡。歷史上有名的文人比如寫《商君書》的商鞅等和《韓非子》作者韓非就屬於這種典型的角色。再就是五代十國時候的南漢，知識分子們為了當進士，紛紛自宮迎合變態皇帝的喜好，去獵取功名富貴。其本質上比刁豎易牙還壞。比魏忠賢還噁心。

到了今朝，郭沫若、翦伯贊-----包括老舍、周揚、馮友蘭、臧克家----太多了，列不過來，都是這種角色。當然，浩然、芮成鋼他爹，根本就算不上。俱往矣，人們以後都不說因為他們自己割掉了自己的玩意，卻把原因推給了某個偉大的人物。

時移世易，周帶魚、花千芳、胡錫進、金燦榮，又一個一個粉墨登場了，他們帶着算盤，不，精密的計算機，精心揣摩上意，也精確計量下情，一切唯君唯上，將太監和江湖騙子的功夫發揮到了極致。不僅政治上風生水起，經濟上也盆滿缽滿，有的還贏得了春色滿園。

真是江山代有文狗出啊！

文狗們一心媚上還不夠，還要搞“同類相忌”、“文人相輕”以保自己富貴，甚至一些不值一提的利益。據季羨林先生的文章，當年許多名滿天下的教授在“五七”幹校，就是為了爭取一次放假的機會，也要隨時告發他人，看了令人心酸，覺得中國文人墮落得真是毫無底線。

至於文人之間的相互不服氣、相互攻訐，就不勝其數了。比如傅子東對王力、黎錦熙漢語理論的挑戰，明顯就帶有一種文痞嫉妒心發作，無理鬧事的惡意。而老舍先生對反映農村現實的從維熙安上一頂“煽動農民起義”的大帽子，則分明就是為了往上爬，而不惜置他人於死地。

現代舉報大俠司馬南這幾年不是舉報艾未未，就是攻擊崔永元，黑方方，打擊張文宏，其實，誰也看不出這種舉報、攻擊的正義性到底在哪裡？不就是公眾人物（廣義文人）之間由於意氣之爭、名氣之爭，司馬南藉機公報私仇嗎？

至於其他文人相輕、以至於相食的例子就是在太多了，不勝枚舉。不舉了，不舉了，舉了，好像給人感覺還是個別現象似的。

作為吃瓜群眾，我經常看到近處的一些文人，甚至一些根本就算不上文人而喜歡折騰文字的人，為了出風頭，爭上位，是何等地處心積慮、尊己卑人。而且醜態百出，得意則把酒臨風，失落則咬牙切齒。文人之間同類相咬，賣石灰的見不得賣面的，令我等旁觀的貧下中僑常常嘀笑皆非！

現在文人除過御用，還進一步被商用了，

聽說有資本已經在包裝詩人了，讓文人替他們的企業說話，甚至說假話，忽悠廣大的老百姓，令我馬上就想到了張昌宗、張易之這兩個武周時期的娘炮，並想到了“二奶”和煙花女子這兩個詞。

當然，文人“商用”還不止是個“二奶”的問題，而是由“商用”生出的整個文化價值觀的扭曲，就是“勢利”的正確化。文化和文學已經失卻了“但歌生民病”的優良傳統，而變得市儈與實用。寫病態、寫變態、寫奢靡與荒淫，迎合資本成了新潮，而把玩文妓也成了土豪一時的時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