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細數來，中國的資本家不少，但象榮氏家族這樣顯赫百年的卻不多。
榮毅仁的父親榮德生，江蘇無錫人，從事於紡織、麵粉、機器等工業近六十年，被稱為“麵粉大王”、“棉紗大王”。 榮德生與其兄榮宗敬早年在錢莊當學徒，幾年的錢莊學業生涯，使榮氏兄弟在創業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1896年，榮氏兄弟開設廣生銀莊，業務興旺，但榮德生早年在廣東接受了南國的新思想、新風氣，意識到這個世界上還有比錢莊更能賺錢的實業，他希望自己能像美國人的化工大王杜邦、石油大亨梅隆一樣，靠辦實業發財、使家族興旺，於是決定投資實業。 1900年10月，榮宗敬榮德生兄弟二人以六千元錢莊盈利作資本，與人合夥創辦了第一個麵粉廠——保興麵粉廠，產品極受歡迎。到1921年止，共開設麵粉廠十二家，產品暢銷全國，其“兵船”牌麵粉更是銷售英、法、澳及東南亞各國，一戰期間出口達八十萬噸，在國內外市場上享有盛譽。榮氏兄弟為中國民族麵粉工業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成為當時中國有名的“麵粉大王”。 麵粉廠經營的成功，進一步促進了他們投資實業的濃厚興趣。1915年，榮氏兄弟出資十八萬元，創辦申新紡織公司。到1922年，申新紡織公司已有四個廠，二十年代的紗錠增長率甚至超過了在華日商紗廠。榮氏兄弟因此又被譽為中國的“棉紗大王”。1931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麵粉和棉紗開始大量湧入中國市場，榮氏企業陷入困境。抗戰爆發後，榮氏家族企業雖然有所恢復，但遠未達到戰前的水平。 抗戰勝利後，榮德生兩次遭綁架，被勒索款項達百萬美元。1946年4月25日，榮德生準備去公司，離家門不遠即被數名穿制服匪徒架上汽車而去。光天化日在上海市區綁架實業巨子，一時“綁票奇案”轟動上海灘，全國輿論譁然。上海當局出動軍警，三十四天后偵破，榮德生被放回，槍決匪首八人，並退還部份被敲詐的款項。 1948年，國民黨撤離大陸前夕，榮德生卻專程從無錫來到高恩路住所，表示“不離開大陸”，並阻止三子將申新三廠拆遷台灣。
解放後，榮德生曾任全國政協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等職。“你們資本家為什麼願意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呢？”新中國成立後，上海市政府接待的外賓來到工商業者家裡參觀時，無一例外地會問這個問題。對新中國成立前歷經時局動盪的民族資本家們來說，最初共產党進入“十里洋場”，很多人持觀望和猶豫心態。 上海解放前夕，榮氏家族大多數成員與上海及江浙一帶的其他資本家一樣，帶着身家老小，紛紛離開大陸，富商巨賈們怕共產黨會“共產共妻”，也紛紛計劃撤走。當時的“十大資本家”，有九家舉家遷徙，有的出國赴美或者赴歐，有的則跟隨蔣介石去了台灣。榮毅仁的妻子和孩子已經到了香港，自己是去是留，決定不下來。1948年底，中共無錫工委書記高山，通過地下黨轉告榮德生，“搞好生產，不要外遷”。而榮德生對於共產黨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十分重視，曾經反覆研究。最後榮德生決定不離開，榮毅仁經過再三考慮，也決定同父親留在上海，並將妻兒從香港接了回來。
之後，榮德生的四兒子、33歲的榮毅仁接手了上海的榮氏企業。而此時的榮氏工廠，已經是個爛攤子。被其他榮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資金，據上海市紡織工業局一份史料記載，高達1000多萬美金。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灘中國銀行大樓4層舉行座談會。榮毅仁第一次見到了當時的上海市市長陳毅和副市長潘漢年。陳毅一句“共產黨鼓勵工商業者在新上海的建設中起積極作用”，終於讓榮毅仁心中的石頭落了地。後來，陳毅還帶着家人公開到榮毅仁家裡做客，表示要與榮毅仁交朋友。這些做法，在人心還不穩的上海迅速傳開，有人稱，這是“共產黨團結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動作”。 1950年2月，國民黨的飛機再次轟炸上海，導致了上海工商業的突然崩潰：工廠停工，資金短缺，銷路不振。榮毅仁的工廠也因原料、動力、資金等開工不足，發不出工資，勞資關係相當緊張。年關之際，申新紗廠不少職工圍攻榮家討要薪水，鬧得榮毅仁不敢回家。
陳毅很快得知了此事，立即指示潘漢年，要求有關部門儘快做好工人工作，並從原材料供應和銀行貸款等方面幫助榮毅仁。風波很快平息了，榮毅仁的申新各廠由此步入正軌，開始從虧損逐漸走向保本並有盈餘。 1950年夏初，毛主席在寓所宴請出席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有關人士，特別邀請了榮毅仁，這是榮毅仁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席間，毛主席親切的鼓勵使他終身難忘：要為人民做好事，要一貫做下去，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1954年，加快工商業改造已是大勢所趨，許多資本家開始對前途感到茫然，終日惶惶不安，有些人對生產已無心過問，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到一個重要的關頭。但是，毛主席不想丟下這些過去曾合作過、現在仍在合作的朋友，希望同他們一道進入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 1955年，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閉幕，毛主席借七屆六中全會的東風，做做工商界朋友的思想工作，在頤年堂召集工商界代表座談，出席座談會的有黃炎培、李燭塵、胡子昂、榮毅仁等。 毛主席首先講了統一戰線的問題，肯定了資產階級在歷史上起過的積極作用。他說：“關於私營工商業改造的時間問題，有人說，現在鑼鼓點子打得緊，胡琴也拉得緊，擔心搞得太快。”對此，毛主席解釋說：“社會主義改造是三個五年計劃基本完成，還有個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後，總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現在是協商辦事，這樣大的事情，與全國人民有關的大事，當然要協商辦理。有些事緩點比急要好，但是否現在鑼鼓點子就不要打緊了，戲就不唱了？不是的，現在還是要勸大家走社會主義道路。” 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要消滅私有制，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使“資本主義絕種”，使“小生產也絕種”。談話中，毛主席用京劇《打漁殺家》的故事勸導資本家。他說，蕭桂英要去“殺家”，參加“革命”了，可還沒有忘記關門，怕人家偷了她的罈罈罐罐。“蕭桂英離家時還愛惜家具是有理由的，舊的東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東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他希望民建和工商聯委員把眼光放遠一點，起帶頭作用。這些委員全國有幾萬人，在他們當中爭取一批人，早一點建立決心，“接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宣傳教育”。 毛主席談到資本家應該怎樣掌握自己命運的問題來鼓勵與會者。他說：“現在中國正處在大變革時代，社會動盪不安，農民的個體所有制要變成集體所有制，資本家也要改變其私人所有制，許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運。其實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會發展趨勢，站在社會主義方面，有覺悟地轉變到新制度去。人們考慮的，不外是一個飯碗，一張選票，有飯吃不會死人，有選票可以當家做主，說文明點就是一個工作崗位和一個政治地位。
地主只給飯碗，暫時不給選票，這對地主來說是突然轉變，沒有思想準備的。對資產階級則不同。如果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不解放，無產階級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須全人類都解放，變成一個新制度，無產階級才能最後解放自己。”但是，無論是飯碗，還是選票，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需要資本家自己去掌握。毛主席的談話充滿着詼諧，他說：“在舊社會連蔣委員長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現在要大家逐漸減少吊桶，改用抽水機，不用吊桶。” 章乃器說：“因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一些人怕共產主義不如解放之初怕共產黨。我是樂觀派，主張調查一下。過去帝國主義傾銷，官僚資本搞金圓券，沒有安排，反被擠垮。”毛主席說：“總有人要被擠下台的。我們民主黨派上了台不會下台，除非做了壞事。多數人是能改變的，對民族資產階級不要像對官僚資產階級、地主一樣打擊。這樣做看起來似乎慢一點，但整個生產力是向前發展的。農業也是一樣。必須增加生產，使一些人的憂慮慢慢減少，說服家屬朋友，波浪式地擴大。” 兩天后，毛主席在懷仁堂召開第二次工商業改造問題座談會，毛主席表示：“對資本家的安排主要是兩個，一個是工作崗位，一個是政治地位，要統統地安排好。”他最後囑咐說，不要說共產了，就引起一陣風，那樣不好。“我就怕沒有準備好，一個高潮來了一陣風。請諸位注意這一點。”他講了農業合作化中有過死牛死豬的問題，結果出現“三叫”：人叫、豬叫、牛叫。所以，他再次強調，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較自然”了。 榮毅仁在會上充滿激情地講述了榮家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
我是一個資本家。我家從1905年辦工業到現在已經五十多年了，申新棉紡廠的歷史也有四十多年。我們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1933年至1935年間，由於國際間的不景氣，以及接連的國內戰爭的影響，企業非常困難。日本人企圖通過英國銀行來霸占企業，宋子文也企圖併吞，但在工人和同人的支持下渡過了困難。在解放前夕，我們受到帝國主義及反動派的壓迫，加上主持者採取投機的辦法，內部矛盾，形成外強中乾。剛解放時，由於發生困難，我確實懷疑共產黨對經濟是不是有辦法。所以，我們如果還抱着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了，我對未來是抱有無窮的美好希望的。 工商界上層代表人物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問題上同中國共產黨基本上達成共識。 1955年11月，毛主席正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11月14日，他對《人民日報》即將發表的社論《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進行了修改，加了很多話。他在批語中說：“社會的前途對於所有的人都好比早晨的太陽一樣明白，而所有的人只要沿着社會前進的方向前進，就都可以找到平坦而且廣闊的道路。”這種道路，對於資本家來說，就是放棄資本主義所有制，放棄對工人的剝削，接受社會主義的國有制。毛主席繼續寫道：在那個時候，資本家的工作是不是有問題呢？只要不是懶漢，只要是願意誠懇地工作的人，就“永遠不愁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做”。 1954年，國家開始對私人企業施行“贖買定息”的政策，原先擁有100萬元資產的資本家名義上還擁有100萬元的資產，實際上只擁有100萬元產生的利息。利息該定多少，當初考慮年息1％到6％，行業之間保持不同的息率。後因情況複雜，不易區別對待，所以除個別情況外，統一定為年息5％，這個比率略高於當時的銀行利息。 從1956年1月1日起計息。這個辦法保持七年不變。到1963年，又決定延長三年，1966年9月才停發定息。國家先後以“四馬分肥”（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利潤分配形式的形象說法。1953年國家規定，私營企業每年結算盈餘，其利潤分配為“四馬分肥”，即分為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職工福利費、資方紅利四部分，資方紅利大體只占四分之一，企業利潤的大部分歸國家和工人，基本上是為國計民生服務的）和定息的方式，作為和平贖買的代價，向資本家支付了三十多億元，超過了他們原有的資產總額。 國家根據核定的私股股額按期發給私股股東固定的股息。全國拿定息的在職私營業主為71萬人，吃息代理人為10萬人。其中，上海市公私合營企業中的私股為11.2億元，幾乎占總私股的一半。私股在500萬元以上的五個大戶中，有四人屬於榮氏家族，第一名是榮毅仁的堂兄榮鴻三（他在香港），占975萬元，榮毅仁則占第三位，他在8個城市擁有24家紡織、印染、麵粉和機械工廠。 後來，榮毅仁對記者說：“人家都奇怪，我這個資本家怎麼搞社會主義？我就是要搞社會主義！因為我經受過失敗的教訓，走這條路才是出路！” 在上海市私營工商業全部申請公私合營的前夕，即1月20日，新華社上海分社記者訪問了申新棉紡織印染廠總管理處總經理榮毅仁。作為榮氏家業掌門人，榮毅仁多次受到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對共產黨的政策相當了解，且在“五反”運動中又因毛澤東親自發話被定為完全守法戶，成了工商界的“標兵”。 當記者問道：“作為一個資本家，為什麼選擇了社會主義的道路？”“是的，我是一個資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我想應該先從作為一個中國人談起。”
我的愛人出席了全市工商界家屬代表會議，她參加這次會議的籌備工作，已經忙碌好多天了；我的弟弟出席了工商界青年代表會議，他還要去北京參加全國工商界青年積極分子大會；他們都在上萬人的大會上講了話，擁護共產黨，感謝毛主席，不僅喜歡社會主義，還盼望早點實現共產主義。”“這是真心還是假話？到上海來訪問的不少資本主義國家的朋友們對這個問題特別感到詫異。他們曾來找我問我，有的要我背着人講講‘真心話’，一位英國的議員要我直接用英語談話，有的來看看我還有沒有自己的住宅，有的懷疑我是不是共產黨員假冒的資本家。我坦白地告訴他們，解放前我不但沒有接觸過共產黨，而且當時還有點害怕哩。一位突尼斯的客人看到了我的家庭和企業，聽到了我談的經歷和體會，他臨走時握着我的手說：‘現在，我帶到中國來的疑問可以說是解決了。’” 1954年1月，春節剛過，榮毅仁作出了一項重大決定：將申新集體實行公私合營。榮毅仁向全體股東介紹了全國公私合營的大好形勢，提出了申新三廠公私合營的建議。話音剛落，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見：這不是上了賊船了嗎？“一合營我們的財產就全完了。”最終，會議同意授權總經理榮毅仁辦理申新三廠的合營手續。當天，榮毅仁就向無錫市政府提出申新三廠公私合營的申請，很快被批准，該廠也隨之退出申新總管理處。 榮毅仁提出申新要爭取向國家資本主義高級形式發展，得到各廠勞方代表的大力支持，但還要徵求資方的意見。4月14日，申新廠86戶股東召開會議，決定授權榮毅仁申請辦理公私合營手續。5月31日，榮毅仁致函上海市工業生產委員會及華東紡織管理局，正式提出合營申請。
8月11日，上海市政府召開包括棉紡在內的8個行業的同業公會負責人會議，宣布批准申新等168家私營工廠公私合營的申請。 這天，申新總管理處召開大會，擁護政府批准公私合營，歡迎公方代表進駐申新。榮毅仁充滿激情地說，申新廠從1915年創辦，至今已經40年，其間經歷了風風雨雨，今天終於在共產黨領導下走上光明大道。
今後一定要在公方代表領導下，把企業改造成為社會主義企業，把自己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 1956年的頭十天中，上海市平均每天就有1300多家私營工商業戶申請實行公私合營。到1月10日，全市私營工商業申請公私合營的已達58000多戶，其中私營工業提出申請的有20100戶，超過了私營工業總戶數的三分之二。 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進入高潮的時候，榮毅仁同記者談話時說出了他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因：“我經常接觸到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負責人，在經濟最困難的時候，在局勢最緊張的時候，黨的每一次分析，黨的每一個政策，毛主席的每一句話，周到又全面，穩重又果敢，說到了就做到了。農村土地改革的結果，棉花產量超過了歷史上最高的水平，我們的紗廠不再依靠外國的棉花了。抗美援朝的勝利，打破了我們曾經有過的對帝國主義的畏懼。接着，五年計劃開始了，全國興建了許多大工廠，各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一切實現得比夢想還要快，多麼令人鼓舞！沒有共產黨，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那能有今天？” 當毛主席聽說資本家自己主動提出要國有化時，他是懷疑的，決定親自到上海調查。 1955年10月，毛主席在召集工商界頭面人物談話時，榮毅仁曾邀請毛主席有空時到申新廠去看一看。毛主席既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只是說他“上海倒是去過的，但是沒有公布”。 毛主席畢竟是領袖，要操勞黨和國家大事，哪來的時間？現在，毛主席要來上海了，真的要到申新廠來視察了，榮毅仁當然又驚又喜。 1956年1月10日，對已實現公私合營的申新廠來說，是一個值得自豪和驕傲的日子。這天下午，榮毅仁從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那裡得到毛澤東要視察申新廠的消息，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下午4時，毛澤東來到申新廠，陪同的有陳毅、汪東興、羅瑞卿。毛澤東的第一句話就是：“你不是要我到廠里來看看麼？今天我來了。”毛澤東風趣地說：“你是大資本家，要帶頭。現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了，老闆換了。”在毛澤東視察後不久，當記者問起榮毅仁今後的打算，他回答說：“我的企業已經實行公私合營，還準備實行定息的辦法，這樣每年利潤更有了保證。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潤以投資企業和購買公債的方式，用來支援國家的建設。我個人願意在任何工作崗位上來盡我的責任，做一個對國家、對社會主義有貢獻的人。” 在毛主席視察後，榮毅仁當即代表上海工商界集體給毛主席寫信，表示要在6天內實現上海全行業公私合營。1月20日，以榮毅仁、胡厥文、盛丕華等三人，代表上海工商界宣布自己歡迎“社會主義改造”，市工商業聯合會在中蘇友好大廈廣場召開“上海市資本主義工商業申請公私合營大會”，批准全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至此，全市88093家資本主義工商業全部實行公私合營。1月21日，上海市舉行50萬人遊行，慶祝全市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 1978年底，葉劍英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這樣一段話：“你說要開放，要引進外國資金，你共產黨，人家不一定相信你，人家要看一看你的政策究竟怎麼樣。榮毅仁在國際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國外，利用他在國際上的影響，利用榮氏家族的優勢，由他出面先吸引一部份人來投資，然後吸引更多的外資，榮毅仁的這個優勢，別人替代不了，共產黨員替代不了，由他出面比較好。” 1979年10月4日，直屬國務院的國營企業——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簡稱中信公司），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正式宣告成立，榮毅仁出任第一任董事長。1982年，中信公司二十九層的國際大廈奠基，葉劍英為之題字。 2005年10月榮毅仁逝世時，訃告說他是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並稱之為“同志”，人們這時才明白原來他也是共產黨員。但不為人們所知的是，榮毅仁曾四次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三十五歲的榮毅仁就申請入黨，經過了34年之後，直到1985年六十九歲之際才被批准。 1951年6月，榮毅仁任華東軍政委員財政委員會委員時，提出入黨申請。陳毅勸導他說：“你留在黨外更方便，能做更多的事。”1957年12月，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榮毅仁第二次提出了入黨申請。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說：“你還是留在民主黨派、工商界中工作。你入了黨，大大小小資本家都入了黨，那我這市委書記的位子也難以坐正。”1962年10月，榮毅仁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期間，向周恩來提出入黨。周恩來說：“我的意見，你還是在黨外自由，如進入黨內，政治活動太多，會埋沒你的專長，是很可惜的。” 1985年4月，經過了三十四年的爭取，榮毅仁第四次向人大常委會黨組遞交了入黨申請書，當時正值榮毅仁任第六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入黨介紹人為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人大副委員長彭沖。1986年2月，榮毅仁增補為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分工負責經濟和民主黨派工作。 2005年10月19日上午，榮毅仁在彌留之際口述了一份題為《我要對黨說幾句》的遺言，交給了前來探望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賀國強等。他在口述遺言中說：（如果）一個喪失信念的政黨，一個不受法律約束的政黨，一個脫離廣大人民的政黨，一個追逐金錢利益的政黨，是沒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國的。 榮毅仁有五個孩子，生於1942年的榮智健是榮毅仁唯一的兒子，他有兩個姐姐和兩個妹妹。儘管榮氏家產被公私合營，但榮氏家族中的下一代人卻可以享受高股息帶來的優越生活，而不必從小吃苦。1959年以後的幾年，榮智健在天津大學電子工程系讀大學，當時正值“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很多學生連窩頭都吃不起，榮智健卻能經常請他的同學一起去吃排骨。 1965年，榮智健畢業後，和其他年輕人一樣，他以滿腔的熱情到了吉林長白山下的一個水電站實習。在八年基層工作中，這位榮家後代經歷了上輩人從未經歷過的磨鍊，他每天和工人、民工摸爬滾打在一起，抬石頭，挖土方，搬機器設備，背着氧氣瓶（燒焊用）上山下山，爬上半空架設高壓電纜，什麼粗活重活都幹過。1978年，36歲的榮智健告別妻兒，持着單程探親簽證，獨自南下香港，開始了他的事業征程。榮智健的第一筆創業資金是父親為他提供的一百多萬港幣。1982年，榮智健所創辦的名叫愛卡的電子廠被美國一家大企業收購，榮智健得到了七百二十萬美元，是他幾年前投資額的五十六倍。知情人士透露，那家美國企業，看中的是中信集團在中國的壟斷地位，因為中信集團是當時中國兩家能夠進口大型成套設備公司的其中之一，該企業高價購買愛卡電子，實際上是向當時主管中信集團的榮毅仁發出的友好信號。 1986年，榮智健加入中信集團成立的香港子公司，出任副董事長兼總經理，香港中信在香港進行了數項重大的收購行動，例如收購香港電訊、國泰航空等大藍籌公司。當時世界航運業普遍低迷，在收購之前，為了說服董事會成員，榮智健花了六個月做調研，他最後給出的解釋是“香港要繁榮，處處得靠運輸。沒想到北京總部在聽到他的匯報之後，不到五天就批准了，國務院還特地批准給他們八億人民幣的貸款作為運作資金。結果，榮智健以二十三億港元收購英資企業香港國泰航空公司 12.5％的股份，成為他上任之初的第一個大手筆。隨後，1990年，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成立，中信泰富的最大股東為中國國際信託投資（香港集團）有限公司，是北京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同年，榮智健就以五億港元購入香港第二大航空公司港龍46.3％的股權；以一百億港元收購香港電訊20％的股權，成為這家當時香港股票市場市值最大公司的第二大股東。 1991年，香港中信在收購了泰富發展的多數股權後將其改名為中信泰富。1991年8月，榮智健、李嘉誠等與中信泰富一起收購了恆昌股權。之後榮智健讓中信泰富以高出收購價18％的價格向其本人、李嘉誠等回購恆昌股權，榮智健收他們8％的佣金。李嘉誠、鄭裕彤家族、郭鶴年、何添家族、馮景禧家族、冼為堅及百富勤投資控股等幾位一進一出白得10％。李嘉誠從中拿了2億3千萬，而榮智健輕易入帳7350萬。 榮智健本人在“中信泰富”的股份，也經歷了顯著變化。1996年，中信集團配售3.3億股中信泰富股票給以榮智健為首的管理層，榮智健持股上升到3.8億股，成為僅次於中信集團的第二大股東，個人身家暴漲。榮智健本人也藉此三次榮登《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榜首。榮智健自己坦率地承認，如果不受父親榮毅仁的影響，沒有中國政府的背景，或缺乏關鍵人物的援助，他後來在香港不會取得輝煌的成果，最起碼不會有今天那麼大的規模。 人有旦夕禍福，天有不測風雲，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時，中信泰富的股價連續暴跌，榮智健用以獲得數百億元貸款的質押股票險被斬倉，又是中央的朋友出手“掃盤”，拉高中信泰富股價，才助榮太子度過險關。 2005年11月3日，原國家副主席、“紅色資本家”榮毅仁遺體送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也就在這一天，另一條新聞同樣引人注目：《福布斯》發布中國富豪排行榜，榮毅仁之子榮智健以一百三十三點一八億元財富位居榜首。在《福布斯》發布中國富豪榜的連續三年中，不管富豪榜單怎麼變化，榮氏家族始終沒有跌出三甲。就在外界一致歡呼榮氏百年家族即將打破“富不過三代”的讖言之際，榮氏大本營中信泰富突然出事翻船，情形急轉直下。 2008年10月23日，中信泰富爆出投資澳元巨虧155億港元消息後，中小投資者紛紛要求榮智健辭職。中信集團內部一些高層也認為，應該立即令榮智健辭職。但礙於榮智健本人的家族背景，中信高層對此事一直猶豫不決。即便到2009年3月25日中信泰富香港舉行的業績發布會上，榮智健仍坦言，“目前仍沒有考慮過退休問題。”而該公司的業績顯示，中信泰富在2008年淨虧127億港元，總負債與2007年同比翻番。 當天，二十多名香港警方商罪科探員到達中信泰富集團，搜查了中信泰富高層人員的辦公室，並帶走多箱檔案及電腦等證物。香港警方的高調介入，使榮智健辭職一事最終提上日程。4月8日，中信泰富主席榮智健和董事總經理范鴻齡，在警方介入調查五天后正式宣布辭職。 過去百年間，榮氏家族歷經晚清、民國、抗戰、新中國以及改革開放的所有歷史性階段，都奇蹟般地生存下來，並且成為中國最大的紅色資本家族。然而2009年4月8日，這一天卻以榮家第三代翹楚榮智健的尷尬下台，為曾經興旺的榮氏家族正式劃上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