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憶錄系列:[第2卷]我的朋友劉自立(一)文革煉獄 |
| 送交者: 文字獄牢頭 2006年03月12日11:03:40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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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劉自立(一)文革煉獄 劉自立是個奇人。他的奇和胡啟新相反,胡是一個天生的行動者,劉是一個天生的思想者。 說起劉兄,不得不又要帶上七、八根竿子攀攀高枝兒(如果非有人認定這也算高枝兒的話,嘿嘿)。劉自立應該說是大陸自由主義作家中的元老了,在北京的小圈子裡早就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什麼樣的圈子呢?如果您關心北京的地下或半地下文學,像七、八十年代的《今天》啦,《傾向》啦,“星星畫展”啦,以及那幫窮酸文人,北島、黃銳、曲磊磊、顧城、舒婷、阿城、芒克、包括後來的王小波、黃燎原、方力申,。。。----唉,甭羅索了,大體就是芒克《瞧!這些人》那幫子。但是嚴格說來,“君子和而不同”,自立本人是獨行俠,生性不喜在小圈子裡生活,不大喜歡和政治攪得太近。當年那幫人頻頻在鐵獅子胡同X號院裡聚會策劃“北京(的布拉格)之春”時,他也沒興趣去湊一份子。而後人評論中所定義的“小圈子”,只是就他們的作品人品傾向等劃分的。一個共同的特徵是,他和那幫“這些人”大都屬於主渠道之外的,體制外,不入流,有點像晉末那些狷狂之士;而且都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在國外的名氣遠遠大於國內的名氣。
我之認識劉兄,是因為我們曾經作為同事共事過幾年,漸漸的混成了一段朋友。說起來那都是二十年前(1983-1986年前後)的事了,正所謂“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那時我大學畢業剛到北京某大報社工作,表面上牛B烘烘,內囊里糟糠一團。也許是那幾年在周圍看了不少的風雲世態,對浮在水面靠鑽營風頭吃飯的黨政幹部並不感冒,更遑論“積極靠攏”了,就顯得有點假清高。過不多久,逐漸知道在黨的喉舌的一統天下,這家由解放前就很有名氣的報紙(大公報)原班底人馬做技術骨幹的報社裡,居然藏龍臥虎,還有不少不露相的真人。我聽說,報社裡有位在香港詩壇小有名氣的詩人,因為他專寫超現代的新詩,國內報刊不懂、不敢也不能發,只好托朋友弄到香港發(現在我明白了,詩超現代很多是政治文化環境所迫,能把話說明白了,誰願意東拐西拐的呢?),在那會,黨報記者,這也要算是膽大包天之舉。 那天,在大食堂排隊買飯時,他排在我前面,正和某人就某個問題在爭論,我打量着他,中等個兼駝背,魁梧,為人極度低調的深沉感覺,但深陷的兩隻細長的眼睛卻極為有神,在看你的時候似有電光石火攝住你的魂魄,仿佛修練經年的武林高手。當他說到波特萊爾和馬致遠的異同時,我不自覺地插上了話題。 打那以後,我們成了朋友。我那時在XX部做編輯,他因從小家學淵源英文好,令尊落實政策以後,被安排在國際部做編輯。下班後,我們都是單身,沒有家需急歸,常常就去食堂打回飯來在編輯部吃。悶了,我會跑到國際部去找他,一邊聽着錄音機里放着的他酷愛的肖邦的夜曲,一邊翻看內部報刊(只有國際部有,主要是港台日美的東西),一邊有一搭無一搭的閒聊。有時,他會在某個香港報紙上找到他新發表的詩作給我看,說:“過幾天稿費來了,咱撮一頓去。這可是外匯呀。”不過,我知道他只是一時高興,有這份心就足夠了,因為,他是從來不擅與人撮飯喝酒的人,有這時間,他寧可躲在小屋裡苦吟他的“現代詩”。我和他唯一的一次喝酒,是我離開報社十幾年後,我請他和幾個報社的哥們兒(記得有散文寫手卞毓方、已成報業小腕的孫燕君等)撮飯,他雖然帶着他已近成年的女兒,卻似乎沒有多大變化,可能他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老氣橫秋的感覺吧。 從旁人那兒,我漸漸知道了他的身世。文革中劉自立是北京24中老初三的學生,老三屆的,比我大好幾歲呢。他的爸爸是老《大公報》的負責人之一,大筆桿子,六十年代初不知被誰看上了,調到中宣部國際司負責“九評”的寫作,周恩來出訪十四國、參加日內瓦會議他都曾隨行。書生入政治太深了,黑了紅了都是悲劇,結果,文革一開始劉父馬上受衝擊,一向自視甚高的他,正應了“文人耿介死”之說,不堪羞辱跳樓自殺了。隨後,劉自立自然立馬成了“老子反動兒混蛋”的現行。不平和悲憤促使他張貼大字報質疑(僅僅是質疑)“血統論”,於是順理成章就成為“反革命”。據他的同學們回憶,當時他曾在學校批判大會上身穿囚衣,腳戴鐐銬被押上台去批鬥,因為被剃了光頭,當紅衛兵們高喊“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狗崽子劉自立!”時,無發可抓而又必須把他的臉揪起來示眾時,紅衛兵就用手摳他的深眼窩。因而,當他看到卡瑪等人拍的反思紅衛兵的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時,反感和隨之而引起思索都是必然的。 85年,因為我對日本經濟有點興趣,報社調我去國際部負責日本經濟報道,和劉自立成了同一部門的人。由於年輕不知天高地厚,國際部就又多了我這麼一號特立獨行的傢伙,加上劉自立,這“二三子”與大好的革命形勢總有一種“擰巴”的感覺。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時是每天活在活火山口上卻不自知。當時作為部里領導幹部的重點培養對象(大報社是正部級,部門領導自然是局級,所以一般有雄心壯志的同志都努力奮鬥不會掉以輕心),如高乾子弟小牛(那時剛提為部副主任),還有老作家汪增祺之子小汪(我走後也提拔了,我喜歡他爸爸的《受戒》,即使奉命之作《沙家浜》也算出類拔萃)等等。雖然我們看人家“水了巴查”,實際上能在意識形態領域文章政治兩精通者決不可小看了他,道兒深了去了。他們經常在政治上思想上幫助我們,避免了我們連人帶精神一塊滑到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軌道上去。這麼多年,以自立的性格、文章和海外知名度,還能安然無恙的在共產黨掌控最嚴的大報社裡混,不斷地有自由精神的作品問世,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有人說是“燈下黑”,誰知道呢。 1986年孟春,我辦好了自費留學的手續,準備東渡日本。一天晚上,自立坐到我辦公桌對面,扯下一張報社信簽寫了一首詩,說:“我也沒什麼東西送你,就把這詩作為臨別留念吧!”我拿過來讀着,感受着對面兄弟的坎坷生涯和心胸、境界,不由身子發木,眼睛濕了: 別 友 人 朋友與我同坐 朋友與我同坐 朋友與我同坐 今夜,我們端坐如初 1986,3,北 京 (待續) ---------------------------------------------------------------- 註:我曾在“高山流水”貼過幾篇劉自立的音樂文章,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我的文庫中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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