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馮學榮：盧溝橋事變始末 by pigpie on 2015-07-08

 訪談者：某文藝出版社 資深出版人 某先生（暫不透露姓名）

被訪談者：馮學榮 獨立學者 著有《日本為什麼侵華》、《親歷北洋》

 出版人：今天我們談談七七盧溝橋事變。首先請問，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前，為什麼在北京郊區的盧溝橋，會有一支日本軍隊？這群鬼子兵是什麼時候來的？他們又是憑什麼來的？以及怎麼來的？

馮學榮：是這樣的。1900年在北京爆發了義和團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日本駐清國公使館秘書杉山彬被清軍殺死，後來在《辛丑條約》當中，清政府被迫容許十一個國家的部隊駐紮在北京至天津一帶，說是為了保護外國的僑民。日本就是在這十一個國家之列。所以日本依據《辛丑條約》，於1901年派出一支部隊，名曰“清國駐屯軍”，駐紮在北京和天津（平津）一帶，名義是“保護僑民”。

出版人：從1901年開始、一直駐紮到了1937年嗎？

馮學榮：是的。一直駐紮了36年。

出版人：日本這支“清國駐屯軍”在北京和天津一帶，一直駐紮了長達36年？

馮學榮：是的。這支日軍部隊，原先叫做“清國駐屯軍”，大清國倒台之後，改稱為“支 那駐屯軍”——當然，我們不喜歡“支 那”這兩個字，所以我們一般稱之為“中國駐屯軍”。

出版人：這支駐屯軍在平津一線駐紮了36年，都沒有和當地的中國軍隊擦槍走火？

馮學榮：說起來還真讓人不願意相信——的確是如此，這支日本部隊駐紮在北京和天津一帶36年，基本上和當地的中國部隊維持了和平共處。當然，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前的一段時間，在行軍的過程中，中日兩軍偶遇，兩軍的馬匹以及士兵發生了肢體碰撞，引發了一點點衝突，但是並沒有釀成人命事故。總之，這支部隊是一直駐紮了36年，基本上和中方相安無事。

出版人：這支日本部隊有多少人？馮學榮：人數並不多。基本上一直維持在三千人以內。1936年增兵了，增加到六千人左右。

出版人：為什麼清朝的部隊、以及後來北洋政府的部隊，甘心容忍這支日本部隊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長期存在？

馮學榮：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當年依據《辛丑條約》駐兵在平津一帶的，其實不僅僅是日軍，還有英軍、美軍等，這是很容易被歷史愛好者忽略的事實。第二個原因，當年晚清和北洋的官僚，對帝國主義採取的是妥協綏靖的外交政策。晚清和北洋事實上基本還是同一伙人，只不過是換了個名堂。當然，妥協綏靖的外交政策是好還是不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出版人：那麼當年這支叫做“中國駐屯軍”的日本部隊，駐紮在平津一帶長達36年，它是什麼樣的一個態度？是趾高氣揚嗎？它如何和當地的中國部隊相處？

馮學榮：我們很多讀者都願意相信當年這批鬼子兵趾高氣揚，但事實上還真不是。事實上，在和平年代，“中國駐屯軍”這批鬼子兵，還算客氣——當然，我們也許可以說鬼子兵的客氣是裝出來的，但裝不裝那是另一碼事，至少他們表面上是客氣的。還有一個更令我們的讀者不願意接受的歷史事實：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前，日本這支“中國駐屯軍”竟然偶爾會和當地的中國部隊開聯歡晚會。我想包括您本人可能都會不相信，但這是當年參加中日部隊聯歡的中國老兵所寫下來的回憶，讀者們可以參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所編纂的史料集子《七七事變》，是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的，出版日期是1986年5月——這本集子收錄了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前，中日兩軍聯歡的事實。這些事實令人啼笑皆非，但畢竟又是白紙黑字的記錄，都是切切實實發生過的事情。

出版人：但是，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的地點是在宛平，而且日本鬼子來演習的地方是在宛平城眼皮底下的盧溝橋，這個地方不是鬼子應該來的吧？

馮學榮：問得好。是的。《辛丑條約》所規定的駐兵地點，的確不包含宛平在內，也不包含豐臺，更不包含盧溝橋。但是，在若干年之前，駐華英軍在豐臺建設了兵營，當時的中方不知為何，沒有阻止英軍，英軍撤走了之後，日本鬼子以這個為藉口，也進駐了豐臺兵營。另外還有一個事實是：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前的36年，日本“中國駐屯軍”在平津一帶不定期演習，而《辛丑條約》關於演習的地點，也沒有相關的規定。因此，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是當時無論是晚清政府、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都沒有對這支日本部隊進行過嚴格的約束，事實上也約束不了。

出版人：我們進入正題吧。“七七”的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馮學榮：是這樣的。1937年7月7日，從當天下午開始，日本“中國駐屯軍”有一支中隊，在宛平城外、盧溝橋邊的一片空地上演習。演習到當晚22:00過後的時分，突然有人在黑暗中向演習當中的日軍放冷槍，反反覆覆地放冷槍。

出版人：日本方面所指控的這一陣“冷槍”，到底是否真實存在？是不是日本方面蓄意捏造的？

馮學榮：從現有的史料來看，這陣冷槍應該是客觀存在的。日本方面有不少的證人證言，例如在事發現場的日軍中隊長清水節郎。而且中國方面也有證人證言，例如金振中。金振中是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第110旅第219團第3營的營長。事發的時候，金振中本人在宛平城內，他很清楚地寫道：他親耳聽到了當晚十點半左右在城外的這一陣槍聲。金振中的證言，讀者可以參考金振中自己所寫的回憶證言《盧溝橋抗敵經過》，這篇證言收錄在《文史資料選編》第25輯，是北京出版社的，出版年份為1985年。金振中的證言，與日本鬼子清水節郎等人的證言，是互相吻合的、彼此一致的，時間、地點、事情，都是一致的。因此，如果僅僅是論這一陣槍聲本身的話，那應該是客觀存在的。

出版人：那麼到底是誰在黑暗中、向演習的日軍開槍呢？

馮學榮：我認為日本特工的嫌疑是客觀存在的。依據事發時候日本駐北平使館助理武官今井武夫的回憶：在“七七事變”之前，在日本的軍中存在有這樣的傳聞：“七夕將有大事發生”。說到這裡，我有必要註解一下：中國的“七夕節”，指的是農曆七月七日，而日本的“七夕節”，則指的是公曆的7月7日。依據今井武夫的說法，在“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前，日本軍中不但存在這個傳聞，而且東京軍部還為此派了專員前往平津，幹什麼呢？調查這個傳聞的出處、同時也視察一下：“中國駐屯軍”當中，有沒有人在密謀鬧事，如果有，則果斷處置、將其扼殺在萌芽當中。

出版人：在日本軍中存在“七夕有大事發生”這樣的傳聞，能否就證明放冷槍的那個人是日本人、或者日本僱傭的特工？

馮學榮：問得好。從嚴謹的角度來看，的確不能證明。這就是為什麼我只說“日本人的嫌疑客觀存在”、而不說“一定是日本人幹的”——我們探討歷史，任何情況下都需要拿出確鑿的證據來，任何捕風捉影的東西，都是不能用來斷定一件事的。

出版人：那麼這一陣冷槍之後，又發生了什麼？

馮學榮：演習的日軍遭到冷槍襲擊之後，立即集合、點名，發現少了一個士兵，這個士兵的名字，叫做“志村菊次郎”。於是，這股日軍結合了“冷槍”和“失蹤”兩件事，很敏感地認為：一定是宛平城裡的中國軍隊（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乘着黑夜，偷偷將志村菊次郎抓走了。

出版人：你不是說前段時間中、日兩軍還聯歡嗎？日軍為何會懷疑中國軍隊？

馮學榮：聯歡只是表面現象。事實上在當時的華北，由於日本在推動“華北自治”運動，所以當時中日關係很差，而且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的將士，大多數抗日情緒高漲，當然，日本的“中國駐屯軍”對中國軍隊也沒有好感。而且在一段時間之前，雙方在行軍中發生了摩擦事件，當時叫做“豐臺事件”，雙方差點兒打了起來。事件後來雖然妥善解決了，但是雙方的戒備心都很重。所以一出問題，就是互相猜疑。

出版人：你前面不是說那個放冷槍的人有可能是日本特工嗎？既然是如此，那麼演習中的這群小鬼子應該知道是“自己人”在放冷槍才對呀？

馮學榮：沒那麼簡單。即便是日本情報部門派出特工放的冷槍，事前日本情報機關也沒有必要告知這股演習的日軍。恰恰相反，不告知，反而效果更好，因為這樣更逼真、更容易引發兩軍的衝突、以達到特工的目的。

出版人：那麼志村菊次郎這個失蹤的小鬼子兵，他是幹嘛去了？

馮學榮：這個小鬼子是拉肚子去了，而且拉完肚子之後，他在黑夜中還迷了路，到處轉悠，走了許多冤枉路。

出版人：這股日軍的長官以為志村菊次郎被中國軍隊綁走了，所以他們要求中國守軍打開城門？

馮學榮：是的。這股日軍於是氣沖沖地走到不遠處的宛平城門下，大聲喊叫，要求城內的中國守軍開門、讓日軍進城去、搜索失蹤的鬼子兵志村菊次郎。

出版人：那麼這個失蹤的小鬼子志村菊次郎，據說不久之後就歸隊了？

馮學榮：問得好。是的。事實上，早在接到小鬼子志村菊次郎失蹤的報告之後，豐臺日軍兵營就派人去搜索志村菊次郎，並大概在兩個小時之後，找到了志村菊次郎。但是，這裡有一個魔鬼細節——找到志村菊次郎之後，鬼子並沒有及時告知演習現場的中隊長清水節郎，而是直接向大隊長一木清直報告了，而一木清直則報告給了他的上司——聯隊長牟田口廉也。注意：一木清直和牟田口廉也，這兩個人都不在演習的事發現場。

出版人：也就是說，演習現場的鬼子們，並不知道志村菊次郎已經找到了，但是端坐在日軍辦公室裡面的大隊長一木清直和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卻是知道的。

馮學榮：是的。大隊長一木清直和聯隊長牟田口廉也，這兩個人雖然知道志村菊次郎已經找到了，但是他倆對“志村菊次郎歸隊”這個信息，進行了封鎖——他們並沒有火速派人跑馬到現場、告訴演習的部隊，而是對此進行了隱瞞。

出版人：一木清直和牟田口廉也，為什麼要隱瞞“志村菊次郎歸隊”的信息？這兩個人是蓄謀挑起戰端的，是不是？

馮學榮：有這個可能。但是，大隊長一木清直在一年之後，接受日本《朝日新聞》採訪，對記者是這樣說的：“我當時是接到了志村菊次郎歸隊的報告，但是我認為還是要堅持和中國軍隊交涉，否則中方會以為我們可欺。之前的豐臺事件就是例子。這次畢竟是中國方面向我軍開槍射擊了，如果我們就這樣草草撤走，那麼就會給中國軍隊留下這樣一個印象：只要向日軍射擊，日軍就會逃跑。”

出版人：一木清直這段話是什麼意思？

馮學榮：要聽懂一木清直這段話，還真是需要一點歷史背景知識。一木清直所說的“豐臺事件”，指的是“七七事變”之前的一段時間，在豐臺發生的兩軍摩擦事件——中、日兩軍行軍在路上偶遇，雙方的馬匹和士兵發生了肢體摩擦和衝突，幸運的是沒有升級到*河蟹*，經調解之後平息了。在接受《朝日新聞》採訪的時候，一木清直所講的這段話，其實是這個意思：儘管失蹤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經歸隊了，但是我們不能就這樣罷休，因為還有一個事情必須要追究到底——中國軍隊在黑暗中向我軍開冷槍。這個事情如果不追究，那麼中國軍隊就會說：日軍真慫，放幾槍他們就跑了。那麼日後，日本軍隊在平津這一帶，就沒有尊嚴混下去了，而中國軍隊則一定會得寸進尺。換句話說，一木清直是要找中方追究“冷槍”這件事，他認為：不能“姑息養奸”，而必須“防微杜漸”。

出版人：有沒有可能一木清直所講的其實全部都只是藉口？也許他在內心深處，就是想以這件事為藉口、蓄意挑起戰端？

馮學榮：是有這個可能。但那畢竟是人的心理活動，外人很難知曉，也很難證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六年前蓄謀挑起“九一八事變”的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升官了，名利雙收了，一木清直以及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作為日本軍人，想要效仿石原莞爾、挑起戰火、火中取栗，也並非不可能。在當年有一個怪現象：日本中下級軍人挑起戰端、為日本贏得利益，往往引發日本民族主義狂熱，日本政府在狂熱的民意之下，往往追認軍人先前的胡作非為，而日本政府的追認行為，又往往對其他日本軍人起了鼓勵的作用。這真是一個惡性循環。

出版人：那麼接下來又發生了什麼？馮學榮：接下來呢，眼見中國守軍堅持拒絕打開城門，聯隊長牟田口廉也通過電話，向演習的日軍下達了進攻的命令，日軍於是開始向宛平城開炮轟擊。

出版人：中國守軍立馬奮起了反擊？

馮學榮：遭到炮擊之後，宛平城內的中國守軍通過電話、徵求了秦德純的批准，奮起反擊。

出版人：秦德純是誰？

馮學榮：在當時，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的軍長宋哲元，已經回鄉休假去了，秦德純是當時第二十九軍的“代軍長”，同時也是“北平特別市”的市長。

出版人：就這樣打起來了？

馮學榮：就這樣打起來了。這裡值得注意的有兩點。第一點，失蹤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經找到了，這條信息，端坐在辦公室裡面的聯隊長牟田口廉也知道，大隊長一木清直知道，但是在宛平城樓下面和中國守軍喊話談判的演習部隊，是不知道的，他們被蒙在鼓裡。第二點，其實志村菊次郎找沒找到並不重要，因為此時的日軍，無論是辦公室裡面的牟田口廉也、一木清直，還是宛平城樓下的演習鬼子兵，更關注另外一個問題：你中國軍隊憑什麼開冷槍打我？你要向我道歉、並處罰開槍的人——他們糾纏的是這個問題。

出版人：當然也許這一切都是他們在演戲，也許這群鬼子就是要打仗。

馮學榮：從理論上而言，當然不排除這種可能。但是我們探討歷史，只能從史料出發，別無他途，靠猜那肯定是不行的。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