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
| 送交者: alexsyalexsy 2022年01月09日14:42:01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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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資產階級上層重彈所謂“共同富裕”的老調。怎樣看待中國資產階級上層的這一策略變化?中國資產階級上層的這樣一種“改良”姿態,將怎樣影響中國資本主義未來的發展以及將來中國革命的前景,是有利於緩和中國社會矛盾還是會不以資產階級自身意志為轉移地加劇中國資本主義的矛盾?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中國民收入分配的現狀以及在過去一個時期的變化。 那麼,怎樣才能夠對國民收入分配的狀況得出一個相對準確、全面的認識呢?有人認為,只要觀察自己個人以及周邊親友的經歷就可以了。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中國是一個有着14億人口的大國,方圓900多萬平方公里,各個地方、每個地方各個社會群體的情況千差萬別。僅僅從個人和親友的情況出發,或者僅僅依靠通過局部社會調查得來的印象,很難正確反映全局的、一般的狀況。除了這種局部與整體之間不可避免的差別以外,個人對於經濟狀況的認識往往還受到階級地位、思想感情、政治見解的影響,從而產生更多的偏差。比如,無論在左派還是右派的反體制積極分子中,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就是認為中國工人工資的上漲永遠趕不上物價的上漲;言外之意,就是一般工人實際工資的購買力是趨於下降的。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我們不需要接受資產階級所謂“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群眾的日子過得好多了”一類欺騙宣傳。毫無疑問,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建立在對億萬勞動者殘酷剝削的基礎上;這種殘酷剝削,體現在血汗工廠、996、過老死等各式各樣的非人壓迫上。但是,儘管有這些非人壓迫,中國一般勞動者的物質消費水平與資本主義復辟之初相比,有了很大的增長,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在資本主義正常發展時期,要了解資本主義經濟的一般情況,包括了解國民收入分配的情況,就必須要善於運用資產階級統計數據。無論什麼社會制度,要了解一個社會一般的、全面的情況,必須通過了解和分析統計數據。有人可能會說,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有大量水分,乃至於公然造假,因而沒有利用價值。不客氣地講,這種對資產階級官方統計數據一概簡單否定的態度,是一種十分簡單化的、無知的做法,是一種思想上的懶惰作風。 當然,資產階級國家為了欺騙人民群眾、粉飾太平,是完全有可能在某些情況下、對某些數據做一些篡改,從而部分地掩蓋真相的。但是,資產階級實行統計調查制度的目的,並不是單純地為了欺騙人民群眾,更主要地,是為了獲得有關社會和經濟的相對準確的數量信息,並以此作為資產階級國家制定政治和經濟政策的依據。如果聽任統計數據全面地、大範圍地失真,這最終會導致資產階級國家無法進行有效的政治和經濟決策,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所以,即使資產階級的統計部門確實有可能對一部分數據進行篡改,但大量的、占主要部分的統計數據往往還是相對準確或者有參考價值的。即使對於資產階級統計部門已經加以篡改的數據,通過與資產階級統計部門發布的一些相對準確的數據相互比對,也可以對之做出修正從而得到比較接近真實狀況的數據。 從一般經濟與社會研究者的經驗來說,中國官方統計數據的質量在世界範圍來說是比較好的,雖然不能與美國這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頂尖核心國家相比,但是好於絕大多數外圍和半外圍國家的統計數據質量,可以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和經濟分析所需要的數量信息的基礎。 就國民收入在社會各階級間的分配來說,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官方數據主要是來自資金流量表和投入產出表。這兩套數據相互之間採用的方法、數據並非完全一致,每一套數據系列內部在不同時間段上所採用的方法、數據也不完全一致,從而給研究者帶來很大困惑。 紅色中國網的紅色經濟觀察編寫組包括了一些在國際上知名的政治經濟學專家。經過2014年以來的反覆推敲和研究,我們逐漸形成了一套相對比較成熟的估算中國經濟中勞動收入份額的方法。 下面第一個圖比較了自1980年以來分別按照國家統計局的資金流量表、國家統計局的投入產出表以及紅色中國網的紅色經濟觀察計算得出的中國經濟勞動收入份額歷年變化的情況。此外,第一個圖還包括了自1980年以來中國經濟中的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在歷年變化的情況,作為參考。
在上圖中,“勞動收入份額”指的是各種形式的勞動收入(工資和薪金、個體勞動者的勞動收入以及雇主繳納的社會保險金和提供的其它福利)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其中,按照資金流量表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包括了1992年至2019年期間的連續數據;按照投入產出表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包括了1990年至2017年期間的各個基準年數據,每兩個基準年之間相隔兩年或三年,缺失的年份用線性內推法粗估;按照紅色經濟觀察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則包括1980年至2020年期間的連續數據。 首先來看按照資金流量表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在1992-1999年期間,按照資金流量表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始終保持在接近60%的較高水平。從2000年起,國家統計局修改了資金流量表中關於“勞動者報酬”的定義,主要是將一部分所謂“混合收入”(即小業主和小資本家的收入)重新定義為“營業盈餘”的一部分。2000年,按照資金流量表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是53%;此後,按照資金流量表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趨於下降,至2010年,下降到47%。2015年,按照資金流量表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回升到約52%;此後幾年,一直保持在大約52%的水平。 相比之下,按照投入產出表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波動較大。1990年,按照投入產出表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是49%,至1997年竟然上升到55%,至2005年又下降到42%,,至2010年又上升到47%。這幾次大的波動更多的是反映國家統計局統計方法和數據來源的變化,而不是真實的經濟狀況和階級關係的變化。2010年以後,投入產出表的統計方法和數據定義調整為與資金流量表相一致,從而按照投入產出表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也與資金流量表基本一致。2015年,按照投入產出表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上升到52%,至2017年略微下降到51%。 從資金流量表、投入產出表兩套官方數據可以大致得出這樣的結論:按照中國官方統計,中國經濟中的勞動收入份額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至2010年總的來說趨於下降。其中,在2000-2010年期間,按照資金流量表,勞動收入份額下降了6個百分點;按照投入產出表,勞動收入份額下降了7個百分點。2010年以後,資金流量表與投入產出表基本一致,按照兩個表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都表明,在2010-2015年期間,勞動收入份額顯著回升約5個百分點;2015年以後,按照兩個表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都保持相對平穩。 與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中國國家統計局不同,紅色中國網的紅色經濟觀察編寫組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自己的理論指南。我們以國家統計局提供的工資、居民收入、社會保險等數據為基礎,計算出從1980年至2020年的連續勞動收入份額序列。僅從統計分析上來說,與國家統計局的資金流量表、投入產出表相比,紅色經濟觀察的勞動收入份額序列時間跨度更長並且連續不斷,可以反映資本主義復辟以來各個歷史時期階級鬥爭的狀況及其在國民收入分配方面的反映。在上述歷史時期的範圍內,我們所採用的統計方法、概念和數據來源可以做到基本一致,因而可以對不同時期的變化趨勢進行有意義的分析和比較。 下面第二個圖介紹了紅色經濟觀察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的各個組成部分在1980-2020年期間變化的情況。
我們所計算的勞動收入總額包括了五個組成部分:農村居民勞動收入、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總額、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工資總額、城鎮個體就業人員勞動收入和雇主繳納的社會保險和其它福利。 農村居民勞動收入:農村居民勞動收入總額用鄉村總人口乘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勞動收入來計算。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勞動收入包括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資性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經營淨收入;其中,前者屬於常住農村、只在城市從事季節性打工的農民工通過出賣勞動力獲得的收入,後者則大致相當於個體農民從事農業生產和經營獲得的收入。關於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的數據來自於國家統計局的城鄉住戶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2019年,中國鄉村總人口約5.5億(其中鄉村就業人員總數約3.3億、農業就業人員總數約1.9億)。 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總額:在中國官方統計中,所謂“城鎮單位”(又名“城鎮非私營單位”)主要包括“國有單位”(主要是黨政機關以及教育、醫療等事業單位)、股份制企業(其中一部分是“國有控股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港澳台商投資企業。以2019年為例,中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總數約1.72億;其中,國有單位就業人員約5500萬,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就業人員合計約8500萬(其中,“國有控股企業”就業人員約3000萬)、外商投資企業和港澳台商投資企業就業人員合計約2400萬,此外還有一些諸如集體單位、股份合作單位、聯營單位等就業人員較少的企業類別。需要說明的是,所謂“城鎮非私營單位”包括了外商投資企業、港澳台商投資企業以及已經私有化、非國有控股的股份制企業等顯然屬於私人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但並不包括官方定義的所謂“城鎮私營單位”。 總的來說,“城鎮單位”屬於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正式部門”,就業人員的工資水平、福利待遇要明顯好於其它就業類型,稅收、勞動法等資產階級法律在“城鎮單位”中執行得較為“規範”。在各類工資和收入數據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工資總額數據也最完整、最可靠。 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工資總額: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工資總額用城鎮私營單位和城鎮範圍內的鄉鎮企業就業人員之和乘以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得出。在官方統計中,所謂“城鎮私營單位”指的是“由自然人投資設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僱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企業,大致相當於我們一般所理解的家族式資本主義企業。此外,所謂“鄉鎮企業”也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官方統計不直接提供城鎮範圍內鄉鎮企業就業人員的數據,但這一數據可以用全部城鎮就業人員減去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城鎮個體就業人員以後的餘額來推算。2019年,城鎮私營單位和城鎮範圍內的鄉鎮企業就業人員之和約為1.65億(其中,“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約為1.46億)。 2009年以前,國家統計局不提供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對於2009年以前的年份,我們用就業狀況與私營企業相近的城鎮集體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來代替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 城鎮個體就業人員勞動收入:本來,在官方統計中,“個體就業人員”指的是主要依靠個人和家庭成員勞動為生的小商品生產者。不過,近年來,大量的所謂“新就業形態”就業者,如快遞員、外賣員、滴滴司機在官方統計中被認為是與互聯網平台發生“獨立承包”關係的就業人員並被歸為“個體就業人員”。因此,在官方統計中,城鎮個體就業人員的人數近年來惡性膨脹,從2010年的約4500萬暴漲到2017年的約1.17億,增加了約7200萬,占同期城鎮新增就業人員總數約四分之三。 所謂“城鎮個體就業人員”中,具體情況千差萬別,有小業主,有外賣員、快遞員等僱傭勞動者,也有個別的小資本家。目前,關於城鎮個體就業人員的收入沒有可靠的官方統計。原來主要以小業主為對象的城鎮居民“經營淨收入”的概念已經不能反映所謂“新就業形態”急劇膨脹以後許多“個體就業人員”的收入情況。我們暫且假設,城鎮個體就業人員平均的勞動收入(包括外賣員、快遞員等“平台經濟”勞動者的工資以及小業主收入中的勞動部分)等於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從而城鎮個體就業人員勞動收入總額等於城鎮個體就業人員乘以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 從勞動力市場的規律來說,如果城鎮個體就業人員的平均勞動收入低於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那麼城鎮個體就業人員就會放棄現有的“平台經濟”工作或者放棄自己苦心經營的小微企業,轉而謀求在一般私營企業中出賣勞動力;這樣,兩個部門中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就會逐步趨同。所以,假設城鎮個體就業人員的平均勞動收入等於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有一定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雖然近年來官方統計的“個體就業人員”惡性膨脹,但是其中並不包括“勞務派遣工”。在官方統計中,勞務派遣工被視為實際用人單位的僱傭人員,其工資也算入實際用人單位的工資總額。 雇主繳納的社會保險和其它福利:除了上述城鄉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各項外,勞動收入總額還應該包括雇主繳納的社會保險以及企事業單位向職工支付的各項福利。 在1998年及以前,國家統計局提供完整的城鎮單位保險福利開支總額。對於1998年及以前的年份,我們就用城鎮單位保險福利開支總額來代表那個時期的雇主繳納的社會保險和其它福利。 對於1998年以後的年份,國家統計局不再提供企事業單位保險福利開支的數據。不過,國家統計局提供歷年的社會保險基金收入(含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社會保險基金收入的來源有企事業單位和職工、城鄉居民和財政補貼。各地對各項保險中單位和個人的繳納比例所做的規定不盡一致。但大致上,在企事業單位繳納的社會保險中,單位繳納的比例約為70%、個人繳納的比例約為30%。考慮到總的社會保險基金收入中還有一部分來自於城鄉居民和財政補貼,對於1998年以後的年份,我們假設雇主繳納的社會保險等於社會保險基金總收入的50%。 此外,根據一些歷史數據,我們假設城鎮單位職工的福利總額相當於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總額的25%。社會保險以外的福利費用可能包括由企事業單位提供的住房公積金、交通補貼、餐飲補貼、出差報銷或補貼、勞保開支等。 我們假設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城鎮範圍內的鄉鎮企業就業人員和城鎮個體就業人員沒有除雇主繳納社會保險以外的福利。
從上面兩個圖可以看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剛剛奪取了政權的官僚資產階級根基還不穩,為了欺騙群眾,採取了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給城市工人發獎金等收買人心的政策。1983年,紅色經濟觀察計算的中國經濟勞動收入份額一度上漲到約58%。但是,好景不長,在八十年代的後半段,一方面官僚資產階級推行所謂“廠長經理負責制”、“承包製”向工人階級進攻並為資本主義全面復辟做準備,另一方面通貨膨脹愈演愈烈吞噬了勞動人民的購買力(在官方統計中,1988年和1989年是“改開時期”城鎮單位職工實際平均工資發生下降的僅有的兩年)。至1989年,紅色經濟觀察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到48%。 1990年,驚魂未定的官僚資產階級一度為了穩定政局對城市工人階級做出了短暫的讓步。此外,此前沒有被納入官方統計的大約2400萬鄉鎮企業職工被納入官方統計。在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勞動收入份額恢復到了53%。 此後,中國進入了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時代,國有企業全面私有化,幾千萬城市工人下崗;農村集體經濟瓦解後,所謂“三農問題”全面惡化。至2000年,紅色經濟觀察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到39%,與1990年相比減少了14個百分點。相比之下,按照官方的資金流量表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在1992-1999年期間沒有變化,按照官方的投入產出表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在1990-2000年期間反而增加了5個百分點,完全不能反映這個歷史時期資產階級全面進攻、工人全面潰敗的階級鬥爭動態。 2000-2010年期間,紅色經濟觀察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又下降了3個百分點。這個變化趨勢與官方的資金流量表、投入產出表所顯示的變化趨勢大體一致,但是紅色經濟觀察所計算勞動收入份額在這個時期的下降幅度大約是同一時期官方統計中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幅度的一半。 2010年至2015年,紅色經濟觀察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從36%增加到45%,增加了9個百分點。官方的資金流量表和投入產出表也顯示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的勞動收入份額趨於上升,但是上升幅度是5個百分點,大約是紅色經濟觀察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上升幅度的一半。 2015年以後,官方的資金流量表、官方的投入產出表、紅色經濟觀察都顯示中國經濟的勞動收入份額進入了一個相對平穩的時期,紅色經濟觀察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與官方勞動收入份額的差距保持在6-7個百分點。 以上分析表明,自2000年以來,紅色經濟觀察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與官方統計的勞動收入份額在變化趨勢上大體一致,但變化的幅度在每個時期各有不同,而紅色經濟觀察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始終小於官方統計的勞動收入份額;兩者之間的差距在2000年曾經高達14-15個百分點,到了2017年仍有6-7個百分點的差距。
那麼,紅色經濟觀察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與官方統計的勞動收入份額相比較,哪一組勞動收入份額能夠更好地反映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呢?在上面第一個圖中,除了三組勞動收入份額以外,還顯示了自1980年以來中國經濟中的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在歷年變化的情況。從圖中可以看出,在三組勞動收入份額中,紅色經濟觀察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與居民消費比例最為接近,變化趨勢也大體一致。 據國家統計局的城鄉居民住戶調查,2017年,中國居民平均約將可支配收入的70%用於消費。2017年,按照紅色經濟觀察的計算,中國經濟的勞動收入份額約為45%,如果其中的70%轉化為消費,那麼,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在這一年的消費總額大約就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1.5%。2017年,中國經濟中全部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8.5%。這就意味着,資本家階級的消費總額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或相當於勞動群眾消費總額的22%。如果假設資本家階級占全國總人口的5%,以上結果意味着資本家階級的人均消費大約相當於勞動群眾人均消費的4倍。 如果我們採用官方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那麼,2017年中國經濟的勞動收入份額為51.5%,如果其中的70%轉化為消費,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在這一年的消費總額大約就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6%。這樣,留給資本家階級的消費總額僅有國內生產總值的2.5%;這意味着資本家階級的人均消費僅比勞動群眾的人均消費高出約30%。這樣的結果顯然是荒謬的! 通過與居民消費數據做比較,可以看出,紅色經濟觀察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顯然比官方的勞動收入份額更加合理。 為什麼官方統計中的勞動收入份額會顯著高於紅色經濟觀察的勞動收入份額呢?通過對官方的投入產出表做分析,可以發現,其中很大一部分差距可以通過對農業部門勞動收入計算方法的差別得到解釋。在官方的投入產出表中,實際上將農業部門的全部產值(增加值)都視為“勞動者報酬”,因而使得2017年農業部門的“勞動者報酬”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約8%。相比之下,按照紅色經濟觀察的計算,2017年,農村居民“經營淨收入”的總額(大致相當於個體農民從農業生產和經營中獲得的勞動收入)大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5%,與官方統計中農業部門“勞動者報酬”的差距為4.5%;這可以解釋2017年紅色經濟觀察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與官方統計的勞動收入份額之間總差距的大約70%。
無論是紅色經濟觀察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還是官方統計的勞動收入份額都表明,在2010-2015年期間中國經濟的勞動收入份額出現了明顯上升,此後又進入了一個相對平穩的時期。勞動收入份額的這些變化反映了中國階級鬥爭形勢的哪些變化呢? 有一種觀點認為,勞動收入份額的上升僅僅是一種“假象”,是因為物價水平上漲了,資本家為了彌補工人生活成本的提高,不得不給工人增加工資。這是一種漏洞百出的錯誤觀點。且不說不經過工人階級的鬥爭,資本家會不會自動就根據生活成本的上漲給工人漲工資,如果工人工資的增加純粹是物價上漲引起的被動反應,那麼,資本家一手給工人增加工資,另一手又用高物價把拿出去的錢再拿回來,那麼,在整個的國民收入中,資本家的利潤所占的份額怎麼會下降?工人的工資所占的份額又怎麼會上升呢? 實際上,從統計上來說,如果果然發生了勞動收入份額上升的情況,幾乎一定意味着實際工資不僅在上漲(也就是說名義工資的增長速度超過了物價的增長速度),而且上漲速度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上漲速度。 在歷史上,中國經濟曾經在八十年代後半期和九十年代前半期發生過兩位數的高通貨膨脹,兩次高通貨膨脹時期都伴隨着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而不是上升。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長期的、持續的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一定是反映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官僚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發起了大規模的反攻倒算。到本世紀初,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經在中國全面確立,中國進入了“正常”的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在經歷了本世紀初前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以後,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城市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的隊伍顯著擴大了,農村的剩餘勞動力開始出現萎縮的趨勢。在經歷了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復辟和剝削以後,勞動群眾的階級覺悟有了初步的發展。2007年以後,沿海製造業工人的鬥爭開始逐步高漲。此外,以國企“老工人”和一部分小資產階級進步知識分子為基礎的馬列毛主義社會運動迎來了第一次高潮。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社會的階級力量對比開始出現了對工人階級有利、對資產階級不利的變化。 習近平當局上台後,企圖恢復反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在所謂的十三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對剩餘的國有企業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2015年,習當局又提出全面的“供給側改革”計劃,企圖向殘餘的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工人階級發起全面進攻。此外,在2015年以後,習當局加緊了對自由派和左派的勞工組織的鎮壓。 但是,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的階級鬥爭形勢已經不同於資本主義復辟之初。隨着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進一步萎縮,資本家面臨着青壯勞動力和有技能的熟練勞動力短缺的困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成長起來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開始逐步學習與資本家鬥爭的辦法,並且提出了新的經濟和社會要求。資產階級的反撲與對工人階級客觀上有利的長期結構性趨勢相互作用的結果,在2015-2018年期間,中國階級鬥爭形勢出現了暫時的僵局,形成了勞動收入份額相對平穩的局面。 但是,據紅色經濟觀察的計算,2019年,中國經濟的勞動收入份額開始恢復上升,增加到46%;2020年,進一步上升到47%。 雖然在2018年以後,一批左派青年小組遭到鎮壓,但是,大批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青年在資本主義壓迫和剝削下逐步覺醒並開始接受馬列毛主義的大趨勢並沒有改變。儘管中國處在資產階級專制統治的政治壓迫之下,中國的勞動群眾還是以各種靈活多變的方式開展自己的反抗。在青年中愈發流行的“躺平”要求正在從根本上威脅依靠超長勞動時間、超高勞動強度的中國資本主義剝削體制。廣大勞動群眾根據自身直接的生存利益所做出的拒絕生育、推遲生育的決定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徹底斷絕中國資本主義所需要的青壯勞動力供應。這些變化意味着,中國的階級力量對比已經來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很可能在未來幾年再上一個台階。 面對階級鬥爭形勢的新發展,中國資產階級的上層不得不抬出“共同富裕”的欺騙口號。但是,基於中國資產階級貪婪狹隘的本性,也是受制於中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作為半外圍國家無法在世界市場上攫取大量壟斷利潤),在“共同富裕”的口號後面,永遠是口惠而實不至,拿不出真正的真金白銀來緩和階級矛盾。 儘管如此,中國資產階級上層的這一策略變化仍然有着一定的意義。這個意義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上層在2013年就開始策劃、在2015年全面發動的對工人階級的新一輪反撲已經徹底失敗了,因而現在不得不至少在口頭上承認工人階級要求的某種合理性,在口頭上承認 —— 如果再不滿足工人階級的這些要求,中國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就無法維持了,資產階級國家就要“國將不國”了。 然而,資產階級現在既然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號,那麼,假以時日,他就無法阻止中國的無產階級以及其他的廣大勞動群眾來要求真正的“共同富裕”。這種真正的“共同富裕”不是資產階級所許諾的庸俗富裕(無論是“中國夢”還是“美國夢”),而是消滅996、消滅血汗工廠、消滅工人不能熱飯不能上廁所的奴隸制度,是每一個勞動者都有人的尊嚴的“共同富裕”,是殺富濟貧的“共同富裕”,是每一個普通的年輕人都可以擺脫金錢和宗族束縛自由追求愛情的“共同富裕”。中國的資產階級當然無法提供這樣的“共同富裕”;而當中國的絕大多數勞動者都意識到,中國資產階級無法拿出他們自己許諾要拿出的“共同富裕”,而996、蝸居、過勞死、愛情的絕跡又為絕大多數勞動者無法再忍受的時候,舊世界爆炸和毀滅的時候就要來臨了。 只有在舊世界的廢墟上,聯合起來的自由的人們,才能開始建設一個更好更美的新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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