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同鴨講

——析《中國文學批評史·七二<經學家的文論>》

我們知道，文章有才子文、文人文、學者文。這三者之間，畛域極強，又有連屬。這就說到為文的作用與目的了。經學家或理學家寫文章，是闡明義理；文人文多為逸興而作；而才子文性靈食色，自成氣象。所以郭紹虞在此篇文論中介紹了戴震、段玉裁，二位都是學者，學者論文，給我感覺是隔靴瘙癢，不在點子上。

如果把文章比作人的話，人飼養家禽，雖然家禽與人親近，但鴨子“咕咕咕”，母雞“咯咯咯”，你聽的懂它們在說啥。文章也如此，才子文文人文學者文，雖然都是在寫文章，但名實而迥異。以前，吳家叔侄把《諫逐客令》和《小石潭記》可以放在一起，現在你怎麼可能把十八大報告刊載在天津的《散文》上。我們學寫文章的時候，把法布爾的《昆蟲記》看了一遍又一遍，但現在你怎麼可能把《自然》雜誌上的文章當作《昆蟲記》來學習呢。時代在變，詞語、章法在變，體例怎麼可能不變呢。

花三個月時間，慢慢讀完這本《中國文學批評史》。炳炳烺烺，淹博洽談，當然好話我不說了，三個月下來，必有所得，必有所增益。但本書在有料有情有思有本（本是張本）的同時，列舉了許許多多的名家，但獨獨缺少人。無論做什麼事，要有成就，人的天分最重要。為文更是如此。我為什麼這樣說呢，就從文章這個狹窄的範圍而言，為才子、為文人、為學者，能皆通這三者的，古今少之又少。就這三者對人的要求而言，才子才氣豐沛；文人逸興喘飛；學者嚴謹博洽；文質不同，對各人素質的要求迥然不同，才子尚空靈、文人宜溫潤，學者長思辨，正因為這樣，筆下的文章，從文體到文才，實在是“咕咕”和“咯咯”的差別。所以郭紹虞此篇《經學家的文論》，等於在說泥水匠教文人怎麼寫文章，文學家在教泥水匠怎麼砌磚頭，哪兒跟哪兒，完全是兩碼事。粗看，才子文人學者，都是以文謀食，好像是一類人；但木匠泥水匠鐵匠，同樣是出賣體力，卻是不同的行當。

章實齋（學誠）說，“文人文和著述不可同日而語”。我寫此篇文章是有感而發。我想到某一年有一次，我把一個陌生人誤以為一個好朋友來捉弄，好朋友喜歡文史，我就隨興，把鬧了個大花臉的糗事寫了一篇遊戲文章，結果引來了好朋友的大罵，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了。十幾年後的今天我一直在想，雖然大家都是搖筆桿子，就好比大家都是吃的白米飯，但囿於各人的胸襟見識學識的緣故，對文章的吃透程度歧義太大，這就好比吃下肚的白米飯有的化為了思想，有的融入了血液，有的乾脆就排泄掉了。在識別文章與文章之間，除非那類一目了然的馬屁文章，否則，用了典或者曲筆，這就對讀的人提出了學養要求。文章的好壞是一回事，文章的質地是一回事，確實是雞同鴨講，一點也無法溝通，真是莫奈何的事。遺憾的是，古今中外，大概凡是文人，都有偏執偏性乃至剛愎自用的毛病。所以胸襟、性情、識見，只能各人自備，無法分勻，無法傳授。

還有啊，就為文而言，說什麼“肌理說”“性靈說”，我以為統統是胡說八道。作為後人歸納文學史，作為分類，這樣分法無可厚非。但如果後人刻意模仿學樣，就誤人子弟了。沒有任何啟迪意義。因為你是一個讀死書的教條主義蠹蟲，還是一個靈巧聰穎的才子，用我們木匠的行話說，你是一段水潑皮胖的蠢木，還是海南黃花梨，材質不同，器用也截然不同。有人大愚若智，有人大智若愚，人與人千差萬別，筆下的文章沛然有聲者有之，筆走靈蛇者有之，凝筆遲滯者有之，經學家論文，實在是有強作解人之嫌，讀完這節，我黯然失笑。老先生說，“文無定法，水無常形”，文學無禁區。當然，你如果要考公務員，就只能不得不謹守八股文的規矩和制度啦。

郭紹虞老先生學養豐沛，瞭然於胸，這是肯定的。但通讀全書，以書就書論，失之於餖飣瑣碎的地方太多。在許多地方，解釋了引證，引證了再釋義，生怕你不懂。給人予恂恂的學究氣。豈不知文學這東西，首重天分，只可意會無法言傳的地方太多。胡蘭成說，文章貴大氣。但有人就是夾緊了屁眼在螺螄殼裡轉圈圈。你怎麼教他擺布，他就只有那麼一點氣場與襟懷。所以寫文章也有天命。有多少天分，就有多少文學造化。郭老人家的囉嗦，難免失之偏枯，蒙上一層厚厚的襟袍氣。像《經學家的文論》這篇，用一二千字囊括就足矣，像戴震段玉裁的爭論，基本上是“咯咯”還是“咕咕”叫的好聽，兩者都忽略了雞隻能叫“咯咯”鴨只能叫“咕咕”的互不兼和性。囊昔，林和靖放鶴，所謂“梅妻鶴子”，只有極少數有靈性的禽鳥才和人性相通。

還有“”公安派““桐城派”“竟陵派”“陽湖派”“同光派”等等吧，我一看見這些亂七八糟就頭大。開山立派，壯聲勢，聚文氣，文章講求神啟，也講求點撥，相互切磋相互激發，本不為過錯。但林子大了以後，總會有不學有術之徒託庇其間，借聲勢以自肥。還有造成門戶之見，反而阻礙學術流播，實在是弊害多，流光少。甚至造成結黨營私，黨同伐異，就像現在一小撮人在小圈子裡自我標榜什麼“南錢北趙”“東李西孫”那樣，爭名奪利。這樣的派別，與文何干，於己有害，反而把自已原有的三分才情消耗在江湖纏鬥上，何苦來哉！

2022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