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闖蕩寧滬

清末民初，在專制皇權大廈坍塌引發的劇烈的社會大動盪中，“救國”是最激動人心的口號。政治救國，科技救國，實業救國等社會思潮各領風騷，吸引着形形色色的青年才俊義無反顧地為之奮鬥。父親從來沒有和我們談過他青年時代的理想與奮鬥，也沒留下寫着片語只言的文字。只有在他去世之後，我們根據長輩親友在和我們閒談時透露的信息，再根據父親講敘的隻言片語象拼圖一樣拚湊出他青年時代的生命軌跡。

他肯定沒有政治救國的抱負。當時北洋政府的政府首腦像走馬燈似地“你方唱罷我登場”；孫中山為再造共和在廣州“聯俄聯共”、招兵買馬。我曾經寄養過的黃家乾爹與父親年齡相仿，他年輕時從貴州西部山溝里的家鄉“平壩”跑到廣州，進了黃埔軍校。後來成為抗戰時國軍某騎兵獨立旅的少將旅長，再後來在北京磨豆漿、賣豆付，再後來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打個半死趕回了平壩老家。父親也沒有像我兒子的外公那樣，扔下鋤頭、當兵吃糧，跟隨彭德懷在平江起義，從此投身赤色革命，經歷二萬五千里長征之後，作為九死一生的勝利者進了北京，當了京城某科研機關的黨委書記。終其一生，父親也沒有搞懂什麼是政治，或者說在政治方面他始終是“遲鈍”的。否則，他不會在1957年末反右運動已經接近尾聲的時候，還跳出來給教育部長寫信，為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同事鳴冤。他完全忘記了自己在49年之前曾擔任國民政府東北行轅駐北平辦事處少校文書的“歷史污點”；完全不明白自己在新社會永遠是貼着標籤的異己分子；完全不顧及自己只是個代課的臨時工，學校的反右運動本來與他沒有任何瓜葛；他也完全想不到他雖然因為是體制外的臨時工“不配”占單位的名額當右派，但無產階級專政的“恢恢天網”是不會放過他的。一頂“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1958年結結實實地扣在了他的頭上，因言獲罪的他不僅丟了飯碗，還因此被永遠地打入了“地、富、反、壞、右”分子的另冊，直到生命的盡頭。

他不可能選擇“科技救國”的道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里就找不出科技的因子，五四運動前的中國人根本不知科技為何物。甚至連“科技”這個詞兒都是二十世紀之後從日本“出口轉內銷”的日文外來語。這樣的日本外來語海了去了，比如物理原來不叫“物理”，叫“格物”，後來才引進了日本的漢字表達，改稱“物理”。建造京張鐵路的總工程師詹天佑是中國第一代留學生。像他那樣能在19世紀赴美留學的幼童全中國只有三十幾個，真能學成回國有所貢獻的只有三、五人。父親的啟蒙讀物是四書五經，大學學的是歐美的大陸法系和海洋法系，跟科技實在不沾邊。他的DNA里沒有發明創造的基因，讓他像同輩人李四光那樣“科技救國”，無異於趕鴨子上架。

他也不會被“實業救國”的口號所吸引。因為“實業救國”的口號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實業就是做實事，在創造利潤的同時創造就業，服務社會。實業跟民生息息相關，跟“救國”不搭界。實業救不了國，國家的命運永遠被政治家所左右；如果中國的實業家以為自己的能耐大了就可以越界政治，指點江山，救民於水火，那就註定會碰個頭破血流。被譽為中國船王的企業家盧作孚曾經是“實業救國”的一面旗幟，在抗戰初期的危急關頭，他以一已之力率民生公司船隊實施了被譽為“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的宜昌大撤退，為國家民族作出了卓越貢獻。抗戰勝利，內戰再起，政權更迭。在兩種命運決戰的歷史關頭，盧作孚選擇了共產黨。他拒絕去台灣，1950年毅然率領公司船隊從香港返回內地。此後，他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委員，甚至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然而過了不到兩年，三五反運動還沒開始，盧作孚就因為不堪形形色色的壓力，在重慶家中吞服安眠藥自殺身亡。28年後的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為盧作孚平反昭雪，作出的結論是：“盧作孚為人民做過許多好事，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盧作孚的命運是二十世紀中國實業家整體命運的縮影。一九五二年，規模空前的“五反”運動在中國啟動。“五反”並不是一場單純的經濟運動，而是新政權對資產階級展開的第一場短兵相接的政治清算。收拾農村地主階級的土改經驗被推廣到城市。政府抽調城市幹部和工人中的積極分子組成“五反”工作隊，經短期培訓，進駐私營工廠、商店，發動群眾，嚴打嚴查資本家的不法罪行。僅上海一地，這樣的五反工作隊就有一千多個。

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現了資本家跳樓、投江、上吊、服毒等各種樣式的自殺高潮，也出現了資本家中風、發神經病的高潮。短短幾個月，被逼自殺的上海資本家竟然多達千人以上，整個上海灘一片恐慌，街頭巷尾每天都有資本家自殺身亡的消息在傳說。為防止自殺風潮蔓延，政府採取了緊急措施：馬路兩側的高樓的樓頂派上人站崗；在公園及僻靜處派兵巡邏；黃浦江口岸偏僻之處有解放軍值守，黃昏之後即不准行人靠近江邊。面對如此情景，當時的上海市長陳毅有一次在廣播裡用他的四川鄉音不解地說：“搞不懂嘛，為什麼那麼許多資產階級，寧可跳樓也不肯坦白？！”據說，當時陳毅會經常問他的秘書：“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當天又有多少資本家跳樓自殺）。走筆到此，忽然想到：在這些‘空降兵’當中，又有多少個五四時代矢志‘實業救國’的熱血青年？

     歲月遞邅，半個世紀之後，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新生代企業家當中又出現了不少願意效仿盧作孚，越界政治，指點“朝政”的人。時光荏苒，又過去了二十年，他們要麼已經進了班房，要麼就是走在通往班房的路上。

做實業需要勤奮，更需要天分（商業頭腦）。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兩樣條件，父親都不具備。他甚至連做實業的興趣都不曾有過。如果有，我們的爺爺奶奶一定會拍着手兒樂，因為家裡的小商業實體正愁着沒人“接班”呢。小商店也是商業企業。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如果一百年前父親能從一個實體店起步，發展聯鎖經營，那絕對是領先全球的超前意識。1930年8月，世界上第一家聯鎖店在紐約皇后區開張。半個世紀之後的1981年，中國內地第一家聯鎖超市“廣州友誼超市”正式對外營業。一種全新的購物方式提升了地球人的生活品質，成就了N多個世界五百強。這是題外話。

在家境比較優渥的原生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比較自由、率性，父親應該也不會例外。有“戀母情結”的孩子一般都比較樂觀、開朗、有點小任性 喜歡隨意而安；這些，也能從父親的性格中發現端倪。

父親躊躇滿志地離開家鄉後抵達的第一站是上海。憑着年輕，有知識和文思敏捷的優勢；他做過律師，出庭為委託人爭取權益；當過記者，眼疾手快搶新聞。一個來自外省的小年輕，在沒有任何背景也不投靠任何政治勢力，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干着自己喜歡幹的事情並且在大上海激烈的社會競爭中尋找自己的位置。

父親在上海、南京闖蕩了十多年，從“五四運動”到“七七事變”，那是他職業生涯的黃金時間，也是他生命的黃金時段。我想父親在那個年代是愜意的、自由的、躊躇滿志的。作為青年知識分子，父親在當時即便談不上出類拔萃，也應該不會是一個平庸之輩。然而，他沒有留下與這個時期有關的任何文字，比如日記、書信或文稿。後來也不願跟我們談及當年的往事。那十多年中國經歷了北洋政府的破產、癱瘓，到國民政府名義上統一中國後的攘外安內、勵精圖治。外敵步步緊逼，內患此起彼伏。父親不是弄潮兒，但也不是旁觀者。他是局中人，是參予者，是見證人。雖然他無黨無派，對政治不感興趣，可他幹的職業就是“政治”。他服務過哪家新聞機構？是否報道過重大新聞事件？是否與別的律師合夥辦過律師事務所？是否代理過比較有社會影響的案件？身處同風雲激盪的年代，他一定有自己的苦樂，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看法。但這些都被他自己帶走了。我在文革的狂風暴雨中度過了自己的成長期，那時只想着和父親劃清界限，連在街上走個對臉都避之唯恐不及，哪裡會想到問他什麼陳年舊事？五十年過去了，我只能憑多年前長輩親友關於父親年輕時代一鱗半爪的描繪，拚湊出朦朧的印象：當時父親在上海的事業幹得有聲有色，家鄉安慶比他年輕的親友還記得，在大上海闖蕩江湖的邵家二少爺雖然談不上發家致富、耀祖光宗，但見多識廣的談吐和瀟灑的風度總會讓家鄉一起長大的夥伴眼前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