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7年9月秋收起義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經歷了“三落三起”，毛澤東面對每一次打擊和挫折，是如何反應的、如何選擇的，他在低谷時的思維和行為是什麼，他是怎樣“忍”和“等”的？

第一次低谷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向井岡山進軍，在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三灣改編中首創“支部建在連上”制度。然而，毛澤東向井岡山進軍的正確路線，卻被共產國際代表羅米納茲視為“臨陣脫逃”。1927年11月，“左”傾盲動主義占據統治地位的黨中央，對毛澤東作出了錯誤的“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處分決定。

1928年3月，中國共產黨湘南特委代表來到井岡山，貫徹中央的“左”傾盲動政策，指責井岡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批判毛澤東是“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並把中央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取消以他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改組為不管地方只管軍事的師委。這樣，使毛澤東一度成為“黨外人士”，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還強令革命軍離開井岡山，這是毛澤東領導地位經歷的第一次低谷。

但他的革命意志沒有一點動搖，開始積極地履行新的職務，他向指戰員講話：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可是中國有句俗話，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

湘南特委代表命令他將隊伍開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動。毛澤東服從命令，把隊伍帶到湖南酃縣中村（井岡山邊沿地區），進行部隊整頓，搞土改試點。

此時傳來兩個好消息：一件是看到中共中央文件，澄清了將毛澤東“開除黨籍”的誤傳，毛澤東又可以在部隊中發揮領導作用了；另一件得知朱德、陳毅、王爾琢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在發動湘南暴動後遭遇強大敵軍追擊，正向井岡山方向撤退。毛澤東立刻派袁文才、王佐率第二團前往接應，自己親率第一團阻擊國民黨追擊部隊，並派何長工去尋找朱德部隊。4月24日前後，兩支部隊在寧岡礱市會合，部隊合編成工農革命軍第四軍。


同年9月，毛澤東、朱德率部隊重新返回井岡山，並對黨組織進行了整頓，使黨組織更加純潔，戰鬥力也大大增強。1928年10月4日，在茅坪召開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重新組織了中央前委，毛澤東任書記。11月4日，紅四軍舉行第六次共產黨代表大會，選舉23人組成軍委，由前委領導，前委還領導地方黨。這樣，毛澤東在紅軍黨內的領導地位得到恢復。

這一時期，毛澤東開始實踐把創立紅色政權的政治鬥爭同黨的自身建設結合起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連同三灣改編時“支部建在連上”的組織建設思想，共同構成了黨的建設思想的雛形。

第二次低谷

1929年6月，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召開，會議由陳毅主持。會上錯誤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

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由於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

毛澤東在最後發言時平靜地表示：要加強軍隊的政治領導，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軍隊要做群眾工作，要打仗，要籌款。“至於會議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他這個不正確。”

會後，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的身份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毛澤東在閩西將社會調查作為中心工作，在7月召開的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比井岡山的《興國土地法》又有新的發展：對大小地主區別對待，對地主也“酌量分與土地”；對富農土地只沒收“自食以外的多餘部分”，“不過分打擊”；對中農“不要予以任何的損失”；“對大小商店採取一般的保護政策”。在土地政策上，“抽多補少”，“按人口平均分配”。

會後，閩西600多個鄉進行土地改革，約80萬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農民得了土地後，革命熱情高漲，積極參加紅軍，保衛自己的家園。

1929年10月下旬，赴中共中央報告工作的陳毅從上海返回，帶來了中共中央對紅四軍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信中充分肯定了毛澤東關於建黨的基本原則，增強了黨內軍內的團結，為開好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奠定了基礎。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了著名的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等多項決議案，選舉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新紅四軍前委。毛澤東第二次從政治低谷中走出來，重返黨的領導崗位。《古田會議決議》是毛澤東建黨建軍思想的集中體現，是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建黨建軍經驗的總結，標誌着毛澤東建黨建軍思想的基本形成。

第三次低谷

20世紀30年代，王明等人的“左”傾錯誤在黨內統治長達四年，給黨的事業帶來了極大的危害。1931年11月召開的贛南會議，他們照搬蘇聯紅軍經驗，作出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決定，這樣，就把毛澤東排除在中央蘇區紅軍的領導地位之外。在遭受嚴厲批判的情況下，毛澤東出任當時相對於軍事並不太重要的職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主席”的稱謂即從此開始。

1932年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他們利用職權撤銷了毛澤東紅軍總政委和前委書記職務，導致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第三次跌入低谷。毛澤東的親屬都因株連而遭到打擊，長期管文件的賀子珍改當收發，毛澤覃一直挨批，被撤職，並被以開除黨籍相威脅。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的職務，賀子珍的妹妹、毛澤覃的愛人賀怡，被撤掉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

毛澤東在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期間，負重前行，做了大量工作，在領導經濟建設和政權建設的同時，還展開了查田運動……

“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最終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1935年1月，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

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工農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從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就在毛澤東代表的正確路線的指引下走上了勝利發展的道路。

毛澤東自己說：

無論你們整我到什麼程度，整錯了，對我有極大益處，激發我研究一下，激發我想一下。

遭遇打擊和事業低谷，毛澤東採取了“忍”和“等”，“忍耐”是出於對黨的紀律的服從，“等待”不是消極地坐等，而是盡最大努力做好影響力範圍內的工作。這也體現了毛澤東的偉大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