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是我國江南儲煤豐富的礦區之一，位於江西省萍鄉縣，鄰近湖南。因為在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江西還沒有黨組織，而且安源又與湖南聯繫密切，所以這個地區受湖南黨組織的直接領導。

安源路礦是江西萍鄉的安源煤礦和湖南株洲到萍鄉的株萍鐵路的合稱。在20年代初，安源路礦工人有17000多人。他們深受帝國主義、官僚買辦和地主封建勢力的殘酷剝削與壓迫，勞動和生活狀況極其痛苦。工人每天勞動12個小時，工資收入低微，還經常拖欠不發。礦井內沒有安全設施，常常發生冒頂、倒塌、穿水、起火等嚴重事故，致使工人不斷被壓傷以至燒死、淹死。礦長和工頭等可以對工人隨意辱罵、罰工錢，直到關禁閉或開除，甚至還濫用私刑或送警拘留蠻加拷打。這裡流行着一首令人心酸的歌謠：“少年進炭棚，老來背竹筒 ；病了趕你走，死了不如狗!”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這種悲苦的境遇迫使工人時斷時續地起來反抗。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這裡的工人就已經多次進行過反對洋人和監工的自發鬥爭。

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集中全力從事工人運動，發動和組織工人為爭取合法權利和自身利益而鬥爭，以謀求工人階級的解放。1921年8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隨後又在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設立分部，作為黨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機關。

毛澤東當時既是中共湖南支部書記，又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922年5月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成立後，他任書記，何叔衡、易禮容、李立三等為委員。安源煤礦是湘區範圍內最大的工礦企業，工人群眾很集中，所以特別引起毛澤東的關注。

在李立三到來之前，1921年秋，毛澤東就以湖南第一師範附屬小學主事的公開身份前往安源實地考察。他這次在安源大約住了一個星期，和許多工人交了朋友，傾聽了他們的血淚控訴。他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給工人講了許多深刻的革命道理，使工人懂得只有團結起來，進行鬥爭，才能最後解放自己。老工人還記得毛澤東在談話時打一個生動的比喻：“路上有塊石子，大老闆看到隨便把腳踢一下就踢開了。但要是把許多小石子摻上沙子、石灰結成團，就會堅如磐石，大老闆搬也搬不動了。工人們組織起來，結成團體，同心協力，就能把壓在我們頭上的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掀掉，打倒剝削者，建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世界。” 

經過這次調查，毛澤東親自體驗到安源工人的痛苦生活，又了解到安源工人在歷史上就具有光榮的鬥爭傳統。他認定安源是工人運動可能很快開展起來的地方，決心要親手在這塊土地上播下革命的種子。

毛澤東從安源回到長沙後，立即和湖南勞工會負責人黃愛商定，由勞工會評議員張理全利用朋友的關係，以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和安源路局火車房工人建立通信聯繫。勞動組合書記部又把各種書報和各地工人運動的消息傳遞到安源，《工人周刊》等出版物時常張貼在工廠附近的牆壁上。一天，毛澤東對張理全說：“你告訴安源工友們，我們將會來看望他們。”張理全立即寫信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安源工友。朱少連等幾位工友接到信後十分高興。12月中旬，他們回信給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請求派人到安源來給予幫助和指導。

毛澤東當即以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負責人的身份與李立三、張理全、宋友生（湖南一師附小教員、青年團員）等共四人，冒着隆冬嚴寒，專程從長沙再次來到安源。那時，李立三的原名是李隆郅，毛澤東想得很周到，認為這個名字難認又難寫，不利於在工人中開展工作，建議改一改。李立三去安源時，按諧音把“隆郅”改為“能至”。

毛澤東和李立三等到安源後，住在一個小客棧里。第二天先去訪問同勞動組合書記部通信的幾位工友，請他們帶領參觀礦井，又到了內外廠和鐵路機廠各處，詳細了解工人的勞動和生活狀況。到了晚上，毛澤東邀請工友們來小客棧聚談。他把李立三介紹給安源工友，以便儘快開展工作。

毛澤東這次和安源工人談話，一再講述要組織起來結成團體的革命道理。他還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工人當家作主的情況，引證說明，只要工人團結起來，有了自己的組織，任何強大的敵人都能打倒。安源工人聽後深受啟發。

安源工人向毛澤東提到工人子弟不能讀書的問題。毛澤東告訴大家：我們所以吃虧，是因為沒有文化，我們不但要辦工人子弟學校，而且還要辦工人補習學校。多串連一些工友，先把學校辦起來。然後組織工人自己的團體，這個團體可以叫“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

毛澤東和李立三等這次在安源活動了兩三天，先後同幾十位工人親切交談過。他們這次同工人談話的中心，就是動員工人組織起來，建立革命團體，通過他們自身組織，為解放自己而開展鬥爭。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領導工人運動的重要方法。當時我們黨還處在幼年的階段，但它已深入到下層勞動群眾中去，同自己的階級奠定了血肉相連的關係。

毛澤東回到長沙後，經過湖南黨組織和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的研究，決定在安源辦一個工人補習學校，並派李立三前往開展工作。李立三年輕有為，幹勁很足，在法國時就做過華工運動的工作，而且他是醴陵人，家鄉離安源不遠，和安源路礦工人打交道很有便利條件。蔡增准和蔣先雲等人隨後也被派注安源。

李立三後來回億這段歷史時說：“毛澤東同志派我們到安源去做工人運動的時候，他對於如何在工人中進行工作，如何把工人逐漸組織起來進行鬥爭，已經是胸有成竹。現在還模糊記得他當時告訴我們的話：安源工人眾多，受到種種殘酷剝削，幹活特別痛苦，是工人運動可能很快開展的地方。但是應當看到，反動統治勢力的強大和社會環境的黑暗，要開展革命工作並不是很容易的。首先應當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爭取公開活動，以便和工人群眾接近，發現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逐漸把他們訓練和組織起來，建立黨的支部，作為團結廣大群眾的核心。因此，他要我們以辦平民教育的名義，由湖南平民教育促進會介紹到安源去。” 

“哀而動人”的口號
那時湖南省教育會和平民教育促進會的負責人是李六如。李立三找到李六如後對他說：  “潤之派我去安源工作，要利用現在的平民教育運動的名義，聯絡地方士紳，爭取合法地位，先辦起夜學，啟發工人的覺悟，然後把他們組織起來。要請你寫一封介紹信給那邊的熟人。”李六如滿口答應，寫了一封介紹信遞給李立三，隨後又到湖南省教育會和平民教育促進會去，另寫兩封公函給李立三帶去。李立三拿了介紹信和公函，就以推行平民教育的名義前往安源。

從1922年12月到1923年3月，李立三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從事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他遵照毛澤東的指示辦事，一到安源就從辦平民教育入手，很快打開了局面。

李立三首先打聽到當時萍鄉縣知事是舉人出身，喜愛古文，於是就用“四六體”的文章寫了一篇請求開辦平民學校的呈文送去備案。縣知事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公函和李立三的呈文後，很讚賞呈文的文章，對開辦平民學校甚為滿意，於是很快批准立案。縣知事找李立三談話時，李立三提出要縣政府出一布告，縣知事也答應了，就在這篇呈文的前後添寫幾句話，作為縣政府的布告張貼出去，表示當局的支持。這樣，李立三取得了開辦平民學校的合法身份，在安源這塊蘊藏着中國工人階級無限潛力的土地上，開始了革命的工作。

李立三先開辦平民小學，學生多半是八九歲的工人子弟，然後經常訪問學生家長，熱心勸說工人來讀書。工人們見他到處勸學，最初都叫他為“遊學先生”。1922年1月，除平民小學外，增設了一所工人補習學校(因為補習學校是在夜間開課，所以又稱工人夜校)，開始時有60多人參加，其中以路局工人為多。工人夜校主要由李立三講課，對外用的是平民教育課本，對內用的是教員自己編寫的課本。“無產階級”、 “資本家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為什麼要革命”、“社會主義”等等，都是課本上的題目。李立三善於講演，深入淺出，生動活潑。通過教文化，對工人們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宣傳“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聯合起來組織團體與資本家奮鬥以減少痛苦解除壓迫之必要與可能”，[3] 以此逐步啟發工人的覺悟。

工人夜校的工作進一步開展後，李立三着手在工人中間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的組織。最早入黨的有路局行車部總司機朱少連等幾個人。1922年2月，在路局的火車房建立了6個人的中共安源路礦支部，這是湘區最早的產業工人支部，李立三任支部書記。到7月間，黨員發展到30多人。

安源有了黨支部的堅強領導核心，工人中的宣傳組織工作就逐步地深入開展起來。於是，李立三按毛澤東原先的設想，準備成立一個路礦工人的聯合工會組織。

1922年3月16日，由李立三召開了第一次籌備會，決定成立“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選出李立三為籌備會主任。4月1日召開第二次籌備會，由李立三、朱少連等十人聯名呈請萍鄉縣知事公署立案並出告示保護。為了取得合法，呈文中寫上了俱樂部的宗旨是“聯絡感情，涵養德性，互相幫助，共謀幸福”，幾天后呈文就批准下來。

在這次會議之後，李立三去長沙向中共湖南支部匯報工作。毛澤東當即召集會議時論，認為安源成立工人俱樂部的條件已經成熟，決定出李立三主持，儘快成立。

4月16日召開第三次籌備會時，參加俱樂部的人數已有三百多人。會上選舉李立三為主任，朱少連為副主任，並選出評議員和幹事若干人。

5月1日勞動節，安源路礦工人俱樂即正式成立。當天舉行了大遊行，路礦工人喊出了“打倒軍閥”、“勞工萬歲”、“俱樂部萬歲”、“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俱樂部成立的意義更深入人心。

俱樂部成立後，為了在經濟上幫助工人解決困難，創辦了工人消費合作社，李立三兼經理。俱樂部以“創辦消費合作社可買便宜貨”為口號向群眾宣傳，於是加入俱樂部的工人迅速增加。

1922年5月，毛澤東在李立三陪同下到安源檢查工作、發展組織。在看到工人貼有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資產者的標語時，毛澤東讚揚工人的革命熱情，然後啟發大家說：你們要打倒軍閥，打倒資本家，打是要打倒，不過要有步驟，要一步一步地來，打好紮實的基礎。毛澤東還參加安源工人俱樂部幹部會，同夜校工人談話，訪問工人家庭。他又對工人說：現在你們要加強團結，壯大組織。他告誡黨員要注意防止暴露黨的組織，把秘密工作與公開工作結合起來，鞏固和發展組織，迎接即將到來的鬥爭。毛澤東這次在安源既鼓勵大家敢於鬥爭，又教導大家要講究鬥爭策略，對黨組和工人們都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1922年7月，湖北漢陽鐵廠工人罷工勝利。消息傳到安源，工人們深受鼓舞。當時，路礦兩局幾個月來拖欠了工人的幾成工資未發，引起工人極大的不滿。俱樂部乘此時機，向工人明白宣告：“俱樂部之宗旨，為保護工人的利益，減除工人的壓迫與痛苦”，這個宣言受到工人們的普遍擁護。路礦當局原先對俱樂部不甚注意，在漢陽鐵廠罷工後，漸漸覺得俱樂部含有其他作用，企圖加以破壞。

這時李立三已去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並商量在安源進一步開展鬥爭的有關事宜。毛澤東請李立三暫時留下參加和幫助長沙泥木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鬥爭。8月10日，李立三以“能至”為署名在長沙《大公報》上發表《我要替泥木工人說幾句公道活》一文，公開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9月5日，長沙泥木工會成立大會召開，李立三同易禮容、劉少奇一起參加了會議並發表了長篇演說。會後，李立三離開長沙返回安源，在途經園陵時，順路回家探親。

路礦當局乘李立三不在安源的時機，一面對蔣先雲等施加恐嚇，一面又用籠絡手段，詭稱要津貼俱樂部經費和撥給俱樂部房屋。但蔣先雲等沒有被誘動，反而向工人展開廣泛宣傳，每日分幾處演講，聽講的人越來越多，加入俱樂部的工人每日以數十計，鬥爭的空氣逐漸濃厚。

俱樂部的力量在迅速發展，路礦當局決計撲滅。他們上書萍鄉縣署和顧西鎮守使署，硬說俱樂部是“亂黨”組織，應以武力封閉。同時，還威嚇蔣先雲、朱少連等人，如不速離礦山，就有殺身之禍。“那知朱等強硬異常，不為所動，且切實聲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業，死也不怕！’”[4] 安源的形勢日趨嚴重。

在關鍵的時刻，9月初的一天，毛澤東從長沙趕來安源。他聽取了安源黨支部的情況匯報，和蔣先雲、朱少連等研究分析了當前的形勢，決定立即組織路礦兩局全體工人罷工，並在組織上、策略上作好各種準備。

據老工人回憶，當毛澤東聽說“五一節”遊行喊“共產黨萬歲”的口號時，他告誡大家說：我們開始做工作不能就招來麻煩。好比造棟房子，現在才打牆腳，還未砌牆架屋。要等房子做到有幾成了，“共產黨”的門才能透點風出去，讓大家知道知道。我們有了槍，有了軍隊，就可以大叫，門方始打開。現在先要把大家組織起來，把大多數人團結起來，聯合一切支持我們的人，叫早了，他們會反對。等工友們知道自己的利益跟我們密切相關時，就可以叫了。

毛澤東對大家說：從目前形勢來看，安源罷工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要使安源敵人屈服，非採取罷工的手段不可。我們共產黨人要站在前面，處處為群眾的利益着想。他又囑咐大家，要爭取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同情，要提出“哀而動人”的口號，進行義無反顧的鬥爭。

毛澤東還寫信給正在老家醴陵探親的李立三，要他迅速趕回安源，領導罷工鬥爭。信的大意是：現在安源工人群眾已經起來了，情緒很高，可能很快要舉行罷工，你趕快回安源。李立三接到此信後，第二天即9月9日就趕回安源。這時，毛澤東已返回長沙。

李立三在安源面對路礦當局的恐嚇和破壞，他的態度更加堅決，向工人表示誓死不離安源，要鬥爭到底。不久，毛澤東為了加強領導，經湘區委研究決定，再派劉少奇到安源。劉少奇於1922年春在莫斯科學成歸國，先在上海參加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8月調到湖南長沙。這時，他正參與領導粵漢鐵路罷工鬥爭，毛澤東把他從火線上抽調出來，協助李立三領導和組織安源罷工鬥爭。

這時路礦當局採取強硬手段，呈請萍鄉縣正式出示，命令俱樂部自行停閉。但適逢粵漢鐵路武漢、長沙段工人掀起罷工浪潮，安源工人更為激動，紛紛要求罷工。李立三等採取“先禮後兵”、爭取社會同情的策略。

9月11日，俱樂部向路礦當局提出三條最低限度的要求：路礦兩局呈請行政官廳出示保護俱樂部；按月發給俱樂部津貼；從前積欠的工人存餉限七日發清。並限兩天內圓滿答覆，否則，工人要作“最後之對付”，即舉行罷工。

9月12日，路礦當局作出第一次答覆，俱樂部認為不圓滿，再通告路礦兩局限即時答覆，同時對罷工作了周密的部署。

這時，俱樂部接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來信，信中說：“請你們努力作最後的對待，不要為官威所降服!我們奮鬥的精神，自有奮鬥的代價。我們因壓迫而死，毋寧奮鬥而死，死有代價，死有價值！”這給安源工人很大的鼓舞。

在罷工前夕，毛澤東從長沙寫信給李立三等人，對“哀而動人”的策略再次作了解釋。信的主要內容是：“罷工勝利的條件首先要靠工人群眾有堅固的團結和堅強的鬥志，同時必須取得社會輿論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須運用‘哀兵必勝’的道理，提出‘哀而動人’的罷工口號”。

就在9月12日這一天，安源黨組織召開緊急會議。會上決定成立罷工總指揮部，由李立三任總指揮。為了防止敵人用殺害領導人的辦法破壞罷工，會議決定李立三秘密策應，隱蔽指揮；劉少奇任俱樂部全權代表，常住俱樂部應付一切。

這次會議按照毛澤東指示的精神，擬定了罷工宣言，提出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這個“哀而動人”的罷工口號。這個口號不僅可以激發廣大工人的強烈感情，而月可以喚起社會各界的同情與支持。會議還討論了17項要求，作為復工的條件。其主要內容是：路礦兩局承認俱樂部有代表工人向路礦兩局交涉之權；發清積欠工人存餉；職員工頭不得毆打工人；增加工資，改良食宿條件，等等。

會後，李立三還帶禮物去會見當地洪幫頭子，爭取在罷工期間，社會上有個良好的秩序。

後來李立三回憶這些事情時說：“安源罷工時，‘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就是根據毛主席的思想提出的(當時是將口號寫在紙上，貼在牆上）”，[6] “這個口號既激動了廣大工人群眾的戰鬥決心，又博得了社會輿論的同情，對於罷工勝利，起了很大的作用”。[7] 在爭取洪幫頭子的工作中，李立三寫道：“我說我們要罷工，又講一些罷工是為窮兄弟謀幸福，保護窮人等等道理。提出要他講義氣，多幫忙。他拍着胸脯說：‘我一定幫忙’。我立即提出罷工期間的三個要求：1．鴉片館關門；2．街上的賭攤收起來；3．不發生搶劫案。他連拍三下胸脯說：‘第一點我包了，第二點我包了，第三點我也包了’，並將一、二兩點寫在布告上。這三件事件的實現，在社會上發生很大的震動，甚至一些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也都認為俱樂部了不起（因為這三件事是多年不能解決的，工人罷工後就完全實現了)。這件事情表現了工人階級的力量，也說明了毛主席的統一戰線思想的作用”。[8]

席捲全路礦的大罷工
路礦當局在9月12日當天又作出第二次答覆，只承認第一、二項條件，但仍以財政困難為由拒絕第三項條件。俱樂部在原條件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增加工資、減少剝削等條件，並限期答覆。

9月13日午夜，路礦當局仍沒有對發清積欠工資的要求作出滿意答覆，而且，萍鄉縣保護俱樂部的告示也未送到。於是，俱樂部在當晚12時斷然發出罷工命令。

9月14日凌晨，震動全國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爆發！開往株洲的列車最先停駛，窿門口的電源切斷，礦井裡的電燈全部熄火，運煤的電車癱瘓在路軌上。工人們像潮水般一群群湧出窿外，手舉斧頭、手鎬，不停地呼喚“罷工！罷工！”“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

當天上午，洗煤台、製造處、修理廠、煉焦處等都停止了工作。按照俱樂部的命令，為了供應照明、飲水和維護礦井安全，只有鍋爐房一處和電機處的發電廠還在照常工作。

罷工開始後，俱樂部組織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還在各處牆壁上滿貼標語、布告，同時發表《萍鄉安源路礦工人罷工宣言》。

李立三、劉少奇和路礦工人一起擬定的罷工宣言，寫得真切感人，簡短有力。宣言寫道：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們呵！請你們看：我們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們的工錢何等的少呵！我們時時受人家的打罵，是何等的喪失人格呵!我們所受約壓迫已經到了極點，所以我們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資”、“組織團體——俱樂部”。

我們要求的條件是極正當的，我們死也要達到目的。我們不作工，不過是死！我們照從前一樣作工，做人家的牛馬，比死還要痛苦些，我們誓以死力對待，大家嚴守秩序！堅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們呵！我們罷工是受壓迫太重，完全出於自動，與政治軍事問題不發生關係的呵！請你們一致援助！我們兩萬多人餓着肚子在這裡等着呵！……

在罷工宣告中提出了保障工人權利、增加工資、發清欠薪 、改良生活待遇、廢除封建把頭制等復工條件的17項要求。

安源罷工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各地。以毛澤東為主任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首先發來了聲援電，電文如下：

萍鄉安源路礦工友公鑒：我們接閱你們底罷工宣言，我們知道你們已經鼓着你們底階級鬥爭的勇氣和慘無人道的資本家官僚軍閥宣戰了。我們非常佩服你們底奮鬥精神與作戰的力量。我們對於你們向鐵路當局所要求的最初步最低度的條件，實在覺得萬分正當而無可減縮絲毫。我們誠誠懇懇地願你們堅持到底而獲得最後的勝利。我們也很願意竭力援助你們。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呵！敬禮勝利！

對安源罷工的聲援電，鼓舞了安源工人的鬥爭意志，增強了他們同路礦當局鬥爭到底的決心相信心。

面對着罷工，路礦當局驚慌失措，玩弄各種手法進行破壞活動。先是指使工頭利用親戚關係收買少數工人下井，但被工人糾察隊勸阻或制止，結果再沒有一人自行上工。路礦當局見此計不行，又懸賞銀洋600元，秘密派遣暗探欲謀刺殺李立三。工人們聞訊更加憤怒，一方面警告當局：如果俱樂部主任被害，就要路礦當局全體不能生離安源；一方面嚴加警衛，不讓李立三外出，偶或有事出外接洽，不出20分鐘，必有幾百人前往保護他們的領袖。路礦當局又改途易轍，電令當地軍閥贛西鎮寧使，請將安源劃為特別戒嚴區域，設立戒嚴司令部，派兵前往彈壓工人。但由於工人組織嚴密，團結一致，對士兵開展政治工作，許多士兵也就知道工人罷工是為了改良生活，逐漸對工人抱着同情的態度。

罷工期間，在安源共產黨支部領導下，全體工人表現了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俱樂部的命令如同軍令一樣，遇到了事故。一呼百應，秩序井然，社會各界都表示嘆服。

在嚴峻的局勢下，路礦當局請商紳界出來調停，9月15日派全權代表到商會同俱樂部代表李立三舉行談判。這一天，路礦當局辦了桌酒席，桌子上還擺滿了用紙包着的一筒筒銀洋。他們一再提出“先開工後議條件”。李立三大義凜然地說：“你們把談判的題目弄錯了吧？是勾結還是行賄？如果要開工的話，就把工人提出的17個條件擺在桌子上來談，不然，其他的請別開口！”

9月16日，路礦當局派人到俱樂部，要俱樂部代表到戒嚴司令部商量解決辦法。這次劉少奇作為俱樂部的全權代表參加談判。戒嚴司令依仗手中的武器，威脅劉少奇下令復工，否則就地“正法”。劉少奇一身是膽，臨危不懼，仍堅持先談條件，後談復工。在談判時，數千工人聞訊趕來圍樓吶喊助威，路礦當局和戒嚴司令軟了下來，不得不答應下次繼續談判，儘快解決罷工問題。

第二天，因鍋爐燒煤快要脫節，電機廠、抽水機、打風機三處要害部門將面臨停機危險，形勢十分危急。路礦當局承認對付工人罷工已經“計窮力竭”、不得不改變“先開工後議條件”的主張，於當日下午派代表隨同商紳代表與俱樂部代表李立三磋商條件。直到深夜二時，經過李立三的據理力爭，才將17條商定為13條，路礦當局承認俱樂部有代表工人的權利，比原來提的“有交涉之權”更進了一步。13條和17條相比，有些要求沒有完全達到，但基本上滿足了工人的要求。李立三在臨走時一再聲明：“此13條無可再行讓步，可則立即開工；不可則聽眾工所為，我亦無法制止。”

18日上午，李立三代表工人俱樂部和路礦代表簽訂了正式條約。至此，從9月14日到18日曆時五天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勝利結束。

這天下午，俱樂部在大操場舉行慶祝大會，工人到會有一萬多人，幾百工人手持小旗擁着李立三來到會場，頓時，掌聲雷動，工人們高聲歡呼。李立三登台演說，在宣布談判勝利果實13條之後，接着說道：“我們這一次罷工勝利，全在各位齊心。希望各位將此種精神永遠保持着。因為我們工友的痛苦很多，一次是不能完全解決的。現在雖說勝利了，但所得幸福究竟不多。所以這次不能解決的問題，只有留着以後再來解決。終究我們是會得到最後勝利的。望各位暫且安心上工，保持着今日的熱度去上工”。[11] “李立三演講完後，工人們三次高呼“勞工萬歲！”接着，李立三為前導，群眾後隨，旗幟滿天，爆聲震地，在安源新街舊街舉行了大遊行。

當時，以萍鄉安源路礦全體工人名義發表了《萍鄉安源路礦工人上工宣言》。宣言說：

罷工勝利了！氣也出來了！從前是“工人牛馬”，現在是“工人萬歲”！我們的第一步目的已經達到了，我們宣告上工。

我們這次所得的勝利雖是很小的，但這是第一次勝利，以後第二次第三次……的勝利是無窮的，故我們的痛苦在這次不能解決的，以後第二次第三次……再解決；只要我們自己的團體——俱樂部在這裡。

我們這次罷工，是安源工人出頭的第一日，是露布安源黑幕的第一日，我們從今日起，結緊團體，萬眾一心，為我們自己權利去奮鬥！

安源路礦工人罷工取得了出色的勝利，在這次罷工鬥爭中，李立三等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依靠工人群眾堅固的團結，注意鬥爭策略，爭取社會輿論同情，使這次罷工沒有受到什麼損失而取得圓滿的成功。據《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略史》記載：“這一次大罷工，共計罷工五日，秩序極好，組織極嚴，工人很能服從命令。俱樂部共用費計120餘元，未傷一人，未敗一事，而得到完全勝利，這實在是幼稚的中國勞工運動中絕無僅有的事。”

彎弓待發
安源罷工勝利後，廢除了封建的包工制，建立了自下而上的代表會議制度，工人的勞動、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有了明顯的改善。許多工人說，他們在安源做了20多年牛馬的工作，過了20多年的非人生活，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得到出頭的一日。10月，俱樂部重新改組，選出總主任李立三，路局主任朱少連，窿外主任劉少奇，窿內主任餘江濤。罷工開始時，參加俱樂部的工人僅700餘人，罷工勝利後，1.7萬多工人踴躍加入俱樂部。此後，俱樂部的活動更加廣泛地開展起來。

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對推動當時江西、湖南和全國工人運動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促進和幫助了湘贛的農民運動，並為後來建立安源工人革命武裝，參加北伐，參加秋收起義與建立中國工農紅軍，打下堅實的群眾基礎。

罷工勝利的當年冬天，毛澤東再次到安源巡視，指導工作。一方面，他考察罷工勝利後工人運動的發展狀況，指示安源黨的組織發展一批黨員，鞏固和發展罷工勝利成果。另一方面，那時中共中央計劃組織鐵路、礦山、海員三個全國產業工會，以便成立全國工會總聯合會。毛澤東這次去安源也是為了執行中共中央這個計劃。隨後，安源工人俱樂部為促進工人階級的全國聯合做了大量的工作。

安源罷工勝利後不到半年，1923年2月7日，京漢鐵路工人罷工遭到軍閥殘酷鎮壓，腥風血雨席捲全國，年輕的中國工人運動轉入了低潮。

“二七慘案”發生後，北京反動政府的交通部、工商部向安源路礦當局發出密電：“俱樂部乃赤禍之源，應即相機封閉，勿使遺患……”但路礦當局考慮到“安源情形不同，工人勢力太集中，產業又極險要，封閉俱樂部必致引起重大糾紛，於實業前途，於地方治安，皆非福利”，因此不敢貿然下手。

毛澤東當即召集包括李立三在內的安源的同志到長沙開會。他具體分析了當前的形勢，指出要採取穩重步驟，不要輕易舉行罷工，但要以“彎弓待發”的姿勢等待，作好罷工的充分準備，最後根據形勢的發展，再決定是否罷工。並且認為，只有這樣才最為有利，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安源的同志找路礦當局談判，指出他們有請軍隊解散工人俱樂部的陰謀，如果這樣做，必然會引起工人再度罷工，整個礦區將遭到破壞，另一方面在工人中緊急動員，號召大家作好充分準備，因而使路礦當局不敢有所動作。當時安源工人只舉行了遊行示威，在鬥爭條件方面也只提出不高的經濟要求。路礦當局很快就答應了。

正因為安源黨組織執行了毛澤東的靈活策略，所以，在全國工人運動處於低潮期間，安源工人俱樂部仍然紅旗不倒，而且取得了新的勝利和進展，當時被譽為“中國的小莫斯科”。鄧中夏曾經讚揚地說：“在此消沉期中，特別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真為‘碩果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