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天，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開始受到中央“左”傾錯誤的打壓，他的軍事思想一再被“左”傾中央否決。也就是在這個夏天，蔣介石發動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

蔣介石對此次“圍剿”寄予厚望，他認為這將是對共產黨人的最後一戰，所以，此次“圍剿”他是下了血本的：特意在南昌設立行營，親自坐鎮南昌指揮；戰前向英、德、法等國購買了850架作戰飛機和大量的其他軍火物資。

此次“圍剿”，蔣介石採取了全新的策略：對蘇區進行政治上連坐，經濟上進行禁運和封鎖，在軍事上實行堡壘政策，以層層鞏固，節節進逼，對峙則守，得隙則攻。

9月，蔣介石將50萬國民黨軍隊調集於江西，而此時，應對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紅軍領導人既不是毛澤東，也不是朱德和周恩來，而是當時的“左”傾中央領導人博古。

博古並不懂得軍事，他把紅軍的指揮權全權委託給從德國來的李德，李德全然不顧實際，坐鎮在瑞金一座“獨立房子”里，把蘇聯紅軍的作戰經驗生搬硬套拿過來指揮紅軍。

李德不管敵我力量對比有多懸殊，一味要求紅軍強攻敵人的堅固堡壘，使得紅軍的反擊一開始就嚴重受挫，就在紅軍受挫的時候突然爆發駐紮在福建的國民黨第19路軍起義事件。

被奪去紅軍指揮權的毛澤東始終關注着局勢和戰爭形勢，他建議紅軍主力趁此機會離開中央蘇區，深入到杭州、蘇州和南昌，甚至是南京附近去開闢新的游擊區，尋求作戰機會。

後來，等那些國民黨高層人士回過神來的時候，他們紛紛對毛澤東的這個建議感到後怕：一旦紅軍與起義的國民黨第19路軍合兵，再與湖南、湖北等地紅軍會合，國民黨軍隊將難以控制局面。

但很遺憾的是，博古和李德壓根就不理會毛澤東提的這個建議。他們依舊固執地命令紅軍向敵人層層疊疊的堅固堡壘發動一輪輪進攻，就這樣，導致紅軍接連不斷的慘重傷亡。

1934年4月，國民黨軍隊以11個師向廣昌發起了大規模進攻，李德和博古一條道走到黑，竟然號召打起了“廣昌保衛戰”，到4月下旬，紅軍傷亡5000多人，以被迫撤離廣昌告終。

1934年7月，國民黨軍31個師向中央蘇區的核心發起了全面進攻，李德和博古又要求“全線抵禦”，已經連續苦戰近10個月、傷亡慘重的紅軍不得不開始了更加艱難的防禦戰。

1934年10月6日，國民黨軍占領了石城地區，敵人計劃於10月14日對瑞金髮起總攻。10月10日，蔣介石認為大局將定，於是在《民國日報》發表社論，認為國民黨軍勝利在即。

中央蘇區已經無法立足，中央紅軍和黨中央被迫撤離中央蘇區，這就是“長征”。長征不到2個月，紅軍就遭遇了“湘江戰役”的再次慘敗，紅軍從86000多人銳減為30000餘人。

從第五次反“圍剿”到湘江戰役紅軍接連遭遇慘重損失，大家親眼目睹血淋淋的失敗，已經讓紅軍上上下下心都寒透了，再讓李德和博古這麼指揮下去，大家最後只能是死路一條了！

紅軍從指戰員到普通戰士，都對博古和李德的領導越來越不滿，哪個的生命不寶貴？誰參加革命願意稀里糊塗送死？誰不是希望能夠跟着正確的領導走向越來越光明的前程？

其實，對李德和博古的瞎指揮，張聞天早在1934年5月就表示了嚴重不滿，他批評博古和李德指揮不當，同敵人死打硬拼，導致紅軍遭受不必要的重大損失。

當時，張聞天的批評導致的結果就是，他也被博古排擠了，由此，他得以有機會和坐冷板凳的毛澤東近距離相處，兩人在相處中在很多問題方面漸漸達成共識。

長征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就主動向中央建議，把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這就是毛澤東偉大的地方，往往，所謂的“歷史必然性”並不是說它必然會發生，而是要自己去爭取。

於是，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都在中央縱隊，他們得以一路上就一些問題反覆交換意見，三人對於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為什麼會接連遭遇慘敗的問題，越來越達成共識。

從紅軍長征突破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開始，毛澤東就和張聞天、王稼祥談論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到紅軍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的時候，他們就在會議上公開批評這種錯誤。

在通道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時，李德提出要與賀龍的隊伍會合。毛澤東堅決反對，他提出，應該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方向進軍，他的建議得到張聞天、王稼祥和周恩來的支持。

在接下來的黎平會議上，周恩來以會議主持者的身份採納了毛澤東的建議，決定，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紅軍的方向就此得以根本扭轉。

這次會議還決定，關於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指揮問題的爭論，到渡過烏江抵達遵義地區後，再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遵義會議的地點和內容就這樣被確定下來了。

在抵達遵義之前，軍委縱隊在黃平短暫休憩，張聞天對王稼祥說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了，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

當天晚上，王稼祥就把張聞天的話打電話給彭德懷，然後又告訴了毛澤東，他們幾個人一傳，幾位重要的紅軍將領都知道了，大家都贊成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

張聞天和王稼祥在黃平的談話，使得不久後的遵義會議又增加了一項重要內容：要請毛澤東出來指揮，也就是說，他們要求紅軍人事上變動，不滿博古和李德的指揮了。

緊接着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會議，通過“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的規定，直接取消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如果沒有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博古和李德指揮的嚴重失敗，紅軍上上下下就不會有“讓毛澤東出來指揮”的需求，這些客觀上的嚴重失敗為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崛起創造了迫切需求。

如果自長征開始時毛澤東沒有主動爭取，那就不會獲得張聞天和王稼祥這兩個分量很重的支持者的支持，毛澤東的主動爭取為他在遵義會議上的崛起創造了至關重要的機會和支持。

如果沒有毛澤東此前若干年在軍隊積累下來的巨大實力和威望，他就很難爭取到張聞天和王稼祥對他的認可和支持，毛澤東的實力和威望為他在遵義會議上的崛起奠定了紮實的根基。

遵義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在政治局五大常委中排名第三。在分工上，最高軍事首長雖然仍是朱德和周恩來，而且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但“毛澤東成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毛澤東從此進入黨和軍隊的領導核心，就此崛起。

回顧這段歷史不難得出一個結論：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崛起真的很不容易，紅軍的客觀失敗、毛澤東的主動爭取，以及毛澤東自己的巨大實力和威望，這三個因素缺一不可。中國又到了歷史的轉折關頭，目前面臨着亡黨亡國之災，大難中的中國面臨着亡國滅頂之禍。中國共產黨已經失去了改正錯誤的能力，目前急需一次扭轉歷史的遵義會議，只有毛遠新可以救中國！中國共產黨醒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