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包括那些自稱“共產主義者”的人，對印度人民戰爭持失敗主義態度，還有一些人對它的勝利缺乏信心。他們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解，即帝國主義和印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正在衰落，而在印度進行着的，作為社會主義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一部分的人民戰爭正在發展壯大。這是因為，他們缺乏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辯證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不了解社會發展的規律，反倒以形而上學的方式分析和理解這些條件；他們只看到革命運動在當前條件下的問題、困難和損失，認為現在敵我力量對比的局面是一成不變的；他們沒有考慮到從客觀革命條件、敵人的弱點、敵人階級內部的矛盾和革命力量的實踐中加強學習寶貴經驗的機會；他們對當今帝國主義-革命時代的性質和人民的革命性缺乏信心；他們不理解或否認通過革命力量和革命黨的自覺革命努力，通過根據具體條件有計劃地採取策略，通過克服打擊和挫折，敵我力量對比正在和即將發生變化。他們不相信人民是真正的歷史創造者，不相信最先進、最科學的馬列毛主義（現代馬克思主義），甚至不相信他們自己。他們認為廣大群眾的敵人和他們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這種人帶來了失敗主義。你也很清楚，失敗主義立場不僅存在於我國和我黨，而且存在於世界各國和各黨。

我們對印度人民戰爭的勝利完全有信心，因為指導我們的理論是馬列毛主義，它是迄今為止所有理論中最進步、最革命、最活潑、最科學的理論；它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的理論；它是社會上被壓迫人民手中最宏偉的理論武器。根據這一理論組織被壓迫的階級、階層和民族，並領導他們繼續進行階級鬥爭和人民戰爭，那麼革命是必然成功的。我們完全相信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將獲得最終的勝利。我們滿懷着對我們的理論、人民和未來的信心投入階級鬥爭和人民戰爭。我們也透徹地了解我們的朋友和敵人，在戰略上把敵人看作紙老虎，在戰術上把敵人看作真老虎，以此進行人民戰爭。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是社會變革的根源。印度目前的社會經濟制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買辦官僚資本家階級和封建階級同帝國主義勾結，繼續作為直接剝削的統治階級，而帝國主義對我們國家進行間接的統治、剝削和控制。代表剝削統治階級的印度政府，正在對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特殊社會階層如達利特人、部落民、宗教少數群體、婦女、LGBT群體、克什米爾和東北地區被壓迫民族等，進行剝削和壓迫。印度政府在政治、經濟、工業、農業、服務業、國防、文化和環境領域的所有政策都是反人民的、賣國的，只符合少數買辦官僚資本家、地主和帝國主義者的利益。所以廣大被壓迫群眾一定要同這些剝削統治階級作鬥爭，這是人民戰爭勝利的基礎、源泉和保證。

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很不平衡。我們是相對弱小的，敵人是相對強大的。革命運動目前正處於戰略防禦階段。革命同樣處於不平衡的發展之中，還沒有擴散到所有的地區和行業。敵人正試圖在我們壯大之前消滅我們。我們的敵人不僅是印度舊國家。全世界的資本主義也支持它。我們面臨着當年俄國革命所面臨的挑戰——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社會主義陣營。當然，毛主義的政黨和力量也在全世界一些國家為革命的勝利而戰鬥，我們得到了他們的支持。當我們與強敵作戰時，我們有起伏，有進退；我們接受挑戰，向全國各地、各行業發展，增強群眾基礎，奮勇戰鬥。我們將取得勝利。人民是不可戰勝的，他們是決定性的因素。如果我們把被壓迫人民組織起來，占多數的人民群眾一定會打倒占少數的剝削者。我們完全確信這樣的歷史真理：失敗——勝利——失敗，最終勝利[1]。在這個世界上，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不會永遠存在下去。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最終將建立起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社會，那就是共產主義。

目前的國際和國內條件十分有利於革命運動的發展。三大基本矛盾日趨尖銳，國內的四個基本矛盾也在不斷加劇[2]。這些都為革命創造了有利的客觀條件。近來，特別是莫迪領導的印度法西斯勢力在中央和多數邦上台後，他們一直在實施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LPG (Liberalisation, Privatisation and Globalisation)）的政策，非常積極地滿足帝國主義者和國內買辦統治階級的利益。印度農民在德里進行了為期一年的長期的、歷史性的、戰鬥性的鬥爭，反對反農民的、賣國的三項農業法案，迫使莫迪暫時將其撤回。這些法案儘管是以“自給自足”（Atmanirbhar）的名義提出的，但實際上卻是把印度變成在糧食原料方面依賴於帝國主義的國家的陰謀的一部分。除了德里的沙欣巴格（Shaheenbagh）地區反對《公民身份修正法案》（CAA (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的鬥爭外，在恰蒂斯加爾邦、奧里薩邦、安得拉邦、特倫甘納邦、恰爾肯德邦、比哈爾邦、喀拉拉邦、旁遮普邦和馬哈拉施特拉邦，工人、教師、雇員、學生、失業者、被壓迫社會階層和其他群體正在全國各地進行反對警察營地、道路修建、強制遷移、大型破壞性項目建造和國家法西斯鎮壓的鬥爭。這些都顯示了國內有利於革命的條件。

面對這樣的革命條件，印度中央和各邦政府正試圖以法西斯的方式鎮壓這些運動。特別是作為以“新印度”的名義建立的婆羅門印度教法西斯主義新殖民主義印度的一部分，莫迪政府正在不斷攻擊宗教少數群體特別是穆斯林、達利特人、部落民以及民主人士。政府正在對他們的宗教習俗、飲食習慣進行各種攻擊，並試圖制定嚴厲的法案來為自身行為辯護；它廢除了憲法第370條和第35A條款，取消了克什米爾的自治權；它制定了廢除“三重塔拉克”（triple talaq）的法案，並在阿約提亞（Ayodhya）清真寺[3]的遺址上建造拉姆神廟（Ram Mandir）；它壓制質疑的聲音，製造陰謀案件並將發聲者投入監獄；它發動多管齊下的“薩馬丹” （SAMADHAN）行動，以極度法西斯的方式鎮壓革命運動。這些都是它暴行的一部分。但是，廣大被壓迫人民和民主人士已經認識到國民志願服務團（RSS）[4]和人民黨（BJP）在政府中的陰謀，正在加強呼聲並組織起來反對它。

現在，讓我們簡要看看黨領導下的人民戰爭、我們黨自身、人民解放游擊軍和革命人民政權等的狀況。

納薩爾巴里（Naxalbari）起義後，我們的運動在短時間內遭受了挫折。不少人感到絕望和失望。但我們重新檢查了運動，從錯誤和弱點中吸取了教訓，克服了困難，逐漸向前邁進。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兩個革命流派——印度共產黨（馬列）（CPI (ML)）和毛主義共產主義者中心（MCC）在安得拉邦、比哈爾邦和其他邦的少數地區開展工作，逐漸成長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面對着黨內外的“左”傾、右傾和各種修正主義，最終我們發展壯大並擴展到全國各地，並在黨的領導下組建了人民解放游擊軍、國家政權機關和統一戰線中的眾多機構。真正將革命者團結起來的過程也就發生在這段時間。2004年9月21日，印度的兩個主要革命流派，即印共（馬列）（人民戰爭）（CPI (ML)(People’s War)）和印度毛主義共產主義者中心（MCCI）合併，印度共產黨（毛主義）由此誕生。至此，我們發展成為國際無產階級的一個支隊，並成為領導印度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單一中心的先鋒隊。隨後，我們於2007年1月勝利地召開了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內容豐富的基本綱領和一些政策方針，規定了中心任務、主要任務和其他重要任務，並通過選舉鞏固了領導層。

九大之後，我們的實踐繼續朝着實現其餘任務的方向發展，包括通過武裝鬥爭奪取國家政權這一核心目標。2005年，各邦政府在印度中央當局的支持和指導下，發動了“和平行動”（Salwa Judum）、“森德拉”（Sendra）行動和其餘數次圍剿，試圖鎮壓我們的革命。通過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游擊軍主力、二線和基層三股力量，以及革命人民政權、革命群眾、進步和民主知識分子、社會活動家們英勇的政治和軍事鬥爭，我們在2008年底擊敗了“和平行動”和其他圍剿。後來從2009年開始，中央和各邦政府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戰略性的、多管齊下的“綠色狩獵行動”（Operation Green Hunt）。面對這一攻勢，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堅持到了2017年，終於沒讓“綠色狩獵行動”得逞。接着，敵人從2017年5月起又發動了多管齊下的“薩馬丹”戰略攻勢。人民解放游擊軍、革命群眾組織和廣大革命群眾正在進行英勇的游擊戰，對抗擁有政權、經濟財富、現代武器和大量訓練支持的特別警察、準軍事部隊和突擊隊，以及在這些部隊的掩護下秘密部署的印度軍隊。總的來說，從70年代末到2011年，我們黨領導的印度革命運動處於發展階段，成千上萬的烈士為這一進步灑下了熱血。在這一時期，黨在實現包括中心任務在內的其他任務的道路上稍稍向前邁進了一步，在政治、軍事、統一戰線和文化領域獲得了一些極為寶貴的新經驗。

我們黨一直努力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來啟發人民，以替代虛假的議會制度和剝削階級的國家，組織他們進行階級鬥爭，發展其主觀能動性，並建立人民軍隊。通過有計劃地開展人民戰爭-游擊戰爭，摧毀了買辦剝削統治階級的地方政權，建立、發展和擴大了游擊根據地。這些根據地有助於進一步鞏固和擴大革命，推動人民戰爭的進行。我們在丹達卡冉亞（Dandakaranya (DK)）、比哈爾邦-恰爾肯德邦（BiharJharkhand (BJ)）、安得拉邦-奧里薩邦交界地帶（Andhra-Odisha Border (AOB)）、特倫甘納邦、西孟加拉邦和奧里薩邦的一些地方建立了不少根據地。我們根據當地運動力量的對比，在村莊、地區和分區各級建立了革命人民委員會（RPC）作為國家政權機關，它們掌握着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政權。這些人民政權正在探索潛藏在人民中的豐富的主觀能動性，並努力通過集體勞動發展農業生產；向實現經濟發展和自給自足邁進；發展新民主主義文化；支持黨、人民解放游擊軍、革命人民機構、人民鬥爭和人民戰爭。

然而2012年以來，在保證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寶——黨、人民軍隊和統一戰線——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某些嚴重的缺陷、弱點和局限。由於帝國主義的全球化政策導致的生產關係變化，以及在戰爭條件下，運用和實施策略方面存在缺點和局限性，由於黨、人民軍隊和人民政權缺乏足夠的布爾什維克化，由於印度買辦統治階級在帝國主義的命令下對黨和革命運動不斷進行反革命圍剿，這一時期遭遇了很大的損失，各局、地方委員會和部門都受到了影響。自2005年以來，黨的許多中央和各邦領導人被逮捕，黨遭受了嚴重損失。九大之後，中央委員會有21名委員被逮捕，另有7名委員在遭遇戰和當局偽造的遭遇戰中犧牲，13名中央委員因病離任。損失主要發生在城市和平原地區。在此種情況下，黨無法利用全國各地的有利環境。必須在這種背景下看待我們黨面臨的困難條件、問題和挑戰。與納薩爾巴里時期相比，雖然黨和革命運動在各個領域都有提高，但在敵人嚴峻的攻勢下，我們無法保護好革命領導人和主觀力量，因而出現了目前這種局面。中央委員會第六次（繼續）會議通過了策略、總體實踐的方向和戰略計劃。會議在馬列毛主義的指導下，基於事實對近期的、主要的和中心的任務做出了必要的調整。黨需要以堅定的決心做出相應的努力。

近期，我們在理論、政治、組織、軍事和文化領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我們來簡單回顧一下。

在第六次會議和第六次（繼續）會議上，中央委員會在理論和政治領域處理了一些具體而重要的任務。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一份題為《印度生產關係中的變化——我們的政治綱領》（Changes in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India-Our Political Program）的文件。它“回答”了關於印度生產關係轉變為資本主義的不真實、不成熟的討論，並肯定了印度的社會、經濟制度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然而，文件也提到，由於帝國主義、買辦官僚資本家和封建階級的政策，印度國內出現了相當大的畸形的資本主義變化，我們據此制定了政治綱領和策略。

中央委員會還制定並發布了《印度的民族問題——我們黨的立場》（Nationality Question in India-Our Party’s stand）這一文件，對《印度的種姓問題——我們的觀點》（Caste Question in India-our perspective）和《中國——新的社會帝國主義國家》（*****-a new social-imperialist country）兩份文件進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補充，並重新發布；中央委員會編寫並發布了從2007年召開的使黨統一的九大到2020年的《中央政治和組織審查報告》（Central Political and Organisational Review）。在變化了的條件和目前的運動背景下，會議將黨的中心任務改變為：“讓我們為把丹達卡冉亞和比哈爾邦-恰爾肯德邦交界地帶、東比哈爾邦-東北恰爾肯德邦交界地帶（Dandakaranya and Bihar-Jharkhand, East Bihar-North East Jharkhand）建設成為根據地而努力；讓我們在全國所有活動地區加強反帝國主義、反買辦官僚資本主義、反封建的階級鬥爭。”中央委員會根據主要的中心任務，對政治、組織、軍事、統一戰線和城市區域的近期任務做出了必要的修改。

中央委員會在2017年的會議上發布了一份關於黨對組建國際組織的認識的文件，此外還在不同場合發布了關於政治形勢和敵人進攻情況的通告和信函，藉此把中央對各方面的看法和認識傳達到幹部中去。根據這些文件，幹部們可以更容易地在為人民的問題而進行的人民鬥爭中採取必要的策略。

作為黨的鞏固運動的一部分，我們召開了各特區、專區、邦的全體會議。我們通過了對各地運動的政治和組織審查,評估了各地運動的條件並規定了任務,選舉了新的成員進入領導委員會並使之鞏固。我們還在一些邦成功地開展了發展黨員運動，為黨發展了初級成員。我們鞏固了黨支部和GPC[6]。

2017年和2018年，我們滿懷革命熱情地為下面四個具有國際意義的紀念日舉行了活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念日、納薩爾巴里農民武裝起義50周年紀念日、俄國十月革命100周年紀念日和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導師卡爾·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紀念日。2019年，根據中央委員會發布的黨內幹部政治教育大綱，在一些地區結合當地具體情況和各級幹部政治訓練情況選擇學習科目進行了培訓。除了學習之外，我們還在一些地區進行了布爾什維克化和戰地訓練。在其他一些地方，我們在黨和人民解放游擊軍內開展了反對非無產階級傾向的鬥爭。

在軍事方面，根據各游擊區的特點，依靠紅色抵抗區域的群眾基礎，人民解放游擊軍部隊在黨的領導下開展了戰術反攻和反擊行動，回擊了“薩馬丹”和“普拉哈爾”攻勢。在東部地區，以“伽馬桑”（GHAMASAN）的名義進行了抵抗。戰術反攻和反擊行動在一些地方取得了成功，在一些地方部分地取得了成功，而在另一些地方則遭遇了失敗。

2020年，人民解放游擊軍總共開展了99次游擊行動。維姆帕（Vimpa）伏擊戰是一個典型戰例。人民解放游擊軍在這次伏擊戰中擊斃了4名在警察、準軍事和突擊隊掩護下秘密部署的印度軍隊士兵，這是一次新的、更高的經驗。從2020年12月到2021年9月，人民解放游擊軍在全國各地開展了350次游擊行動，打死警察、準軍事部隊和突擊隊共66人，打傷85人，從敵軍手中繳獲了15件現代武器、數千枚彈藥和其他軍事裝備。其中，吉拉古德姆（Jeeragudem）和卡迪亞納爾（Kadiyanar）的伏擊戰是大規模行動，其餘則是中小規模行動。在這一時期，人民解放游擊軍部隊在超過65次的遭遇戰中對警察、準軍事部隊和突擊隊進行了回擊。

我們需要特別提到吉拉古德姆伏擊戰在政治和軍事上的重要性。人民解放游擊軍分割了以營為單位的敵軍（人數在750人以上），消滅了一個排（28人）的敵軍，並重創了另一個排的31人。這場伏擊戰是對2020年10月至2021年6月的“普拉哈爾”行動決定性攻擊的頑強抵抗，暫時阻止了敵人的計劃，也在革命群眾、黨和人民解放游擊軍中灌輸了信心：我們能夠打敗“薩馬丹”和“普拉哈爾”攻勢。如果在所有的根據地和紅色地區實行這樣的毛主義鬥爭方式，我們就能徹底打敗“薩馬丹”攻勢。

2022年4月14日午夜和15日，警察、準軍事部隊、突擊隊、陸軍和空軍對丹達卡冉亞鬥爭地區的人民解放游擊軍營地進行了猛烈的無人機空襲。人民解放游擊軍部隊實施了防禦戰術，得以安全撤退。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發生了針對此次無人機空襲的大規模抗議。

2022年，人民解放游擊軍在比哈爾邦-恰爾肯德邦交界地帶、東比哈爾邦-東北恰爾肯德邦交界地帶的特別地區的戰術反攻和反擊行動中消滅了恰爾肯德邦“捷豹”（Jaguar）警察部隊的4名警察，並在對“薩馬丹”和“普拉哈拉爾”攻勢的反擊行動中打傷了一些敵人。

在安得拉邦-奧里薩邦交界地帶，人民解放游擊軍在敵人的持續掃蕩和攻擊中打傷了4名警察。

在過去的一年中，人民解放游擊軍在各游擊區的作戰中共打死14名、打傷54名準軍事人員、突擊隊員和特別警察，從他們那裡繳獲了7支AK-47步槍和若干彈藥。

在一些鬥爭地區，人民民兵獨立地開展採取了游擊行動，並從敵人手中奪取了武器。

為挫敗反革命的“薩馬丹”和“普拉哈爾”攻勢，人民解放游擊軍部隊開展了待伏、誘伏、狙殺、引誘、遙控、破壞、奪取物資、消滅告密者、肅清反革命分子和人民之敵的行動，並在戰術反攻和反擊中用炮擊、手榴彈和其他戰術攻擊警察營地。人民解放游擊軍的游擊戰在保護游擊根據地和革命人民委員會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們對人民解放游擊軍部隊開展政治和軍事訓練，並在2020年12月2日至2021年12月2日期間慶祝了人民解放游擊軍成立的第20個年頭。

通過人民鬥爭和人民戰爭相結合的方式，我們可以（並且能夠）暫時癱瘓礦場、工業項目、巨型水壩和旅遊中心等等。

在一些鬥爭地區，我們每年都會開展招募活動，招募青年加入人民解放游擊軍。在統一戰線方面，作為鞏固群眾組織和革命人民委員會的工作的一部分，各級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選舉會議和會議都按時舉行，並選舉產生各個新的領導委員會。在黨、人民解放游擊軍和群眾組織的領導下，每年在1月26日、8月15日、2月10日偉大的“卜萬卡（Bhoomkal）”鬥爭日、3月8日國際勞動婦女節、3月23日反帝國主義日、5月1日勞動節、7月28日至8月3日烈士周、9月21日至27日成立紀念周、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節、12月2日至8日人民解放游擊軍成立紀念日等日子裡，人們都舉行慶祝和抗議活動。在3月23日反帝國主義日，我們舉行了會議和活動——緬懷巴格辛格、拉傑古魯和蘇赫德夫（Bhagatsingh, Rajguru and Sukhdev）同志的犧牲，反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反對美國、歐盟及北約的戰爭狂潮，並在菲律賓新人民軍成立53周年紀念日向其致敬；我們通過人民鬥爭、反擊和游擊行動來阻止婆羅門印度教法西斯勢力滲透到鬥爭地區；我們正在採取宣傳和反擊計劃，反對當局對達利特人和部落民的攻擊和屠殺。在全國各地，從地方到中央層面，都在進行各種形式的反婆羅門印度教法西斯的鬥爭。

反帝國主義、反買辦官僚資本主義、反封建的階級鬥爭在革命運動的各個地區不斷擴大和加強。過去幾年，人們正在為反對丹達卡冉亞的比賈布爾、丹特瓦達、蘇格馬、納拉揚普爾和康克爾等縣（Bijapur, Dantewada, Sukma, Narayanpur and Kanker districts of Dandakaranya）的新警察營地而進行有戰鬥性的鬥爭。特別是，過去15個月來反對比賈布爾縣的西林格（Silinger）警察營地的鬥爭吸引了人們，尤其是全國和全世界的原住民。在安得拉邦-奧里薩邦交界地帶特區（Andhra-Odisha Border Special Zonal Area），人們占領咖啡種植園，隨後在村委會的領導下進行耕種。在特倫甘納邦，人們正在反對政府企圖將部落民趕出特倫甘納邦的“哈利特哈拉姆（Haritaharam）”計劃，反對將部落民趕出坡杜（podu）[7]土地的反人民政策，反對降低部落民在部落地區工作中重要性的第3號政府命令（Government Order (GO) Number-3）。人民解放游擊軍廣泛地動員人民，摧毀了買辦官僚資本家和政府在蘇爾加爾（Surjagarh）和阿姆代（Amdai）及其他山區採礦所需的礦業和基礎設施項目中價值數十億盧比的財產。

數千人手持斧頭、刀子、鐮刀和弓箭等傳統武器，針對恰爾肯德邦帕拉斯納特（Parasnath）山脈塔拉伊（Tarayi）地區的特薩波利（Tesaphooli）、帕瓦特普爾（Parvatpur）、多爾卡塔（Dholkatta）、班普拉（Banpura）、潘德底（Pandedih）等地擬建的警察營地開展戰鬥性行動。他們摧毀並焚燒了警用車輛。在丹達卡冉亞、恰爾肯德邦、安得拉邦-奧里薩邦交界地帶特區以及奧里薩邦，部落農民的鬥爭正在進行，他們反對警察、準軍事部隊和突擊隊建立的營地，破壞道路和涵洞，並反抗警察的暴行、偽造的遭遇戰、屠殺、對婦女的暴行和強制遷移。數以百萬計的人正在參與這些鬥爭。我們呼籲開展保衛人民健康的運動，以抗擊新冠病毒疫情，並將其與反帝國主義、反買辦官僚資本主義、反封建的階級鬥爭相結合。我們的醫生團隊為人民提供治療。我們參加了人民要求免費接種疫苗、免費治療、為失去生計者提供免費口糧和就業機會的鬥爭。

值此之際，我們向過去15年來一直在國際上開展支持印度人民戰爭的聲援運動的支持印度人民戰爭國際委員會（ICSPWI）和各革命黨派致以革命的問候和革命的感謝。你們知道，反對反革命的“薩馬丹”和“普拉哈爾”戰略攻勢的國際行動日正是響應了該委員會的號召。2月10日、3月23日和9月13日廣泛進行的宣傳活動，也是由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倡議而進行的。

黨所取得的另一成就是啟迪了能頂半邊天的婦女，發展了她們在政治、組織、軍事、文化和其他部門的效能。目前，在人民解放游擊軍中，幾乎所有領域都有近一半的婦女同志。

黨也十分重視發展革命的、民主的文化事業，這有助於在被壓迫階級、被壓迫社會階層和被壓迫民族中發展革命的、民主的價值觀。

一個更重要的事情是監獄中政治犯的鬥爭和普通囚犯在他們支持下的鬥爭的進展。

總的來說，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黨正在努力擴大和加強全國各地的階級鬥爭-游擊戰爭（人民戰爭），正在努力組織黨、人民解放游擊軍和統一戰線。我們在政治、組織、軍事和技術上都獲得了新的經驗。在這樣的努力中，各類正面經驗的結合無疑將有助於擊敗反革命的“薩馬丹”和“普拉哈爾”攻勢，從而推進印度的革命運動。

然而，我們也面臨着敵人製造的不利因素和挑戰。保護革命成果是一個重要任務。我們知道，未來會有更多的困難、考驗和損失。但是，我們將從錯誤中吸取教訓，發展我們的主觀力量，提高我們的效率，爭取大多數人民、友好力量和組織站在我們一邊，採取策略教育黨和人民，發展不因失敗而氣餒、不因勝利而驕傲的認識和文化，運用基於迄今已取得的成功和勝利的經驗，利用目前的革命形勢，我們一定要從目前的運動狀態前進。因此，樂觀的態度和信心對於印度人民戰爭的勝利來說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