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是指“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創造的一種社會主義民主形式，受到毛主席的首肯，並寫入《七五憲法》。憲法中是這樣說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裡明確肯定了“四大”對於鞏固黨的領導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作用。鄧小平上台以後，在1980年修改的憲法中刪去了關於“四大”的條款。在1981年他親自泡製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取消了不利於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所謂‘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恢復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爾後鄧小平用“不爭論”取代了“四大”，直至今日。毛澤東為什麼要肯定並支持“四大”呢？讓我們來看看毛澤東是如何論述“四大”的。

　　毛澤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多篇文章中反覆論述了關於“四大”的問題。經過本人學習思考，嘗試概括如下：

　　一、開展“四大”的前提條件。

　　前提條件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堅定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大多數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應當相信多數，這裡所謂多數，是不是百分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81頁）

　　二、開展“四大”的好處。

　　（一）有利於社會主義。“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形式和方法，歸根結底有利於多數人，有利於多數人的改造。兩條道路，一條社會主義，一條資本主義，歸根結底有利於社會主義。”（同上第480頁）

　　（二）有利於發揮群眾的主動性和責任心。“這種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形式，最適合發揮群眾的主動性和提高群眾的責任心。”（《做革命的促進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67頁）

　　（三）有利於克服官僚主義，密切幹群關係。“找到了這種形式，對我們的事業會有很大的好處，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所謂命令主義，就是打人罵人，強迫執行），領導幹部同群眾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同上第468頁）

　　（四）有利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的民主傳統今年（指1957年——三峽人家注）是一個很大的發展，以後要把大鳴大放大字報這種形式傳下去。這種形式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在這樣的民主基礎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鞏固了集中，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同上）

　　（五）有利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要人家服，只能說服，不能壓服。壓服的結果總是壓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對付敵人可以這樣，對付同志，對付朋友，絕不能用這個方法，不會說服怎麼辦？這就要學習。我們一定要學會通過辯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來克服各種錯誤思想。”（《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15頁）

　　（六）有利於發展真理。“有比較才能鑑別，有鑑別，有鬥爭，才能發展，真理是在同謬誤作鬥爭中間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正是這樣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在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鬥爭中發展起來，而且只有在鬥爭中才能發展起來。”（同上第416頁）

三、怎樣開展“四大”。

　　（一）去掉“兩怕”。“對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主要有兩怕：一個是怕亂。你們怕不怕亂？我看有許多人是怕亂的。還有一個是怕下不得台。當工廠廠長的，當合作社主任的，當學校校長的，當黨委書記的，怕一放出來，火一燒，怎麼下台呀？......大鳴大放，一不會亂，二不會下不得台。當然個別人除外，比如丁玲，他就下不得台。......基礎是要相信群眾的大多數，相信人民中間的大多數是好人。”（《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80頁）

　　（二）讓人講話，讓人批評，不准封嘴巴，不給小鞋穿。“我希望造成這麼一種局面：就是又集中又統一，又生動活潑，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兩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只是有紀律，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講話，本來不對的也不准批評。應當提倡講話，應當是生動活潑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評意見的，言者無罪，不管你多麼尖銳，怎麼痛罵一頓，沒有罪，不受整，不給小鞋穿。小鞋子那個東西穿了不舒服。現在要給什麼人穿小鞋呢？現在我們給右派穿。”（《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51頁）

　　（三）採取“放”的方針，拒絕“收”的方針。“領導我們國家可以採取兩種不同的方法，或者說兩種不同的方針，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讓大家提意見，使人們敢於講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方法。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們採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於我們國家鞏固和文化發展的方針。”（《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15頁）

　　（四）要重點開展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並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同上第418頁）

　　毛主席關於“四大”論述散見於他的許多文章中，在此只摘錄了一部分。在學習過程中有以下幾點體會：

　　第一 “四大”是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首創的民主形式，它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生動表現；毛澤東首肯並支持“四大”是他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的必然結果。毛澤東的一生，心目中裝的只有兩個字：人民或者說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謀利益，成為他人生的出發點和歸縮。這才是他首肯和支持“四大”的最深層的原因。所以，對“四大”的態度就成為一個判斷標準，是區分歷史唯物主義者還是歷史唯心主義者的標準。

　　第二 “四大”並不是毛澤東的發明，而是人民群眾的創造，毛澤東只是予以了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否定“四大”，不僅是針對毛澤東的，更主要地是針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所以既是反毛更是反人民的罪惡行徑。

　　第三 “四大”就是把人民群眾推上歷史舞台，擔當主人翁的角色，讓他們掌天下，主沉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讓他們敢於講話，敢於批評，敢於置疑，敢於爭論。這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大民主，是世界上最進步的獨一無二的大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辦不到也不敢辦的事情。他們只要敢於開展“四大”，他們可能很快就會完蛋。這也是資產階級及黨內修正主義對“四大”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必欲置於死地而後快的原因。

　　第四，“四大”是寫入《七五憲法》的，後來被修正主義集團刪除了。這就告訴人民，不要過分迷信所謂“依法治國”，因為法是當權者依據其意志和理念制定的並且是可以修改的，制定或修改法律者的階級立場就決定了法律的階級性。離開階級分析的“依法治國”只能是一個為了治民的大騙局。只有開展“四大”，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統領下實行群眾專政，才能保障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

　　第五取消“四大”已經三十多年了，“四大”沒有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也隨着喪失了，成了弱勢群體，倍受欺凌。所以“四大”同公有制一樣與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現在是重新恢復“四大”，歸還人民民主權力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