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了解托派的本質，必須從蘇聯托洛茨基派講起。托洛茨基和其黨徒們，最初是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以一個政派面目出現的。後於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混入布爾什維克黨內，一九二七年被聯共黨揭露並驅逐出黨，托洛茨基逃往外國。托洛茨基這夥人是幹什麼的呢？我們從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蘇聯軍事法庭在莫斯科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反革命匪幫的公審中，可以看出：這些匪徒從很早以前就是帝國主義間諜機關的特務奸細。以托洛茨基本人來說，他從一九二一年起就賣身為德國間諜機關服務，每年向他們領取二十五萬馬克的活動費；後來又充當英國特務機關的間諜。所以托洛茨基的全部活動，都是遵照帝國主義的指示進行的。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逃往外國後，仍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並按照帝國主義的指示，拉攏世界各國的革命叛徒和反革命分子，成立了一個國際間諜組織，即所謂“第四國際”。其目的是企圖繼續以“政派”的面貌在世界上出現；實際上，是打着馬列主義的招牌、披着革命的外衣來欺騙群眾，並藉以指揮托匪破壞各國的革命運動。一九三七年斯大林同志在聯共中央全會上所作“論黨工作的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分子及其他兩面分子的辦法”的報告中講道：“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派，而是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雇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由此可見，托派是打着革命的招牌，為帝國主義間諜機關服務的帝國主義走狗；他們是以反蘇反共為職業的匪幫。他們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所不同的，就在於：他們經常偽裝成“革命者”的面貌，以過左的革命辭句作掩護，乘隙鑽入革命內部進行破壞活動。

　　“第四國際”情況介紹

　　據現有材料，“第四國際”是於一九三八年在瑞士正式成立的。名字叫“社會主義世界革命黨”。在各國建有所謂“第四國際”的支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其“政治局”設在比利時。一九四八年四月“第四國際”在巴黎召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英國、法國、比利時、錫蘭、荷蘭、越南、印度、瑞典、挪威、瑞士等十九個國家，代表二十二個“第四國際”組織。當時中國沒有代表參加，大會的報告及提案由美國托匪格拉斯（李福仁）於會後代交的。在會上選出了政治局委員，主要負責人是吉爾曼（比利時人）。該組織至今仍存在。現在他們的最高領導機關是“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常設在巴黎。

　　中國的托匪從產生開始至今，一直是在托洛茨基、“第四國際”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破壞中國革命活動的。

　　中國托匪起源於一九二八年。他是來自莫斯科歸來的部分留學生，及以陳獨秀、彭述之為首的叛徒兩方面。歸國的留學生大多是共產黨員，因在留學中受託匪的影響，回國後叛黨，進行托匪活動。留學生中有幾個小派別，再加上陳獨秀的組織，共有四個派別。即：

　　一、“我們的話派”：以梁乾喬、陳亦謀、區芳等為首；
　　二、“戰鬥社”：以王平一、來逸民、趙濟等為首；
　　三、“十月社”：負責人是劉仁靜、王凡西；
　　四、“無產社”：以陳獨秀、彭述之為首。

　　這些人雖都自稱是托派，因為他們是無思想、無原則的一群匪幫，所以經常相互攻擊爭吵。至一九二九年末，中國托匪組織醞釀統一，並分別將文件寄送托洛茨基，希望托洛茨基承認他們為正統。一九三〇年八月托洛茨基給中國托匪指示信（致中國同志信）內稱：“中國托派並沒有什麼綱領上和戰略上的分歧，應當統一組織………。”同時在信內指定陳獨秀為召集人，及為統一後的書記。中國托匪接到指示後，在各派內進行了討論，因意見分歧，直到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才在上海正式召開統一大會，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後又稱“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在會上選出了幹事會，以陳獨秀、王凡西、宋逢春、陳亦謀、鄭超麟等五人為正式委員，宋景修、彭述之二人為候補委員。“中央”成立不到一個月，因馬玉夫（無產者社）對統一不滿，向國民黨告密，同時其本人也投降了國民黨，因此“中委”相繼被捕，組織也日漸渙散。一九三二年美國托匪李福仁到中國，重新將未被捕的托匪組織起來，成立了“中央臨時委員會”，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改稱“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總書記先為陳其昌，後為彭述之。

第二節 抗日戰爭時期

　　抗戰開始後，被捕托匪相繼獲釋，這時他們在上海又開始活動；另一部分托匪分別在廣西、重慶、溫州、廣州等地陸續建立組織，進行破壞抗日活動。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托匪在上海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因對“抗日戰爭的性質問題”意見分歧，在全國代表大會上分裂為兩派：

　　一、“多數派”（又叫“新鬥爭派”）：以彭述之為首
　　二、“少數派”（又叫“國際主義派”）：以王凡西、鄭超麟為首。

　　這兩派的分歧點是：多數派主張抗日戰爭還有進步意義，應採取“保衛主義”路線；少數派認為抗日戰爭是“蔣介石和日本天皇之間的戰爭”，沒有任何進步意義，應採取失敗主義的策略。分裂後，兩派各自成立了“中央”，並經常互相攻擊謾罵，內部爭吵更加劇烈。各地托匪也相繼分裂。這次的分裂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因對“抗日戰爭性質問題”的意見不一而分裂。但從他們的實際行動和性質來看，他們並不是什麼“政派”而是一夥無原則無思想的匪幫，所以他們不可能有統一的組織；而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如彭述之曾和日本特務機關談判，日特給他錢，他負責給日特搜集情報。由上述情況可見，這些人實際上是為國民黨和日特機關服務的。因此他們兩派的意見分歧，不是理論上的爭執；而主要是用以欺騙其下層分子及群眾。

　　分裂後，“多數派”成立了臨時“中央”，以彭述之、劉耀如、蔣振東、陳仲禧、陳其昌等五人為委員。後因陳其昌、蔣振東投入少數派，陳仲禧在香港，其“中央”實際負責人是劉耀如和彭述之。“少數派”成立了“國際編輯部”，並以王凡西、鄭超麟、陳其昌、蔣振東、樓子春、毛鴻鑒等六人為委員。後因陳其昌死（因給國民黨搞情報被日槍斃），毛鴻鑒回廣州，其“中央”實際負責人是王凡西、鄭超麟、蔣振東、樓子春等四人。出版的刊物有“國際主義者”、“新旗”、“建立”等。

第三節 解放戰爭時期及解放後

　　日降後，托匪利用當時民主運動的高潮，積極活動，欺騙了一些幼稚青年，所以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們的組織有所發展，特別是在溫州地區，最為顯著。

　　一、多數派的情況

　　一九四六年多數派“中央臨委”吸收陳碧雲參加，並組織臨時“中央常委會”，負責領導上海“地委”及各地托匪活動。從日降後，多數派積極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曾舉辦了訓練班，講座會，由彭述之等負責講課，藉此散布毒素。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在上海召開了“建黨大會”，定名為“中國革命共產黨”。並選出以彭述之、劉少嚴、尹寬、焦勵夫、喻守一、陳碧雲、戴顏、撲克（鄭澤鑒）（候補）、劉毅（候補）等九人為委員。負責領導上海六個支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十個團支部，及與四川（地委）、武漢、杭州、南京、溫州（地委）、中山（縣委）、廣西、台灣、香港等地托匪聯繫。

　　托匪“社會主義青年團”是多數派領導的。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臨時籌備委員會”（代號S·Y），以余嘉、章濤、陸績、康溪、丁毅、周仁生等六人為委員。負責領導上海“市委”（九個支部）及四川、江蘇靖江、南京、杭州、溫州（地委）、中山、廣東、廣西、香港、台灣等地托匪組織活動。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多數派”準備“應變”，決定將“中央”遷到香港，並在上海布置了潛伏組織——“江浙黨團臨時委員會”，由書記錢川、委員劉毅、丁毅、王國龍、楊博、熊安東等，負責領導上海、南京、溫州、杭州、青島等地的托匪活動。解放後，托匪將上海分為四個區，成立了四個中心支部（每個中心支部下，領導三、四個支部，計十六個支部），其組織完全是秘密的。該組織在一九四九年被我破獲，其委員除楊博、熊安東外，全部被我逮捕，因當時對該組織的性質未搞清楚，其“委員”被我扣押不久就釋放了。現劉、丁、錢等人已逃往香港。該組織被我破獲後未建立新的組織，僅由楊壽元、熊安東二人負責個別聯繫進行活動。此外，廣東（中山）、廣州、廣西桂林、南寧、北京、福建、漢口等地均有托匪的組織。這些組織大多是和上海或香港直接取得聯繫。

　　多數派的“中央”遷港後，將“中央”分成兩個局，即：“中央政治局”與“中央組織局”。“中央政治局”由彭述之、劉少嚴、陳碧雲負責；“中央組織局”由喻守一任書記，因一九五〇年喻回國，現由焦勵夫任書記。其“中央”一面負責領導香港當地托匪活動；另一面領導大陸托匪活動及與“第四國際”取得聯繫。

　　二、少數派的情況

　　一九四七年夏成立了“工作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四月改稱“地委”，負責領導上海的六個支部。一九四九年四月少數派在上海召開了“統一建黨大會”，在會上定名為“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選出王凡西、鄭超麟、何之瑜、俞碩遺、林華瑗、黃鑒銅（候補）、曹毓麟（候補）等七人為“中委”。並布置了“應變”工作，決定由王凡西一人逃港，其他“中委”（六人）皆潛伏在上海，所以少數派的“中央”，實際是在上海。同時為使其組織更加隱蔽，更進一步由鄭超麟、俞碩遺、黃鑒銅等成立了“三人小組”，作為少數派在上海潛伏的最高領導組織，負責領導上海、蘇州二地的四個支部（三個在滬、一個在蘇州）。

　　少數派所領導的團組織，叫“馬克思主義青年團”。“馬克思主義青年團籌備委員會”，在一九四八年成立。最初人數很少。由嚴西城、李培、徐眀烈等三人負責領導。一九五〇年因嚴西城和國民黨偽軍官組織了“工農自衛軍”進行武裝活動，被我逮捕槍決，因而其團的組織也渙散了。後由黃鑒銅（候補委員）、葉春和、鄭良等重新組成“中央臨時委員會”（代號M·Y）。一九五〇年三月，“馬克思主義青年團”與溫州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合併（“共產主義青年團”是托匪在溫州的團組織。最初該團組織不參加多數派、也不參加少數派。後因“共產主義青年團”部分人員逃到上海，被少數派拉入“馬克思主義青年團”內），成立“馬克思主義青年團中央臨委會”。書記由黃鑒銅擔任，葉春和、陳鶴森為組委，鄭良為政委。下設“組委會”與“政委會”。“組委會”由葉春和、陳鶴森負責；“政委會”由鄭良、曹家聰、方則正等人負責。該組織負責領導上海當地的六個支部和南京、山西、旅大、北京各支部，以及散布在瀋陽、長春、哈爾濱、遼西、鞍山、迪化、象山、西安、長沙、濟南、淄川、溫州等地的個別托匪分子。

　　少數派在香港的“中委”王凡西，現尚未發現其有形的組織，但有一批少數派托匪在活動。王凡西在港的主要任務：一是指揮大陸托匪；另即負責與“第四國際”聯繫。

　　少數派主要是領導“馬克思主義青年團”的活動。這一“M·Y”的組織是比較大的，其活動也是比較猖狂的（托匪經常發文件、發通知）。少數派的組織在解放後，尚未被我破獲，其活動比多數派猖狂，核心組織也比較隱蔽。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當下中國的托派又回來了，又要作決死的鬥爭，牢記毛主席的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