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告訴我們，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個別人的罪孽、疏忽和背叛，而是整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產物。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由來和發展，有着極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單純的“罷官革命”並不能徹底剷除修正主義的根源。只有發動億萬群眾形成最偉大的歷史潮流，才能在最大的廣度和最大的深度上把資產階級司令部、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以及幾千年來居於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的私有觀念徹底根除。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偉大領袖毛主席準確地深刻地洞察了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全部顛覆陰謀，決心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動員億萬群眾起來直搗資產階級司令部，奪回一切被他們篡奪了去的黨權、政權和軍權，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
　　毛主席作出了一系列偉大的戰略部署。
　　從1965年9月開始批判吳晗，批判三家村，到1966年5月16日中央通知的發表，毛主席說這叫做輿論準備。在這個時期里，毛主席首先調兵遣將，及時地準確地砍斷了劉鄧——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伸向軍隊、電台和公安系統等要害部門的黑手，防止了反革命政變，保證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順利開展。同時發動和領導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
　　《海瑞罷官》集結着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右傾機會主義和一九六二年前後修正主義的思潮，牽繫着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前哨“三家村”的陣線。毛主席發動批判《海瑞罷官》觸動了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中樞神經。
　　在長達八個月的時間裡，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的鬥爭圍繞着《海瑞罷官》問題激烈地展開了。
　　鬥爭的焦點是：要不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用什麼樣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來指導這場大革命？
　　彭真在劉鄧的指使下，提出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反對批判吳晗，千方百計地把無產階級批判資產階級這樣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引到資產階級的所謂“純學術”討論的圈套里去，妄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堅守反革命修正主義陣線。《二月提綱》就是他們的反革命綱領。
　　毛主席領導革命左派，排除萬難，經過幾次的反覆鬥爭，從《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入手，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陰謀，搗毀了這個反革命集團。打亂了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陣線。《五一六通知》就是這場嚴重的階級鬥爭的勝利結晶，它提出了無產階級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也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我國十七年來無產階級專政經驗的科學總結。
　　毛主席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他的一系列著作和指示，特別是他老人家親自製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革命實踐，解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如何進行革命、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重大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標誌着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階段。

　　一九六五年九月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發出“必須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的偉大號召。當面指示彭真要批判反動的資產階級權威吳晗。
　　毛主席質問彭真：“吳晗可不可以批判？”
　　彭真故意迴避問題的實質，只回答：“吳晗有些問題可以批判”，事後封鎖毛主席這個極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在舊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廳、局長會議上講話，多次指名攻擊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惡毒地叫嚷：“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黨中央的主席也好。”他舉起“錯誤人人有份”的棒子來打擊左派，包庇右派，說什麼“錯誤人人皆有，大小性質不同。”他大肆兜售反動的“先立後破”論，胡說：“沒有立，不能徹底破”。

　　十月
　　早在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就指出：“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
　　一九六五年初，在“二十三條”中，毛主席又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時候主席又意味深長地問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這是很可能的，也最危險。”
　　劉少奇卻叫嚷：“真正出修正主義，就只好讓修正主義搞幾年看看。”
　　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同志高舉毛主席軍事路線的偉大紅旗，提出了突出政治五項原則。他強調指出：“全軍必須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著作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大野心家羅瑞卿拼命反對“五項原則”，叫：“把毛主席的書當作全軍各項工作最高指示，不符合我們的體制，是瞎說一通。”私自把“苦練過硬的技術和近戰夜戰的技術”歪曲為五項原則中最重要一條，而把學習毛主席著作放到次要地位。

　　十一月十日
　　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是在毛主席的親切關懷和堅決支持下，江青同志冒着風險親自組織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寫的。文章寫好後，毛主席又親自看了三遍，然後由江青同志拿到上海公開發表。
　　姚的文章的發表，震動了中國思想界，揭開了向黨內最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攻的序幕，發出了一顆劃破長空的紅色信號彈。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閻王”陸定一一夥死死控制北京各報刊，不許轉載姚的文章。彭真在他家裡召集周揚、許立群、吳冷西、鄧拓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開會，大罵江青等同志在上海發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為什麼不打招呼”，“黨性到那裡去了”。會上，他包庇吳晗說“吳晗過去是民主教授，解放後一直靠攏黨，反右派時，反章羅聯盟比較積極。”閻王周揚等馬上附和說：“姚文元的文章後一部分聯繫‘單幹風’‘翻案風’很勉強。”
　　中南地區，在“南霸天”陶鑄的控制下，也遲遲不轉載姚的文章。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發表後，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骨幹鄭天翔（書記處書記）、鄧拓（書記處書記）、李琪（宣傳部長）、范瑾（副市長）等頻繁接觸，密謀如何對付姚的文章。舊《北京日報》社長范瑾曾兩次向《文匯報》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鄧拓馬上給吳晗通風報信，讓他準備反撲。吳晗氣焰囂張地說什麼：“不服姚文元的文章，已經看了很多材料，準備寫文同姚文元辯論。”鄧拓高興地說：“好啊！可以嘛！”

　　十一月十五日
　　彭真宣揚說：“《海瑞罷官》這齣戲我早看過了，毒害不是那麼大。”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因北京等地報刊不轉載姚的文章，毛主席英明指出：出小冊子。二十四日上海新華書店急電全國新華書店徵求訂購數字。北京新華書店奉命不表態，直到二十九日，才被迫同意。最後，北京仍然不給發行。

　　十一月二十六日
　　彭真包庇吳晗惡毒攻擊張春橋、姚文元等同志，他說：吳晗的性質，不屬於敵我。對姚文元文章的錯誤的地方也要批判，吳晗寫了《海瑞罷官》，別的人還有《海瑞上疏》、《海瑞背纖》、《大紅袍》、《小紅袍》。”以後，彭真又攻擊張春橋同志說：“上海周信芳也演過《海瑞上疏》，難道張春橋沒有責任？”
　　實際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經批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是周揚親自到上海叫周信芳搞的。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總理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大會堂西大廳開會，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問題。彭真一到，就問：“吳晗現在怎樣？”大叛徒鄧拓說：“吳晗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彭真大聲說：“什麼來頭不來頭，不用管，要看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狂妄地露骨地反對毛主席。
　　會上，彭真一面不得不讓北京各報轉載姚的文章，一面又提出所謂“放”的方針，並且叫姚溱通知《光明日報》不得同一天轉載姚的文章，“以免震動太大”，彭真還布置給舊北京市委一夥說：“明天要轉載姚文元文章，要趕寫一個按語，特別要在歷史唯物主義上下功夫，凡提吳晗的名字都加上‘同志’。”

　　十一月二十九日
　　《解放軍報》轉載姚的文章。編者按語一針見血地指出：《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報》也轉載姚文。編者按語別有用心地強調對《海瑞罷官》這齣戲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煽動牛鬼蛇神攻擊姚文元等無產階級革命派。這個按語是由彭真口授並親自發稿的。

　　十一月三十日
　　①《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的文章。編者按語是吳冷西按照彭真意見起草的。按語只把《海瑞罷官》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並強調所謂要“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煽動牛鬼蛇神起來反撲。
　　②鄧拓向北京高等院校作緊急布置，“各校要以《北京日報》按語為方針”，搞“學術討論”，鼓吹“要掌握具體材料，要有具體的東西。”要人們去查史料，鑽故紙堆。
　　陸平黑幫立即脅迫北京大學法律系革命師生查《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等等“資料”。“研究”海瑞“平冤獄”問題，把批判引上了“純學術”討論的圈套。

　　十二月一日
　　彭真召集周揚、許立群、胡繩、姚溱、吳冷西等一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開黑會，大肆攻擊《解放軍報》按語，說《海瑞罷官》是株大毒草“說的太早了”。並吹噓《人民日報》的按語“比較穩重”。彭真大肆鼓吹所謂“放”的方針，抹煞“放”的階級屬性，大講什麼：“報紙要登兩方面的意見，贊成吳晗的、贊成姚文元的各種意見都講才好討論”。他竭力把對吳晗的鬥爭從政治鬥爭拉回到“純學術批判”，說什麼：“這次討論不但是一個戲的問題，牽涉到歷史界長期爭論的問題：清官與貪官問題、農民戰爭問題、道德繼承問題、京劇改革問題、美學問題等，要真正地當成一個學術問題展開討論。”
　　會上，彭真授意周揚等化名“方求”寫文章。在同一天的舊市委會上，彭真又親自布置鄧拓寫一篇關於道德繼承論的文章。

　　十二月四日
　　在彭真指使下，舊北京市委宣傳部辦的《文藝戰報》連出幾期增刊，刊登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攻擊姚文元同志的大毒草。甚至搜集來了北京京劇團反黨分子提供的“材料”，胡說吳晗是被劇團拉上馬不得已才寫出這個劇本。李琪露骨地說：這幾期增刊就是編給康生、江青同志看的。

　　十二月七日
　　閻王殿的黑刊物《宣教動態》配合彭真等的所謂“純學術”討論，登出“上海知識界人士對《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的反映”，攻擊姚文“後兩段火氣太大”，“批判提得太高”是“政治上的羅網，陷人於罪”等等，以後，這個刊物一次又一次地誣衊姚文是“大棒子”、“文字獄”等等。

　　十二月八日
　　①《紅旗》發表戚本禹同志題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批判翦伯贊、吳晗等的反動歷史觀。
　　②吳晗寫出了反撲的文章，但不敢馬上拿出來，彭真聞訊後，叫鄧拓、范瑾當面給吳晗寫信說：“你的文章無論是自我批評或是對姚文元文章的批評意見，我們認為都應當充分發表，不必顧慮重重。”“《人民日報》的按語是中央審閱過的（按：即劉鄧黑司令部），《北京日報》按語是市委審閱過的。我們一定要按照這兩個按語去做。”還說：“你的思想問題，恐怕主要的還是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問題沒弄清楚。”又是鼓勵又是定調。

　　十二月九日
　　劉少奇指揮彭真、蔣南翔、陸平等大搞“一二·九”紀念活動，吹捧自己，反對毛主席。

　　十二月十二日
　　舊《北京日報》、《前線》拋出大叛徒鄧拓的大毒草，學名向陽生，題為《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把對吳晗的批判，從政治問題拉到所謂“道德繼承”的“學術”問題上去。這株大毒草是彭真親自領導下寫的，最後由彭真修改，經過北京市委書記傳閱定稿。“閻王”許立群、姚溱也參加了“審閱”。
　　在修改此文時，彭真大放厥詞，叫要把“題目擴大，戰線拉長”，說：“題目多，參加討論的人就多，像看‘大世界’一樣，混戰一場。現在就是一個字‘放’。”他指使范瑾，《北京日報》要登全國各地報刊各種學術討論摘要。企圖把水攪渾，混戰一場，轉移目標。

　　十二月十四日
　　彭真在國際飯店開舊市委工作會議，把吳晗找去，對他說：“你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你有什麼都可以講”。給吳晗撐腰要他堅持反動立場。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
　　黨中央在上海開會，揭發批判了大軍閥羅瑞卿的三反罪行，斬斷了劉鄧——彭真資產階級司令部伸向軍隊的一隻黑手。
　　在一九六二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劉少奇把羅瑞卿、陸定一塞進中央書記處。之後公然宣稱羅是國防部長的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劉少奇到軍隊加強活動。羅瑞卿夥同彭真、賀龍等人積極呼應，背着軍委和毛主席，推行劉少奇的修正主義建軍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和各省市民兵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提倡突出軍事，通知全軍學習黑“修養”，提倡突出劉少奇。
　　在劉鄧的縱容和指使下，羅瑞卿之流在軍內秘密組織篡軍班子，惡毒攻擊、污衊林彪同志，公然叫囂要林彪同志“交權”、“讓位”，由他來當國防部長，獨攬軍權。
　　羅瑞卿之流的政變陰謀逃不過毛主席敏銳的目光。他們的陰謀破產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杭州，同陳伯達等同志談話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的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在杭州談話中，毛主席又一次尖銳地指出：“《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我看是賣國主義，徹底的賣國主義。”
　　毛主席的偉大指示大大鼓舞了左派的鬥志。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康生、〔註：此處留有頓號和空格，應為楊成武。——編者注〕等同志以及彭真談話，又講了前一天同陳伯達等同志談的那些意見，再次強調指出：要害是“罷官”，我們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彭真立刻跳起來辯解說：“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彭德懷有什麼組織關係。”竭力掩蓋吳晗的要害問題。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要求單獨同毛主席談話。事後，這個野心家狗膽包天，造謠說，毛主席贊成他的所謂“放”的方針，吳晗問題要兩個月以後做政治結論。又說，兩個月以後再談政治問題。

　　十二月二十七日
　　舊《北京日報》拋出吳晗假檢查、真反撲的大毒草《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發表時，不加按語，支持吳晗的反撲。這是彭真從上海打電話催着要這樣發的。見報前，范瑾奉彭真之命，先送給姚溱“審閱”。
　　這株大毒草一出籠，就被廣大革命群眾揪住了，彭真極為惱火，大叫“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范瑾也跳出來為吳晗辯護，說：“不要任何一個自我批評一出來，就都認為是假檢討，真進攻，這樣人家就沒法活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報》發表中宣部周揚主持寫的署名“方求”的大毒草，題為《〈海瑞罷官〉代表—種什麼社會思潮？》此文是假批判、真包庇的典型，完全掩蓋了《海瑞罷官》反動的政治實質。

　　十二月三十日
　　①《人民日報》轉載吳晗的所謂《自我批評》，編者按語是彭真授意，吳冷西寫的，根本沒有揭露吳晗的所謂《自我批評》的反動實質。按語草稿上有這樣一句：“吳晗的自我批評有進步，值得歡迎。”因太露骨，定稿時才“忍痛”刪去。
　　吳晗的假檢查一出籠，閻王殿馬上在《宣教動態》上藉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之口為之助威，說：“吳晗的認錯不是假的”，“吳晗說寫《海瑞罷官》是糊裡糊塗寫出來的，這可以說得通。”等等。
　　②彭真在舊市委開黑會，指示範瑾利用記者收集情報。並叫鄭天翔派人常駐滬、穗、漢、渝、沈等地搞反革命情報，說“太閉塞，怎麼能作戰呢？”一語道破了他的反革命陰謀。

　　十二月三十一日
　　彭真叫范瑾“找一批與吳晗觀點相同的文章，放手‘放’”。於是，舊《北京日報》馬上拋出一批為吳晗辯護的毒草。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彭真召集文教、報刊、北京市和部隊的有關負責人開會，讓三反分子胡繩傳達毛主席同陳伯達等同志的談話，有意隱瞞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會上，彭真大談所謂“放”，別有用心的說：“扯得越寬越好。”並又一次指責《解放軍報》按語“妨礙了放”。胡說什麼“政治問題兩個月以後再說，先搞學術。”大閻王陸定一召開閻王殿會議，極力反對毛主席批判《海瑞罷官》的指示，同彭真一唱一和。說什麼“要先搞學術問題，政治問題以後搞。”接着提出一串“學術研究”題目，說“解決這些問題要一二百年。”並再一次攻擊上海發表姚的文章沒有同他打招呼。
　　在這次會上，康生同志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同彭真、陸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康生同志說，毛主席講了要害問題是罷官。廬山會議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吳晗六月寫了《海瑞罵皇帝》，九月寫了《論海瑞》。年底，也就是在彭德懷罷官以後，即着手寫《海瑞罷官》。

　　一月八日
　　舊《北京日報》登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琪的大毒草《評吳晗同志的歷史觀》，署名李東石。把吳晗的三反罪行說成是評價歷史人物的觀點問題。這株毒草是在彭真的指示下起草，並經彭真，舊市委書記處和周揚、許立群等“討論”“審閱”、修改定稿的。

　　一月九日
　　彭真批發《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同陳伯達等同志的談話紀要》，竟砍去了關於《海瑞罷官》要害問題部分。

　　一月十一日
　　舊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宋碩對陸平搞的反革命經驗大加讚賞，說“北大法律系研究海瑞七十—個條例，就是個好辦法。”鼓吹要“扎紮實實地研究資料”“不能空對空”。陸平受寵若驚，回校更起勁地壓迫北大革命師生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效勞，甚至動用修正主義黨紀法規，命令“黨團員應當無條件完成這個任務”。

　　一月十七日
　　彭真為了進一步控制局面，讓許立群召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紅旗》、《前線》、《哲學研究》六個編輯部人員開會，並叫許在會上宣布：三報三刊的學術批刊由他們來管，稿件和版面要審查，《紅旗》先不要搞。許立群又強調一通所謂“放”，說要“有領導地造成‘一場混戰’”，妄圖轉移對吳晗問題的批判。

　　一月十八日
　　×××〔註：戚本禹。——編者注〕今天打電話問許立群，批判吳晗政治問題的文章可否發表，許立群答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現在都不能發表。”

　　一月二十日
　　彭真在駐外使節會議上猖狂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胡說：“毛澤東思想不完整”，“並不是每句都正確”等等。

　　一月二十三日
　　劉少奇、鄧小平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肖望東炮製的《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匯報提綱》批轉全國，頑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抵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一月三十一日
　　許立群按彭真的指示，先後搞了七個包庇右派、攻擊左派的黑材料，送交彭真，附上一封親筆，提出了他對“學術批刊”的“意見”。為炮製反革命“二月提綱”做準備的。

　　一九六五年七月至一九六六年一月
　　在前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直接主持下，召開了北大社教運動史上的第二次國際飯店會議。彭真跑去作了報告，揮舞“左派要整風”“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大棒，並膽大包天，造謠說什麼：“毛主席說，陸是個好同志。”利用毛主席在人民群眾中至高無上的威信來打擊左派，包庇陸平黑幫。這會，由鄧拓、許立群出面掛帥，彭真親自導演，劉少奇、鄧小平背後撐腰，殘酷鬥爭北京大學一百多名革命左派達七個月之久，對北大運動進行全面的反攻倒算。北京大學以哲學係為核心的革命左派以“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的革命氣質，頂風斗浪堅強不屈。一月份，全國文化大革命形勢越來越好，舊市委反黨集團開始暴露了。鄧拓說：“形勢發展很快，再拖就要犯政治錯誤了。”迫不得以只好草草收場。

　　二月二日至二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受林彪同志的委託，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這次會議請來了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中國人民解放軍。向長期把持文化領導權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道路當權派和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發動了一場猛烈的攻擊。
　　會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藝戰線上階級鬥爭的許多根本問題，從根本上粉碎了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基礎，會後，寫出了《座談紀要》。

　　二月三日
　　與江青同志的座談會完全對立，彭真在北京召集五人小組擴大會。會上有兩種根本對立意見的鬥爭。
　　彭其代表的是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他發下了許立群的七個黑材料，大肆攻擊左派，彭真說：“左派也要整風，不要當‘學閥’。”同時竭力包庇右派，說：“已查明吳晗同彭德懷沒有關係，不要提廬山會議。”他美化反共老手鄧拓說：“鄧拓是擁護三面紅旗的，長期以來是堅定的。”彭真大談所謂“放”，說：“為了‘放’，不要談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並叫許立群宣布什麼“老教授和學者很緊張”“許多人不敢講話了”等等。陸定一與彭真緊緊配合，又大反斯大林一通，胡說什麼“學術批判不能過火，一過火就有反覆。”
　　康生等同志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同彭真一直作着堅決的鬥爭。康老指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同吳晗的鬥爭，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要分清階級界限，要保護左派，要集中火力針對吳晗，揭露吳晗的政治問題、要害問題，要同廬山會議的政治背景聯繫起來，康生同志嚴厲斥責許立群之流，不收集吳晗的材料，專門整左派的黑材料。
　　會後彭真利用權勢，成立了所謂學術批判辦公室，封許立群為辦公室主任，叫許立群和姚溱給他起草“匯報提綱”，並說要簡明，要快。
　　晚上彭真又給許立群打電話，問提綱明天能否搞出來。許說：“行！”並問彭：“會上意見不集中，怎麼寫法好？”彭真說：“可以照我最後講的話寫嘛！旁人的話也吸收些就行了。”電話中決定以“五人小組”的名義寫，說這樣做比以彭真箇人名義發表好，這個黑電話為《提綱》定好了調子。

　　二月四日
　　許立群和姚溱在釣魚臺關起門來炮製所謂《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誰也不許進去，誰也不讓知道，連對同住一個樓里的所謂五人小組一員的康生同志也嚴密封鎖。
　　《二月提綱》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看待文化革命的形勢和性質，根本顛倒了敵我關係，違背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的馬列主義基本論點，扯起“自由、平等、博愛”的破旗。祭出“放”、“先立後破”、“左派學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純學術討論”之類的法寶，妄圖挑起一場混戰，把文化領域的政治鬥爭納入修正主義軌道。

　　二月五日
　　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在家裡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並通過了《二月提綱》，彭真在提綱上面寫着：“此件因時間倉促，來不及在五人小組傳閱和商酌。”會上，許立群、胡繩口頭“匯報”，彭真插了一些話。“匯報”完後，彭真問劉少奇和鄧小平，劉少奇欣然同意說：“沒有什麼意見了。”鄧小平也表示同意，彭真問劉：“是不是就照這個提綱向毛主席匯報？”劉說：“可以這樣！”可見，這個“提綱”的幕後老闆就是劉少奇，實際上就是劉少奇的“提綱”。

　　二月七日
　　彭真、許立群、姚溱等密謀，如何向毛主席“匯報”。姚說“先務虛，後務實”，“要概括些”，要把左派、右派混在一起講。企圖採取瞞天過海的手法，欺騙偉大領袖毛主席。

　　二月八日
　　彭真帶着許立群、胡繩、吳冷西等人，到武昌向主席作所謂“匯報”。彭真採用欺騙手法，讓許立群先講一通，他作一些補充和插話。在“匯報”過程中，毛主席和彭真的意見是完全對立的，毛主席兩次質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而彭真事後卻造謠，說毛主席認為吳晗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彭真否定解放以後毛主席親自領導的各次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誣衊這些批判是“虎頭蛇尾，沒有結論”，說這次要做政治結論。毛主席明確反對和批駁了這種意見，指出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鬥爭是長期的鬥爭，絕不是匆促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的。當彭真說到要用“整風”的方法整左派時，毛主席立刻嚴厲駁斥，說：“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
　　“匯報”以後，這個反黨野心家彭真公然對抗毛主席的指示，濫用職權，叫許立群和胡繩搞了一個所謂的中央批語，他的《二月提綱》變成中央的正式文件。這個批語沒有送給毛主席審閱。而彭真又用罪惡的欺騙手法，說文件已經由毛主席同意，火速發給全黨。

　　二月十二日
　　現在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支持下，革命“二月提綱”正式發到全黨。這個提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是一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宣言書。
　　《二月提綱》的出籠，是劉鄧——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蓄謀已久的篡黨、篡政、篡軍陰謀的大暴露。

　　二月十八日
　　許立群和胡繩在北京召集學術界和各報刊負責人傳達二月黑“提綱”他們露骨地反對毛澤東思想，叫嚷什麼思想鬥爭、學術爭論時應當“暫時忘掉無產階級專政”。傳達後分組討論，鄧拓、陸平等混蛋居然被指定為小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聽傳達的同志在討論時，彭真帶着許立群、胡繩到三線“參觀”，和李井泉密謀，走時說：問題已經解決了，討論討論就行了。

　　三月
　　無產階級革命派揪出了長期寫匿名信惡毒攻擊林彪同志的陸定一老婆嚴慰冰。陸定一的反黨陰謀敗露了。

　　三月一日
　　彭真一夥以為陰謀得逞，得意洋洋。許立群指定專人整理並以他自己名義發出《學術批判問題座談會討論簡況》，吹噓所謂“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學術界興無滅資的綱領性文件”，是什麼“思想鬥爭的二十三條”，“總結了過去學術批判和討論的經驗”，等等。短時期內，《二月提綱》流毒全黨。全國的批判運動被引入邪道。什麼“論清官”、“論封建道德”、“評價歷史人物”之類的所謂“純學術”討論的文章充斥了各種報刊。思想界瀰漫着沉悶的氣氛。

　　三月二日
　　舊北京市委為保護吳晗，叫他到昌平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化名“老李”（李明光）。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專門就學術批判問題作了指示。毛主席說：我們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不是共產黨員，又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是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在掌握在什麼人手裡，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青的學術權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註：農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彭真找了鄧拓、范瑾、蔣南翔、宋碩及部分高校負責人開會，研究舊市委簡報上刊登的北大法律系考證“海瑞獄”的“經驗”。這個“經驗”介紹說：“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內，查檢了可能找到的有關海瑞的文獻一千五百卷，一千四百多萬字的資料，寫出一篇批判吳晗關於‘平冤獄’問題的文章。”彭真對這個反革命經驗非常重視，倍加褒獎說：“批判吳晗的文章中有一篇寫得很好，這篇是幾個大學生查了許多古籍，論證了海瑞平冤獄是假，這種批判最有份量，最有說服力。”他還在上面批示說：“方向正確、方法對頭、值得推廣。”企圖把文化大革命引向繁瑣考證中去。
　　這個會上，彭真反革命集團又拋出了調虎離山計，用假“半工半讀”來破壞文化大革命。在這方面，陸平又創造了一個“典型”。還在二月一日，舊市委就在北京大學搞假“半工半讀”的反革命試點。彭佩雲親自帶隊，把北大歷史系搬到十三陵。“開學典禮”上，鄧拓，宋碩、蔣南翔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都親臨會場，以示重視。會上，他們大肆放毒，叫革命師生不問文化大革命，在農村“狠抓教學”，蔣南翔還肉麻地吹捧大叛徒鄧拓。文化大革命運動日益發展，彭佩雲就愈加着慌，她上竄下跳，拉線搭橋，頻繁地來往於前市委（彭真）——燕園（陸平）——十三陵（歷史系）之間，死死保住這個反革命的試點。他們強迫革命師生要“三個月內解決世界觀問題”、“編出三本書”，就是不讓搞文化革命。三月底，舊市委把這個“試點”推向全市。在三月二十五日這個會上，彭真說，“所有學生都下鄉去搞半工半讀，要批判舊的教科書，改革教學方法。要整系下去。……帳篷已安排去做，你們去籌備，鄧拓可以掛帥。”於是，北京市颳起一股下鄉搞假“半工半讀”的歪風，嚴重破壞了文化大革命運動。

　　三月中下旬
　　①中央和中央軍委開會批判大野心家陰謀家羅瑞卿的反黨罪行。羅瑞卿畏罪跳樓自殺未遂。彭真在一系列問題上對羅瑞卿的罪行採取縮小、掩護、包庇、支持的態度，並妄圖為羅翻案。
　　②劉少奇、鄧小平與一些國家的共產党進行了會談，差不多從此時起，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有的就明顯向右轉了。

　　三月二十一日
　　林彪副主席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就工交系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寫了一封信。林副主席說：“我國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七億人口，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確的思想，這就是毛澤東思想。”信中指出，毛主席天才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灌輸到工農中去能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同志談話，發出了偉大號召。毛主席指出：所謂的“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毛主席說：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作出了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為什麼吳晗寫了那麼許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毛主席指出，扣壓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是“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毛主席又說：“我向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去年九月會議，我問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毛主席這個意味深長的發問實在令人深思、猛醒。毛主席還指出：要支持左派，建立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嚴厲地批評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准革命，指出：如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
　　毛主席的講話是徹底搗毀反革命“三家村”“四家店”“閻王殿”的動員令。

　　三月三十日
　　中央軍委批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紀要》，並報中央和毛主席審批。
　　毛主席親手三次修改《座談紀要》。

　　三月三十一日
　　①康生同志向彭真詳細地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頑固抗拒毛主席的批評，否認他包庇吳晗的罪行，說他只主張“放”，“五人小組匯報提綱可以修改一下。”與此同時，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另一個頭目劉仁急忙把正在參加四清的李琪，張文松（彭真的小舅子）調回，準備負隅頑抗。
　　②劉仁散布毛主席要彭真管軍事的謠言，彭真向北京衛戍區要來一個團的軍隊。

　　四月一日
　　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和中宣部的閻王殿們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對抗毛主席的批評。是日，許立群要鄧拓送去一份替吳晗喊冤叫屈的材料《吳晗近況》，看後立即批登簡報。同時，鄧還送了《焦菊隱反動文藝理論的資料》給許，作為製造混戰之用。同一天，在彭真的指示下，劉仁、萬里召集張文松、李琪、范瑾等在市人委交際處開緊急會議。萬里傳達彭真的話說：“‘三家村’的事情要解決，……否則更被動。”又說：“對鄧拓的本質應有一個認識，他是個好人。”會上決定由劉仁、鄭天翔、萬里組成“市委三人領導小組”，由張文松、李琪、范瑾、宋碩組成“四人辦公室”，企圖進行垂死掙扎。

　　四月二日
　　周恩來同志報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錯誤的，準備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毛主席指示。彭真向毛主席作假檢查，企圖矇混過關，只是空洞地說：“在這一方面確有嚴重的錯誤和缺點。”言外之意，就是說：他在“這一方面”以外的各方面都是正確的。
　　《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同時發表了×××〔註：戚本禹。——編者注〕的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這篇文章被彭真、許立群壓了兩個半月。

　　四月三日
　　彭真偷偷地把未經中央正式批發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紀要》送給許立群和林默涵。林歪曲和剽竊《紀要》的內容，四月七日，搶先在全國創作會議上作“報告”，撈取政治資本，對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為所謂三十年代的錯誤路線辯護。
　　是日，彭真在家中召開北京市常委會，掩飾自己的錯誤，布置對抗中央。還說什麼：“壞人不包括鄧拓。”

　　四月五日
　　彭真感到滅亡的預兆，在家中召集舊市委一夥反革命分子開會。會上，講了一通江湖黑話：“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拉一把比踢一腳好。”並表白自己說：“在合作化、工商業改造、農村工廠四清、國際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後分子。唯獨在學術方面是落後分子。這是因為上學遲，知道的情況少。”還為自己開脫說：“我的嚴重錯誤在於‘放’，想再放幾個吳晗出來，結果是幻想。”他繼續包庇鄧拓說：“鄧拓擁護三面紅旗，心好的，但寫的東西是烏煙瘴氣，他在《前線》編輯部一月份已作了檢查。”還別有用心地提出要“取消清規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縛，燒着誰就是誰。”叫嚷：“左派整風清理思想。”又說：“吳晗問題已經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時候了。”
　　晚，舊市委書記處開會。劉仁、鄭天翔、萬里在會上假惺惺地“批評”鄧拓。鄧拓說他犯了錯誤由他自己負責，其他人沒有責任。以保護舊市委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會上，通過了舊市委關於鄧拓所犯錯誤向中央、華北局的假報告。彭真指示說：“責任要寫含糊一點。”後來定稿時：彭真將報告中鄧拓“反毛澤東思想，反社會主義”一句刪去，把根據鄧拓的請示，解除他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一句，改為“最近鄧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在市委擔任的職務，到下面去鍛煉，我們準備在黨內批評以後，再作組織處理。”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中央書記處開會，周總理參加。會上，康生同志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作了幾句形式主義的表態，胡說他過去、現在、將來都不會反對毛主席，實際上繼續頑固抗拒毛主席的批評。康生同志當場戳穿了彭真的鬼花招，系統地批判了彭真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一系列罪行。陳伯達同志從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從政治路線方面揭發，批判了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最後，周總理指出，彭真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對立的，是反毛主席的。
　　這個會議決定：
　　（一）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
　　（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
　　中央批發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註：中央的第一次批語已撤銷，換了一個新的批語）。《紀要》經過毛主席三次審閱修改，它和反革命的《二月提綱》是針鋒相對的。它是討伐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檄文，是捍衛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宣言書。“《紀要》對當前文藝戰線上的階級鬥爭的許多根本問題作了正確的分析，提出了正確的方針、政策。這個《紀要》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林副主席語）

　　四月十日至十五日
　　彭真連續召集舊市委常委會，匆匆忙忙地要所屬各級黨組紀進行所謂對吳晗、鄧拓、廖沫沙的批判，企圖用假批判來掩護他們包庇壞人的罪行，玩弄捨車保帥的手法，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抵抗。
　　彭真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給舊市委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傳閱，嚴重違背黨的紀律。
　　《北京日報》四月十六日反革命的編者按於十日開始炮製。

　　四月十五日
　　舊市委開會討論“四人辦公室”起草的四月十六日編者按語。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鄭天翔說：“鄧拓的主要錯誤是好古”。又說：“對鄧拓如何提法要慎重考慮”。草稿討論後送到彭真家中，他親自修改，邊改邊說：“鄧拓對三面紅旗還是擁護的。”他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名字排列作了煞費苦心的安排，並下令在第二天見報。事後，彭真親自打電話安慰鄧拓，要他做好“思想準備”，並打氣說：“改了還可以當文化革命戰士”。當天，李琪把假批判、真包庇的材料和編者按語稿送給許立群、林默涵看，三人關門一起密謀，與此同時，“四人辦公室”召開全市黨委書記會，提前貫徹四月十六日按語反革命精神。

　　四月十六日
　　①毛主席親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判彭真的反黨罪行。決定撤銷所謂《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組。
　　②舊《北京日報》以三個版的篇幅，拋出吳晗、鄧拓、廖沫沙的材料和精心炮製的“編者按”。這個“編者按”把“三家村”的村長鄧拓描寫成一個小卒，而把早已揭露的三反分子吳晗說成是主帥，廖沫沙是主將。
　　當天，舊《北京日報》和《前線》編輯部要郵局與八大城市聯繫增加發行數量。並大搞特務活動，向中央“摸底”’。搜集中央的動態。下午鄭天翔叫各口匯報對“按語”的反映。還派人去看望吳晗和廖沫沙，並親自去探望鄧拓。晚上，劉仁召集市委會作了陰謀布置，由張文松、范瑾、李琪組織力量，收集左派材料，把矛頭指向康生等同志。
　　③北京各高校按黑市委的部署，當天從報社拉回大批《北京日報》，強迫革命師生接受。北大陸平黑幫當天下午就開了假批判、真包庇的全校大會，宋碩親自導演。陸平在大會上大叫大嚷：“我們主要矛盾指向吳晗，同時又要針對鄧拓同志、廖沫沙同志、翦伯贊同志。”

　　四月十七日
　　蔣南翔以高教部名義召集京津地區十七所大專院校座談，會上，讓陸平推銷“研究海瑞《平冤獄》的反革命經驗。”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彭真在中央開會，仍同舊市委保持頻繁的電話聯繫，遙控舊市委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反黨活動，向他們泄露會議重要機密。並要舊《北京日報》向他匯報版面安排情況，重要文章送他審閱。

　　四月十八日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社論是根據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紀要》的精神寫的。社論尖銳地嚴重地指出：對毛主席的指示，文藝界在建國以來，卻基本上沒有進行，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社論宣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第二天，全國各報轉載這篇社論。
　　社論的發表震動了文藝界，打破了沉悶的局面，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驚恐萬分。

　　四月十九日
　　中央負責同志批評舊市委，指出四月十六日按語避重就輕，捨車保帥，包庇右派。中央通知首都各單位：
　　（一）《北京日報》十六日的編者按語和材料，首都各報都不要轉載。
　　（二）各高等院校、各機關、各基層單位，停止執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種製造混亂的措施。
　　舊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見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叫張文松起草第二個假批判、真包庇的“編者按語”，但未來得及出籠。

　　四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批發了揭發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頭子彭真的七個文件給舊北京市委全體常委，明確指出要舊北京市委揭發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四家店大掌柜的罪行。劉仁慌了手腳，同鄭天翔、萬里等密謀後，決定開市委會。（即四月黑會）

　　四月二十二日到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黑會”開場。由劉仁、鄭天翔、萬里主持。會議極為詭密，不設記錄，不出簡報，內容不得外傳，要嚴格遵守“紀律”。
　　會上，他們惡毒攻擊毛主席批發七個文件是要“整人”。他們暗地查了五八至六五年的中央文件及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同志的講話，整了大批黑材料，鉛印十份。後來，中央又批發了第二批揭發彭真罪行的材料，這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見勢不妙，立刻銷毀了材料，砸掉鉛版。劉仁在會上拍案大罵：“鄧拓五八年來市委，不是市委要來的，是中央分配來的，他的材料我沒看過，叛變情況我不知道。”
　　他們極力對抗主席指示，為彭真大唱讚歌，說什麼：“彭真在階級鬥爭方面不落後，反修戰線不落後，社會主義建設不落後，京劇改革不落後，文化革命跟不上主席。”肉麻地吹捧彭真“一貫正確”，表示要跟彭真反革命到底。瘋狂叫囂“二月提綱”“寫得精煉，提得很高。”“說提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提綱，提得這樣尖銳，這樣高，我接受不了。”

　　四月二十五日
　　劉仁派鄭天翔、萬里、陳克寒去欺騙中央，說什麼“市委會上大家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認識提高了”，“認識到提綱是修正主義的”。可惡至極。

　　四月二十七日
　　彭真從外地回到北京，劉仁一夥急忙趕去看望。彭真胡說：“我的錯誤是提綱問題，是驕傲自滿問題。”同時又搞了新的陰謀：讓劉仁去“休養”、鄭天翔去“蹲點”，退居幕後，繼續指揮。

　　四月二十八日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萬里、陳克寒、趙凡等見大勢已去，便假裝揭發，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企圖矇混過關，東山再起。

　　五月一日
　　周總理在歡迎謝胡同志的大會上講話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的關鍵問題，是關係全局的問題，是關繫到我們黨和國家命運和前途頭等的大事。

　　五月四日
　　①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判彭、羅、陸、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楊尚昆是劉鄧安插在中央機要部門的特務，先後盜竊國家機密檔案15萬件，裡通外國。林彪同志在會上指出：“四個人的問題是有聯繫的，有共同點的。……這是最大的問題，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
　　“彭、羅、陸、楊是文武相結合，抓輿論、抓槍桿子，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軍隊，會場上的政變，戰場上的政變他們都搞的起來。”林副主席告訴大家：“毛主席最近兩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很多措施，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要害部門、電台。”
　　這次會議徹底搗毀了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打破了劉鄧黑司令部的陣線。
　　②《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

　　五月七日
　　毛主席看了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同志的信，即“五七”指示，號召工、農、兵、學、商和黨的機關都要成為革命化的大學校，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

　　五月九日〔註：原文如此，應為五月八日。——編者注〕
　　《解放軍報》發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偽》。文章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向“三家村”黑店及其後台老板發起了猛烈攻擊，舉國震動，舊北京市委開始全線崩潰。

　　五月十日
　　①上海《解放日報》引《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評“三家村”》。第二天，全國各報刊轉載。
　　②我國第三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五月十一日
　　①《紅旗》發表×××〔註：戚本禹。——編者注〕寫的文《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舊北京市委陷入四面楚歌。
　　②華北局派工作組進駐北京市委。工作組長黃志剛（華北局宣傳部長）說：“工作組是來幫助市委抓文化革命的。”給黑幫分子吃定心丸。

　　五月十四日
　　宋碩召開緊急會議，布置“加強領導”“堅守崗位”。北大、清華等高校黨委用同一腔調布置運動。“三家村”的夥計玩弄“能保存多少車馬就保存多少車馬”的陰謀。

　　五月中旬
　　中共中央改組北京市委，委派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任第二書記。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通知》。《通知》批判了《二月提綱》的反動實質，宣布撤銷所謂“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設新的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這個小組由陳伯達同志任組長，康生同志任顧問，江青同志任第一副組長。
　　《通知》告誡全黨：“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毛主席親自主持制訂的《五一六通知》，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件。……這個文件，提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妄圖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陰謀。這個文件，吹響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軍的號角。是偉大的歷史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