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同國籍的朋友看不同的文化

水墨畫中看不透的日本人

李源

第三天送兒子去托兒所時，一個高個，藍眼睛的幼兒園阿姨笑着告訴我：

“呀，我們這裡還有一個日本孩子，安德烈，你看”

她手指一個大大，圓圓黑眼睛的小寶寶，非常可愛，完全不像日本人。

98年兒子才2歲左右時被送到托兒所，那是一個昂貴的私人托兒所，一個月繳費大約相當於現在的350歐，因為當時我沒有工作，屬於家庭婦女之類的閒散人員，這樣，孩子無資格進公立的托兒所，因為那不多的位置要留給那些雙職工的孩子。

托兒所很小，就那麼三四間畫得花花綠綠乾淨歡快的房子，幾個熱情的年輕女人，大約有二十來個孩子，當然，全是意大利孩子，只有兩個半意大利血統的，一個是我兒子，一個是日本安德烈。

這樣我就認識了松內，她在紙上用漢文寫給我看她的名字，松內那時才27歲，纖弱，杏仁眼，柳眉，小嘴小鼻，端莊秀氣，有點像電影演員章子怡，但氣質比章子怡更女性溫柔更高雅。如果記憶沒有欺騙我，她走路時邁小步，看上去很優雅，謹慎矜持的微笑，第一次見到我就問：

“你是上海的？”

顯然，阿姨也告訴她這裡有個中國媽媽，

物以類聚，兩個孤單的中日媽媽自然走到一起。每次在送完孩子後我們兩人都會聊聊天。

兒子來托兒所後，每年學期結束之前，特別是夏天，都會有托兒所的派對，請所有的父母來和孩子一起聯歡，在後面的小院中，家長們手上拿着小吃點心，甜的，鹹的小比薩，有的手中端着喝飲料的一次性白色小塑料杯子，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說笑，只有我一個人孤單地站在一個角落，因為西蒙從來不願參加這種的派對，他不喜歡，他不適合這種世俗生活中的快樂，只有我一人，現在既然有了一個日本媽媽，終於，在派對聯歡會上，我有了一個幫我驅逐孤獨的朋友。

松內的丈夫是南部西西里島的人，搞古董生意的，他們在本市租了套公寓房，西西里島，可能很多人會聯繫到美國著名的電影“教父“里的黑手黨（的確那些美國電影中的黑手黨都來自於西西里島），但西西里島也有着非常豐厚的文化和歷史底蘊，現在還可看到古希臘/羅馬文明，阿拉伯文化的痕跡，是很多著名文人的嚮往之地。我曾見過她丈夫幾次，烏黑的頭髮，濃黑的劍眉，明亮大而深黑眼睛，挺拔的羅馬似鼻子，帶稜角線條的嘴，他的英俊給人的印象很深，竟然使我覺得他的氣質帶點黑手黨味道，當然是我的偏見，當你看到南部那些穿着講究，頭髮梳得蒼蠅站在上面都可以打滑的形象時，你就自然而然地聯想到電影和電視裡的黑手黨。因為現實生活中真正的黑手黨我也從未見到過。

松內就是因為這男人太英俊才不顧家人的反對嫁到意大利，但她丈夫到處做生意很少在家，她常常孤獨一人帶着孩子住在出租屋中。

我對那一個炎熱的夏日海灘發生的事仍記得很清楚，儘管已過去了二十年，每當她的印象在我腦際里迴蕩時，她那年輕英俊的丈夫這個時候也難以擠進來。

意大利的夏日陽光耀眼，把沙灘照得白白的，浩淼的水，無垠的天空，酒吧播放着音樂，沙灘上早有一對馬克的朋友夫妻，到處躺着在陽光下閃耀着棕褐色的肉體和布塊還有那些翹着有彈性圓臀部，袒露豐滿雙乳的在沙灘上到處招搖的意大利美女，安德烈和兒子丹尼在沙灘上歡快地玩耍着，松內穿着三點黑白比基尼，一塊小不點尿布塊大的泳褲吊在她平滑肚子下面，她頭戴一頂草帽，眼睛上架着一副太陽鏡，非常優雅地斜躺在沙灘浴巾上，呀，她那優雅的形象在藍天下襯托下顯得如此的完美，她說話時輕微移動的纖細的手指，我簡直像欣賞一副藝術品那樣盯着她看。那天的我簡直不堪入目，穿着老太婆似的灰色老式連身泳衣，看上去即土氣又老氣，在強光下我半眯眼，皺着眉頭，有點像現在看到那些在沙灘上給意大利人按摩的浙江鄉下婦女。

我和意大利女朋友就這樣在陽光下欣賞地看着松內，我感嘆地想：

“我們同是亞洲人，日本跟中國唇齒相依，可她卻有這般優雅，我這個當時在中國還算時尚的女人在此地卻顯得如此土氣”。

松內的高雅使我有點自慚形穢。

下午六點鐘左右，我們收拾東西回家，車停在馬路對面，需要橫穿馬路，就在我倆各自牽着孩子的小手穿過馬路時，她的金邊拖鞋腳丫夾忽然斷了，無法拖在腳上走路，她不好意思地把鞋拾起來，光着一隻腳走在馬路上，一剎那間，一隻赤腳走在馬路上狼狽的樣子把她剛剛在沙灘上建立起的那種美麗女神的高雅形象給摧毀了。

我失望地想：“這麼優雅的女人，怎麼會穿這麼水的鞋？”

又接着想：

“好幸運呀，幸好不是我的鞋斷掉，否則越發呈現我這個中國人的貧窮和土氣”。

多麼庸俗低下的想法，只因當初面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我就沒有一種自信，畢竟那時中國還很貧窮，即使來了意大利我還是持有那種“貧窮”的心理，就是因為自卑才會去注重這些小的細節，沒有自信才去在乎別人眼光，太缺乏莊子那種“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的風度和境界，其實，如認定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和分寸，他人看我是金子我不是金子，他人看我是一粒沙我不是一粒沙，擁有內心相信的高貴和自信，有雙好鞋和破鞋又有什麼關係，別人如何看也不過如此罷了。

車開到我家，已是下午7點左右，小安德烈不願離開，他和丹尼玩得開心，要跟丹尼一起吃飯，這當然沒有問題，我馬上答應了，我可以隨便做點什麼給松內和小孩子吃，可老公一聽他們要留下來吃飯就不高興了，粗聲粗氣地說：

“下一次請他們吧，今天我們都沒有什麼準備”，

這是意大利的民俗文化，他們常常以這種高聲好像吵架的方式說話，請人吃飯一定是事先約定說好的，不會冒然留在朋友家吃飯。

可中國和亞洲一些地方的文化習俗不是這樣，朋友可以隨時去你家，你也可以臨時請朋友留下吃飯，特別是在吃飯的時間，主人一定會客氣地說說：

“留下了跟我們一起吃個便飯吧”即使你心裡巴不得客人快走。

可這次是孩子請求在這裡吃飯，按照亞洲人的禮節是絕對不能拒絕的，也完全沒必要拒絕，就在我與老公爭論時，松內聽到了，她堅決要帶兒子離開。

對於意大利媽媽來說，馬克那隨隨便便不太客氣的那句話就像一個小蚊子盯了手臂一下，蚊子飛走後皮膚上癢一下就過去了，可同樣一句話對中國，日本或亞洲人而言，那就像個毒蜂扎了你一下，你的手臂感到又疼又腫十幾天時間。

我想，松內當時就有被毒蜂扎了一下的感覺。

幾天后，她堅決要給我兒子一件小禮物作為那天我們開車帶他們去海邊的答謝，可至此之後，她好像儘量地避免遇到我，原來還多次邀請我跟她一起去泰國度假因為她丈夫的弟弟在泰國的一家大酒店做經理，這些都成為一種美好的想象了。

半年後她搬走了，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因不同文化習俗的衝突，我失去了松內這個朋友，可我從來就沒有去傷害她呀。

可以理解又難以理解她的行為。

是否地理上小島國度導致國民小氣的心理？

她不是我認識的第一個日本朋友，在移民意大利之前我就認識另外一個日本朋友。

92年七月份的中午，我下班騎車回家吃飯，推門進房，驚駭地看到一個男人微笑地坐在我的家中，竟然是日本人山木，在旁的母親則是滿臉的焦慮。

我的頭腦一下蒙了，山木從天而降？日本鬼子還真有點鬼呢。

上午10點多鐘，有人敲門，母親打開門，見一平頭，穿格子襯衣，戴眼鏡30歲左右年輕人，

“你找哪個”？ 母親問。

男人開口說：“我，日本人”。

母親當時疑惑了，她一個徹頭徹尾的布爾什維可，一個老幹部和老黨員，怎麼會跟一個日本人扯上邊。

那男的馬上拿出一張紙，上面寫着我的名字和地址，這下她明白是來找我的，讓日本人進屋，給他泡了一杯茶，無法交流，只有大眼瞪小眼地乾等待着我的歸來。

我91年獨自去西雙版納旅遊時在旅館中遇到來自東京的山木，我們一起結伴遊山寨，熱帶植物園，雙方使用有限的幾句英語和書寫漢字交流。

那天下午，我兩走在西雙版納的景洪市的街道上，他看見地下一個下水道蓋子破了一個大口，山本指着跟我說：

“你看，這個破洞，在日本是不容許的”。

的確，那個黑洞張開着嘴，隨時可能把路過不小心的行人吸進去。

我則不以為然地說：

“這個小洞算什麼，你自己走路看着別掉進去就得了”。

這下就看出日本人和中國人不同觀念不同，我就是路過那個下水道的蓋子一百次也不會去管那個大洞，只是自己小心不要掉下去。那個時候在中國，個體自我要有一定的保護意識，不能什麼都靠國家和社會來保護你吧，中國那麼大人那麼多。

多年後去了歐洲，才了解到這些公共設施市政府應該對其負責，如果公民發生意外事故可以指控市政府。

有一年回國又去喀什旅行，一個法國女遊客就落入下水道中因為沒有看到無蓋的下水道口。如在國外定會指控市政府的。

我從來對日本沒有很高的興致，從未去過日本，不過多年後據很多去過日本旅行的中國朋友說：

“日本太整潔文明了，沒有一件東西不在其位的”。

這是因為日本人人都有公民責任感吧。

一年後，我絕對沒有料到他會忽然由天而降落入在我家，你們看，這在歐洲文化中是絕對行不通的。

當然，那個年代中國家庭中既無固定電話更沒有手機之類隨時可隨時聯繫的現代化工具，他就是當時想聯繫也無法聯繫，但總可以寫封信吧。

他來上海出差，想不過就坐個飛機來找我，我知道他畢業於非常著名的早稻田大學，自己有個小公司。

我母親當初對我這樣隨便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人交往非常不滿，她對國外的了解一般都是通過參考消息報刊而獲得的，八十年代初世界上剛發現艾滋病毒, 很多人對此也沒有多少知識，那時的科普遠不如現在這樣普及。人人都可以上網查查資料， 因此在我母親的印象中，好象外國人都是潛在的艾滋病人，就像新冠病毒剛開始在武漢爆發時，那些愚昧的意大利人看到中國人就好像看到病毒。

從日本人來我家後她就猜想到我獨自外旅行時可能與外國人有過交往，她想象着雲南那些嗷嗷待哺蚊子吸過外國人血液後的轉過身來叮咬我定會把那些可怕的艾滋病毒傳染給我。

因此，自山木來後，我的毛巾不能與她的掛在一起，以免被我感染。

第二天上午，我跑到武漢二醫院，找了一個醫生同學，他馬上跟我打了四天的病假，送病假條時，我告訴領導，我這樣“腳疼的病人”不需要工會的人拎水果去我家探望。

我母親對我這樣吊兒郎當地對待工作態度極為不滿，不過我還是在母親的批評聲中與山木出發了。

“生病”的我陪山木去乘船遊覽小三峽。

在船上我們住的是二等艙，睡還沒有什麼問題，可上廁所對他來說卻是一大挑戰，因為當時中國的廁所的臭味可以將你熏倒在內。

他每次從廁所出來就手足舞蹈，語言加手勢來跟我描述上廁所的冒險經歷，如蹲在裡面解大便時船體忽然搖動時他差一點兒沒跌落入可怕的茅坑中，幸而抓住門把等等非常可笑的經歷。

着陸後我們登記一個小旅館，當時我還猶豫是否可以跟他同住一個雙人房間，因為我獨自在外旅行時遇到引狼入室的經歷，我的經驗是絕對不可隨便跟一個路遇的中國男人一起睡一個房即便房內有100張空床，那簡直就是給男人提供一個做賊的機會，為什麼會這樣，也可能當時的中國清教徒似環境和觀念太封閉，沒有結婚前，男女都是授受不親，這樣導致年輕未婚男人的性壓抑，一旦有機會和一個女人單獨關閉在一個空間，他們很容易想入非非，產生慾念。

這下又看出日本人與中國男人的不同了，

那夜，我帶着一種警戒心理跟山木一起住入兩人間，熄燈後我們各自睡各人的床，第二天早上醒來後我發現，他可能整個夜晚連我呼出的空氣都沒有碰一下。

在啟程返回武漢時，需要等幾個小時的輪船，這樣我們在一個小旅館要了一個房間休息一下。

那個小旅館非常簡陋，昏暗房間除了兩張單人小床外，還有一張表面髒污的簡陋木桌，我們兩人各自穿着T桖衫，長褲隨便躺在各自的床上聊天，聊着聊着他就談到小小手絹的用途（那時還沒有紙巾，用的全是布手絹），他說；

“可以遮太陽，可以擦鼻涕，可以系在脖子上如有點冷，可作為小旗子揮動....很多功能和用途（我想對於聰明的日本人來說）”，

說着說着，他忽然從床上起來，將褲子脫下，我的眼前驟然出現與意大利教堂內壁畫上白色小天使一樣的一個短小的東西，他用他的手絹遮住那小小陽物演示給我看，如同亞當吃了智慧蘋果後開吃感到羞恥用已片無花果葉遮住他自己。

這是最後的手娟功能之一，他無法用英語解釋出來，太過於複雜，於是他親自演示給我看，

我當時對山木跟我演示的一二分鐘的手娟功能咋舌，日本人的想象真豐富呀，或許他們也真這樣做過，日本當時比中國要發達富裕和開放得多，後來看報道什麼日本人在裸體女人身上吃飯，收集少女的內褲等等，在他看來，拿手絹遮蓋鼻子和遮蓋下身都是一樣的，都是身體的器官，不覺有什麼可恥的。

最後一天我送他去機場，那個時候武漢的機場非常簡陋，候機時，他想喝水，我兩去找有開水的地方，

服務員說

“5毛錢打杯開水”

我翻譯給他聽， 

“不要了，等到上飛機後有免費的水供應”。

我一聽楞住了，一個日本人為了節約那5毛錢而忍受口渴?

92年的日本在中國面前那簡直就是一個富豪，1997年中國GDP才750美元，日本是40940美元。

幾年前我去南美貧窮的國家旅行時，覺得自己簡直就是一個大富婆，什麼都買也花不了幾個錢。 

依我看，日本人當時在中國消費應該有什麼都免費的感覺吧，當時中國的5毛錢，大概掉在日本東京的路上都沒人會費神彎腰去拾，就是在中國，92年也再沒有人唱“拾到一分錢，我把它要交給警察叔叔”的歌了。可能那一分錢人們也懶得去拾了。

自然，我是絕對無法理解山木的這種極端節約行為。

回日本後他來信邀請我去日本，隨後父母多次搬家，我也四處遊蕩，聯繫地址早已失去，山木在我的人生行程中走散

十幾年前我在著名的CAPRI島旅行時又遇到一個日本遊客，那一天也發生有趣的小故事。

從跟日本人打交道的經歷，我覺得日本人是最搞不懂和最難以理解的民族了，他們可以讓你覺得在某段時間你是他們最好的朋友，可一轉身，他們又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們始終處於模糊的水墨畫中，你無法搞不清他們到底的想法和是什麼模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