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若詩，原名Joshua S. Horn，英國外科醫生，生於1914年，1954年舉家前來中國，熱情地支援新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是新中國發展大眾醫療衛生事業的親歷者、見證者，著有《掃除一切害人蟲——一個英國外科醫生在人民中國：1954-1969》（上圖是此書的封面）。他在中國生活、工作十五年後於1969年返回英國，1975年逝世於北京。

一、什麼是群眾路線？
我到中國時，本以為要去教外科手術，也確實教了一點，但到目前為止，我更多是在那學習，學習如何改造世界，改造人們和建設一個新社會。儘管中國的經驗無疑首先適用於中國，但我認為中國經驗中的某些部分具有影響世界的重要性。為此，我很樂意向你們分享一二。

我第一次去中國是1936年，作為一名隨船醫生，我當時只待了幾個星期。自那以後，中國發生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變革，然而，更為重大而深遠的變革是那裡的人民。我於1954年重回中國，彼時的中國人民，正如毛主席所講的那樣：站起來了。他們走路昂首挺胸，胸懷理想。他們不忘來處，腳踏實地，躊躇滿志。

在中國目睹的所有變化中，最令我震撼的是婦女地位的變化。在舊中國，婦女受到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多重壓迫。她們不僅生活貧苦，社會地位極其低下。在家庭中，封建陋習也如大山般壓在她們身上，童婚、被剝奪權利、納妾陋俗等等。而現在，她們揚眉吐氣，意氣風發，儼然是國家的主人——事實也的確如此。

我不想只是泛泛而談，而想講講我在中國行醫經歷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儘量從一個側面來說明，這一切是何以實現的。

首先，我必須說，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的前提是，中國人民在1949年無比堅決地奪取了國家政權，徹底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他們推翻了舊有的帝王、封建貴族和官僚，趕跑了屈從於帝國主義的腐敗的蔣介石政權，建立了基於工農聯盟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

而有一種方法，則是他們開拓進取和克服萬難的關鍵，那便是中國人所說的“群眾路線”，即相信廣大人民群眾，當他們在正確的激勵和領導下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就能創造奇蹟，改天換地。

我回到西方世界以後，發現“群眾（人民）”這個詞並不總是正面的。人們認為群眾是愚昧的，是“藍螞蟻”，無名無姓，隨波逐流，碌碌終生。但這絕非群眾的內涵。群眾，是指那些勞動的普通人，可以是汽車工人、醫生、教師、職員、或者農民，他們都是群眾。我們也是群眾。

群眾路線在中國前進的道路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在舊社會，中國農村沒有醫療服務。在中國廣袤的內陸地區，只有少數傳統中醫，幾乎沒有受過現代醫學訓練的醫生。新中國面臨的一大任務就是，在這些一窮二白的地方也建立起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而實現這個目標，便要憑藉群眾路線。

我想憑我有限的個人經驗告訴你們，我所工作的醫院是怎麼做的。當時，醫院從各個部門抽調人員組建一支流動醫療隊，包括主任、外科醫生、教授、內科醫生、住院醫生、初級醫生、護士、廚師、後勤工人、行政人員、園丁、鍋爐工、洗衣工等，我有幸成為其中一員。然後，我們去了長城以北一個非常貧瘠、多山、荒涼的地方，在那呆了一年。

二、赤腳醫生：農民醫生算醫生嗎？
我們面臨許多任務，其中一項，是在農村培訓基層醫護人員，以填補農村醫療體系中的巨大空白。首先，我們就地搭建了一所醫學院，這無疑不同於哈佛醫學院或哥倫比亞大學：學校是我們自主規劃設計的；我們與當地農民一起挖土、脫磚坯、建磚窯、砍柴燒磚、伐木做門框和窗戶，建成校舍。這些校舍十分簡陋，簡直不能算作房子，但好歹能遮風擋雨禦寒；我們另蓋了幾間棚屋，作為可容納25個病人的病房。就這樣開辦了醫學院。

十一月，天已轉冷，地面結冰，農忙即將結束，我們招收了第一批三十二名學生。他們都是年輕的農民，由當地公社的各個生產隊推薦。不是憑藉學歷（他們中多數人只讀過三、四年書），而是根據態度：對集體是無私還是自私、把集體利益還是個人利益放在首位、敢作敢為還是膽小怕事、勤奮還是懶惰。若他們具備這些優秀品質並想學習醫療，就可以進入候選行列。

有很多志願者報名，經過甄選，我們收下了三十二人。在接下來的四個月裡，我們在醫學院裡同吃同住同學習。我當時沒法相信，這些年輕農民能在短短四個月裡完成醫學基礎知識的學習。時至今日，他們學習的突飛猛進仍令我驚訝。當我回顧他們進步如此之快的原因時，毫無疑問，在於他們強烈的主觀能動性。

他們認為，代表集體學習醫療技術是一項榮譽，也是一種責任，而為了不辜負集體的厚望，必須非常刻苦地學習。醫學院裡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但他們可以持續學習到凌晨三、四點甚至五點。只要油燈里還有一滴油，只要我們這些教員還醒着，還教他們，他們就會孜孜不倦地學習。

他們進步飛快的另一個原因也許是，儘管流動醫學院簡陋不堪，但也有一些優勢。例如，我們作為他們的老師，和他們同吃同住，師生之間沒有隔閡，沒有等級差別，一起勞作、挑水、劈柴、做飯、打掃衛生等。我們時刻準備為他們服務。教材雖是蠟紙油印的，卻是我們有針對性地編寫的，配有易於他們理解的線圖。課程的每個階段，都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在許多國家，包括我的國家（英國），理論與實踐之間，有一道很深的隔閡。通常你得先大量學習生物化學、生理學等知識，當你的大腦中已經充塞了一套套理論時，你才能開始給患者看病。

這種隔閡在中國是不存在的。當我們學習解剖學和生理學時，我們將其應用於實踐中。例如，當一個肺病患者來診所看病時，我們會檢查患者的肺部，之後解剖動物的肺部，觀察其形態，同時回顧肺部的生理學知識，接着應用於對肺部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於是，知識在各個環節得到發展，興趣得以保持，對他們各方面的教育都富有目的和針對性。

到了三月份，土地開始解凍，他們要回到自己的生產隊了，不再作為醫生，而是一個農民。他們依然靠辛勤勞動掙取工分。但不同以往的是，現在如果有人病了，比如他們的鄰居、鄉親們有什麼不舒服，會先去找這批農民醫生。他們的醫療包里有基本的藥物、包紮傷口所需的用品，足以應付很多病況。我們這個流動醫療隊每周會到周圍的村子巡診一兩次，每到一個村子，當地的農民醫生會來接我們，告訴我們他看診過的病人的情況，我們會一起討論診療的問題，看在哪些地方有共識，哪些地方有不同意見，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等等。他們的醫學知識就這樣不斷提高。

又一個冬天來臨，到了繼續深造的時候了。農民醫生們回到醫學院學習四個月的全日制課程，又回去勞動八個月。到下一個冬天再回來，就這樣完成三年的課程。當課程結束時，他們並不會收到一張上了封蠟和紅絲帶、寫有某某農民醫生姓名的畢業文憑。他們過去是農民，現在是農民，將來也是農民。完成三年課程，僅僅意味着這個畢業生的醫術已經達到了一定的熟練程度，將來隨着繼續學習，他們的專業水平和技能都會持續提高。

在文化大革命的頭三年，大約一百萬名基層醫療人員在農村受到培訓，他們中有鄉村醫生、接生員、衛生工作者、計劃生育工作者等等。通過這樣的方式，中國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結合普通農民的主動性、創造力和聰明才智，打破了這個我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攻克的難題。

除了這支龐大的基層醫療人員大軍外，許多城市醫院的醫生響應服務廣大農民的號召，離開城市支援鄉村，最終與家人一起在最艱苦、最偏遠的地方自願定居，從支援地方變成紮根於地方。這與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完全相反。以英國來說，醫生的流動方向大體總是從生活較為艱苦的地方到生活相對舒適的地方，從錢少的地方到錢多的地方。所以他們從鄉村到城鎮、從貧窮的城鎮到富裕的城鎮、從城鎮的工人階級社區到富人社區，最終，是從貧窮國家到富裕國家。因此，英國醫生去美國，印度醫生去英國，這是全世界醫務人員的流動方向，但在中國恰恰相反——醫務人員從生活相對安逸的城鎮流向生活艱難的鄉村。

許多人會問——好吧，就算你們有這麼多基層醫務人員，但他們的水平如何？他們屬於哪一科醫生？他們真能治病救人嗎？這引出了更大的問題，即醫生應該具備哪些特質。有人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有幾個學位、受過大量專業訓練、對病人態度得體。我並非貶低專業技能和掌握現代技術的重要性，但在我看來，一個醫生最重要的品質是將病人放在其他任何事情之上、為了患者的利益全心全意奉獻的決心。如果一個人有這樣的能動性，就是個好醫生。如果沒有，醫術再高，也稱不上好醫生。 

農民醫生有為人民服務的決心。儘管他們的技術和職業知識可能還不理想，但這些都是可以及時彌補的。因為對你的病人有責任感意味着你會決意提高知識和技術水平去服務於他們的需要。有人會問：這些農民醫生算醫生嗎？我說當然算，而不只是什麼權宜的手段。這就是將來醫生應有的樣子：他們來自人民，積極服務於人民，他們的收入、着裝、交通工具、住處不會跟群眾有根本差別，他們跟群眾打成一片。政府有力保障這一體系的運作，如給農民醫生提供學習進修和理論聯繫實際的機會，確保他們始終紮根於人民群眾中間。而這些農民醫生，仍然一直是農民。

三、根除性病：一張大網鋪向全社會
我還想提供另一個中國醫療走群眾路線的例子。
性病在當今西方世界是個嚴重問題。德國細菌學家歐利希(Ehrlich)很久以前發明了治療梅毒的藥，但很多人反對使用這種藥，理由是，如果梅毒被根治了，會導致更多的濫交。當療效更好的盤尼西林出現時，類似的聲音也甚囂塵上。其實他們完全多慮了，如今西方世界的每個國家，性病發病率都不曾降低，而是上升了。

可在中國，性病卻基本上已經絕跡。在中國工作的八、九年裡，我沒有見到一例傳染性梅毒病人。你可能會說：你是外科醫生，看不見這樣的病例正常。但我有位好朋友是專門防治性病的，曾經協助組建了“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他也沒見過，這說明性病已被消滅了。【洪若詩提到的這位朋友應為馬海德醫生（1910-1988），他在《消滅一切害人蟲》一書中有提及——譯者注。】現在中國的醫學生已經不太清楚傳染性性病為何物。但是沒關係，那已成為過去時，而且不會回來了。“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也關門大吉了。

你們一定會問：怎麼做到的？答案是群眾路線和人民當家作主。性病源自什麼？源自帝國主義。軍隊入侵，內戰，妓院，賣淫，吸毒，這些形成了性病泛濫的沃土。中國人民在1949年當家作主以後，才讓這土壤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首先，趕跑了帝國主義，不再有外國兵和水手到中國來傳播性病。

其次，掃除了人吃人的剝削制度。賣淫被嚴令禁止，不等新政府頒布法律——儘管中國政府迅速制定法令規定妓院非法——人們自己就要去關閉妓院。因為他們明白，妓院裡婦女所受到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正是他們數十年浴血抗爭所要推翻的，千千萬萬男女已為此犧牲了生命，他們不能容忍這種東西在新社會繼續存在。

最後，賣淫的經濟原因被消除了。絕大多數婦女並非出於自願賣淫，她們中有的因貌美被地主凌辱霸占之後賣入妓院，或者不得不出賣肉體以維持生計，供養親人。是腐朽的舊社會迫使她們去賣淫。而如今，每個人可以有尊嚴地自食其力，並共同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更重要的是，公共輿論環境也改變了，這種剝削婦女的形式被視為可憎的，亟需廢除的。

要根除性病，最大的難題在於找出數百萬計的性病患者並提供治療。這時，群眾路線就至關重要了。顯然，這個任務是一小撮醫療專家所無法承擔的，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群眾。

當時，中國的每個鄉鎮，每個縣，每個村子，都有普通人（包括工人、農民、職員、教師）被組織起來做這項工作。他們先經過兩三個星期的培訓，了解性病的原理、診斷和治療知識。然後，廣泛發動群眾，宣傳倡導“性病是因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我們要徹底消滅它好建設社會主義，不能把梅毒帶進社會主義。如有人認為自己可能有梅毒、淋病，請來找我們做個檢查。”他們還發明了一種新的簡單迅捷的診斷方法，只需幾滴血就可以化驗出結果，準確率達到90%以上。一張大網鋪向全社會，絕大多數性病患者都被找到了。

接下來就是治療。儘管群眾路線在尋找患者時卓有成效，但到治療時，有些專家抗議了，因為這危及他們的權威地位。他們說群眾搞宣傳動員、甚至做診斷，都沒問題，但是給病人打針，那是我們專業人士的工作，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做的，而且可能造成危險，因為他們沒受過專業訓練。可是，中國人總是“在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比如說，根除性病是個非常大膽的想法，訓練一百萬基層醫務人員也是非常宏大的設想，但在具體實施上，他們是非常認真謹慎的。

鑑於有些醫療專家反對，幹部和群眾就說，那好，可以搞個試點。他們選取了一個有幾百萬人口的縣，召集一些工人進行了三星期的密集培訓，教他們開展性病治療。治療結束後，他們邀請專家來審核，95%以上性病患者都被準確診斷且適當治療了。於是“專家”與否的等級界限被打破。這一套推行治療的方法從一個縣擴展到全國，解決如此巨大的難題得以可能。餘下5%的患者則由醫療人員持續治療。所以我說，性病在當今中國已成為陳年舊物了，這是人民權力和群眾路線的巨大成就。

四、治療燒傷：讓權威數據見鬼去吧，我們一定要救活他
我還想舉另一個例子，燒傷的治療。1958年，中國人開展了“大躍進”運動。我知道在有些西方媒體口中，這是“大失敗”，是巨大的錯誤和浪費。我在中國，的確覺得是大躍進，因為那年中國的工業、農業、藝術、科學、文化、醫療都取得了巨大進步。當然有錯誤和浪費，但只有那些什麼也不做的人才不犯任何錯誤。

“大煉鋼鐵”中的確有些錯誤，也有點浪費。我們在醫院煉鋼，我妻子教書的學校也煉鋼，我孩子上學的學校也煉鋼。我想我們煉的鋼應該不是太好，沒法對中國經濟發展做出什麼貢獻。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有所收穫，那就是現在中國的男女老少都知道鐵和鋼的區別，也知道怎樣用還原劑把鐵轉化成鋼，知道如何找到鐵礦石、將其熔煉成生鐵、然後煉鋼。

當然，現在中國仍是個貧窮落後的國家，有大量農業人口，美國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工業國，但我有時在想美國人是否知道鐵和鋼的區別。這種知識或許以後會對中國人有用，因為無論在哪、無論具體條件如何，他們都能煉出鋼來。如果你能煉鋼，就能做出有用之材，也就能保證中國不可戰勝。

有點跑題了，我的重點在討論燒傷。因為在大煉鋼鐵的生產競賽中，有位工人被燒傷了，燒傷面積幾乎達到他體表皮膚的90%。根據世界上最先進的治療燒傷的權威部門的數據，他存活的幾率基本為零。但那是大躍進的一年，所有常規都要受到挑戰。中國人民是接受這一數據作為事實，還是說“讓權威數據見鬼去吧，我們一定要救活他”？他們救活了他。

全中國人民都加入了搶救他生命的戰鬥。每個人都覺得與自己有關，廣播每天報導他的最新狀況，報紙也一樣。在他接受治療的上海某醫院外，總聚集着人群，人們排隊給他獻血、獻皮膚。醫院裡也是全民動員，不僅是幾位醫療專家在忙碌，所有人都以不同方式參與。

這不僅僅是所有人團結協作搶救工人生命的事，也事關醫療知識在中國的傳播。我仍記得我第一次聽到上海這個燒傷病例時是某個夜晚，我被電話吵醒，對方說有人被燒傷，要我準備去上海參與治療。我覺得自豪，感覺自己工作的努力被肯定。到機場發現另外有四五十位醫生和護士也被邀請去上海參與救治。我們到了上海的醫院，發現那裡已有來自全國各地的三四百名醫生。我們都根據自己的專長對救治工作做出一點貢獻，另一點是我們都能在這個過程中學習。我們認真觀察學習，其實收穫的比我們給予的更多。

我們回到各自的醫院，比如我回到北京，跟我的同事分享了我所學到的，我們制定了個計劃，籌建起了燒傷科。因此，中國建立起了治療燒傷的科室網絡，在任何一個中等城市都有燒傷科，燒傷的死亡率之低，不遜色於任何一個醫療技術發達的國家。當然，我不建議有人燒傷自己，但如果你不慎被燒傷，中國是治療燒傷最好的地方。這些知識、經驗的傳播，使得一些特殊的治療情況成為常識，這也是中國方法的一部分。醫療的進步，必須是為所有人民服務的，而不僅僅是為了哪個個人，以便他/她能獲得諾貝爾獎或其他名利。

五、縫合斷肢：各行各業齊協力，只為人民有需要
還有更多例子，比如說你可能聽說了中國在縫合斷肢、斷指方面處於世界先進水平。這也跟上海有關。

有位姓王的工人有一次在操作電動印刷機時不慎將手齊腕切掉，手腕被消毒包紮後，他被送往醫院。他的工友撿起地上的斷手，手還在手套里，皮膚有點溫熱，手指完好無損，也還能動，所以工友想：這麼好的手，別浪費了。他把斷手拿到醫院，拿給外科醫生問：“不能接回去了嗎？”

這位外科醫生不久前在這位受傷工人所在的工廠參加過勞動。

中國共產黨把縮小乃至最終消除腦、體勞動等級差別視為重中之重。

因為，首先，他們不相信任何人能完全不用腦子僅用手工作，或者只動腦而不用手。但是，沿襲自傳統的腦、體力勞動者之間的身份地位差別依然存在。而要建設一個新社會，就必須消滅勞心者、勞力者之間的鴻溝。

其中一個方法，便是要求知識分子（包括醫生）走出手術室和辦公室，到農村和工廠去參加勞動。

他跟那裡的工人同勞動時，彼此了解，打成了一片。所以這個老工人撿起工友的斷掌，徑直跑到醫生跟前問他“能不能接回去？”，也就順理成章了。儘管這一請求極具挑戰性，他還是不忍拒絕。後來那根斷掌被非常成功地接了回去。


上海工人王村波手術三年後重新參與工廠勞動

如往常一樣，我和同行們飛到上海。這次，我們只需專心學習這套成功的經驗。學習結束後，我們回到自己工作的醫院，制定了一套培訓計劃。我們先用狗來練習手術，縫合動脈和靜脈，縫合肢體，我們很快熟練起來，覺得不太難，就挑戰縫合兔子的耳朵。這難度大得多，因為靜脈和動脈血管都非常細小，初期的嘗試基本失敗了，導致我們醫院有一堆單耳兔。但我們最終成功掌握了這門技術。

為了給人開展縫合手術，我們需要一些設備，比如要用到一種縫血管的特殊的線，它必須非常精細而有韌性，質地順滑，既不傷害人體，又能牢牢將殘肢縫起來。然而我們並沒有這麼好的縫線。我估計當時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有。所以我們就到北京混合纖維廠去求助，他們的主要業務是生產尼龍衫、塑料雨衣等。當我們把需求告訴他們，他們就把這種縫線做了出來。

他們臨時組了一個研究和生產小組，很快研製出我們需要的線材。我當時不禁想，假如我到英國化學工業公司(ICI)或者美國的杜邦公司(Du Pont)提同樣的要求，結果會如何？我幾乎肯定他們會這麼答覆：“你的提議非常有意思，但很遺憾，投產這個東西會打亂我們的生產計劃，也沒法帶來利潤。畢竟你頂多要個幾百米，因此我們無能為力。”

我無意指責這兩家公司，他們完全有理由這麼做，畢竟他們首要關心的是怎麼賺錢。可是北京的這家工廠不一樣，他們工作的第一宗旨跟我們一樣，是為人民服務，無論是為人民做尼龍衫還是做手術用的縫線。所以對他們來說，借調一部分職工來特製這一點點的醫用材料，根本沒什麼大不了的，只要人民有這個需要，他們就義無反顧地提供幫助。針廠、光學器材廠也是一樣, 他們為我們生產了特製的縫針、顯微鏡等等不可或缺的用具。藉此，我們的技術、知識和設備一應俱全，得以順利實施一系列手術。

到我離開中國時，我們已經成功接合了超過一百例斷肢、斷指。這在當時是一項獨步世界的成就。我後來回到英國皇家外科學院，在講座上分享了這段經歷。這地方都是勢利眼，他們聽罷倒也大感興趣，即便起初不願意相信我說的，但是見到了手術前後真真切切的照片這些證據時，也不得不信了。講座結束後，他們問了我大量問題。其中一個是這樣的：為什麼中國人能完成這些斷肢接合手術，我們反而不行呢？是他們眼神更好，更聰明靈巧嗎？

這麼說，這是得益於中國人悠久的工匠傳統了？當然與這毫無干係。我沒告訴他們真正的答案：政治，才是最根本的原因。我們可以簡單想想：為了縫合四根斷掉的手指，我們通常要進行長達十七到十八小時的艱難手術。這一階段手術完成後，保不齊某個患者還會出現諸如血栓等問題，而你又得連夜爬起來，再進行一台四到六個鐘頭的手術。一個人必須具有極強的韌性、耐性，極高的信心，以及極度的渴望，才足以支撐完成這項工作。這些支撐源於什麼？肯定不是什麼高額獎金，因為我們並沒有。

中國的醫生不需要患者付費，並不會因治病救人而有額外的收入，無論做不做斷肢縫合手術，他們都拿固定工資；也不是因為名聲。因為這是一項集體工作，沒有人被單獨列出來標為第一。既不為名也不為利，那為什麼？答案，是為人民服務的熱望，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中國的熱望，是一種將“東亞病夫”變為世界上最健康之民族的熱望。這便是我說的政治因素。

六、醫院管理：院長也得燒鍋爐
下面，我想談談醫院中的人際關係。我前面提到，在中國，身份的等級、腦力和體力勞動者之間不平等、乃至同一職業之中不同等級間的差距，都被視為是有問題的。他們試圖在中國系統性地打破這些存在於全世界各種體系和機構的等級制。比方說，我工作的那個病房是由一個三人委員會管理的，一位護士，一位醫生，一位後勤工作人員。他們都竭盡從教育和訓練中培養的能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病人服務。

他們每天都開會總結昨天的工作、規劃明天的工作。如果有重大手術，則要經過全病房的醫護人員乃至病人本人的共同討論。因為一台重大手術，不僅關乎醫療技術問題，也涉及其他問題，比如如何分工，以及倫理問題：手術是否真的值得做？每個人都需參與討論，而針對手術任何人的任何想法都得到鼓勵。因此，每個人都能提供一些小建議，小貢獻，不論是在術前預防，手術分工，術後護理，還是面對壞結果時的預案，都一道為大家集體完成這台手術提供了莫大幫助。這是病房裡的情況。


醫院大會討論如何救治病人 | 圖片來源：網絡

至於整個醫院，院長要保證每周參加一天的體力勞動，掃院子、洗衣服或燒鍋爐。因為在中國，大家認為一個人如果成天坐在辦公室里接打電話、發號施令，遲早會變成一個官僚，甭管你原本是多麼好心腸，或者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都概莫能免。而克服的方法之一，就是自己去勞動。所以我們的院長到鍋爐房去，不是去教師傅怎麼燒鍋爐，而是去跟師傅學習。因為毛主席曾說過，要做群眾的先生，先要做群眾的學生。

全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普通勞動群眾之間的差距，就是這麼被不斷打破的。我無意誇大其詞，說中國已經沒有腦體勞動、知識分子和工農、城鄉差距了。差距仍然存在，而且不小。但這個差距是在擴大還是縮小呢？我認為，正在縮小，而且在某些領域，是急速地縮小了。

我們的醫院除了治病救人以外，還有一個主要工作是預防疾病。我工作的醫院負責北京西北角七八萬居民的健康。我們的醫生、護士以及衛生工作者常去走訪當地群眾家庭，看看他們的生活條件、衛生條件，同時為兒童接種脊髓灰質炎、百日咳、白喉疫苗，為孕婦做胎檢等等，總之，就是儘量照顧好人民群眾的健康。如果誰家半夜有人生病又不便到醫院來的話，只要打個電話，我們醫院就會派人上門看診。因此，我們的醫院又可被視作一家社區性質的醫院。

我以上說的，不過是我所見聞中最粗淺的部分。我深信不疑的是，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廣大的普通人民都對建設更好的生活懷有不竭的熱情。儘管他們可能在此過程誤入了歧途，儘管他們可能受到了蠱惑，以為自己當下拼命爭取的，就是自己所想要的。而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終將——也許就在不遠的將來——引導大多數人意識到，好的生活其實不僅僅是這樣，從而集體去要求，去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