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作為人類歷史上的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政治組織最初形成時，也制定了詳細的行動目的和手段。這就是《共產黨宣言》。宣言的目的與手段用當今中國共產黨人的時髦語言就是世界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使命”。

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前，哲學史上的哲學家就已經發現了目的與手段這對哲學範疇。但他們由於沒有發現人的物質實踐活動的本質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決定性作用，因而不可能唯物辯證地解讀目的與手段的辯證關係。他們不懂得人的意識的目的、手段對於實踐的物質性的依賴關係，把目的、手段完全看做主觀意志的產物。這典型地是唯心主義的觀點。唯物史觀認為，人的任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目的、支配下進行的，但人的意識、目的、計劃一定有正確與錯誤之分，長遠與眼前之分。正確的目的、計劃能夠引導人們的實踐取得成功。錯誤的目的就對實踐活動有消極和負面作用。個人的實踐活動如此、群體的實踐、階級的實踐更是如此。

19世紀初，資本主義制度逐步在歐洲大多數國家得到確立。資產階級在確立這種制度的初期，許諾建立一種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經濟政治制度，但現實是社會矛盾特別是作為被剝削階級的無產階級和作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因此導致越來越多的思想理論家探討社會發展的未來，由此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否定因素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因素萌發和發展起來。他們形成了這種或那種“改造”社會的“目的性”、“計劃性”及其手段。其這種思想發展的最高成就就是法國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但他們沒有唯物史觀理論的指導。導致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目的性、手段性的最顯著特徵即“空想性”。

馬克思恩格斯青少年時，也接受過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也把追求“人類的幸福”作為奮鬥目標。但他們在社會實踐過程中，開始發現了社會生活中的種種弊端，正如馬克思大學期間寫博士論文那樣。他也要向普羅米修斯那樣，給人類解放探尋真正的“聖火”，即形成的目標、目的和實現目標的手段。他發現，不能按照以往思想家指出的那種目標和道路，他要尋找這個目標和道路必須有“世界的哲學化和哲學的世界化”即科學的世界觀、歷史觀的指導，由此他們創立了唯物史觀，並以其指導具體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及其規律。與恩格斯一起撰寫完成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輝煌的著作《共產黨宣言》。第一，《共產黨宣言》的哲學理論依據是唯物史觀，強調人類社會是有規律的無止境的發展過程，不存在永恆不變的社會制度，私有制度有其產生的必然性，但最終必然滅亡為公有制的共產主義所取代，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是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第二，作為代表無產階級根本和長遠利益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目的”“目標”就是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頁）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私有觀念（兩個決裂），消滅階級。第三，有目的性也一定有手段，這個手段也是唯物史觀所講的階級鬥爭的實踐。正如《宣言》中所說：“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同上，第283頁）“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同上，第293頁）階級鬥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同上，第252頁）1852年，馬克思致魏德邁的信中更是直接指出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的途徑、手段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7頁）。中國共產黨人當今習慣用“初心”、“使命”表明一個政黨最初制定的目標、綱領和手段。那麼我們完全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共產黨宣言》一書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綱領、目的及手段，也是其“初心”、“使命”。簡要說包括三點內容：一是唯物史觀的指導，二是消滅私有制和階級，三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正是因為有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總綱領即“初心”“使命”才有170多年波瀾壯闊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馬克思主義是批判的、革命的，在其產生和發展進程中，都要同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潮進行堅決的鬥爭。《共產黨宣言》“初心”、“使命”也是如此。例如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同巴枯寧主義的鬥爭，同德國兩個工人政黨合併通過的充滿拉薩爾主義的《哥達綱領》的鬥爭，同英國工聯主義的鬥爭，同德國蘇黎世三人團（伯恩施坦是其中之一）的鬥爭。列寧同第二國際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鬥爭。毛主席同赫魯曉夫叛徒集團的鬥爭等等。其鬥爭的具體內容不完全相同，但核心都是圍繞《共產黨宣言》的“初心”、“使命”即上述三點內容進行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就是《共產黨宣言》的“初心”、“使命”的中國化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個重要表現就是陳望道同志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李大釗同志在宣傳、傳播《共產黨宣言》及其“初心”、“使命”思想無疑起了極其重要作用。如李大釗通過讀《宣言》及其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後講到：“應該細細的研考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怎樣應用於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就是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研究怎樣成了中國今日政治經濟的情狀，我們應該怎樣去作民族獨立的運動，把中國從列強壓迫之下救濟出來。”“他這三部理論（指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都有不可分的關係，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根本聯絡起來。”1920年上海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11月由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中，更直截了當地指明中國共產黨就是要消滅私有制。其中講到：

“共產主義者主張將生產工具——機器工廠，原料，土地，交通機關等－－收歸社會共有，社會共用。要是生產工具收歸共有共用了，私有財產和憑銀制度就自然跟着消滅。社會上個人剝奪個人的現狀也會絕對沒有，因為造成剝奪的根源的東西——剩餘價值——再也沒有地方可以取得了。”

“共產主義者主張廢除政權，如同現在所有的國家機關和政府，是當然不能存在的。因為政權，軍隊和法庭是保護少數人的利益，壓迫多數勞動群眾的；在生產工具為少數人私有的時候，這是很必要的。要是私有財產和憑銀制度都廢除了，政權，軍隊和法庭當然就用不着了。”
“共產主義者要使社會上只有一個階級（就是沒有階級）——就是勞動群眾的階級。私有財產是現社會中一切特殊勢力的根源，要是沒有人能夠聚集他的財產了，那就沒有特殊階級了。”

“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但是要使我們的理想社會有實現之可能，第一步就得剷除現在的資本制度。要剷除資本制度，只有用強力打倒資本家的國家。勞動群眾——無產階級——的勢力正在那裡發展和團聚起來，這個勢力是會使資本主義壽終正寢的。這種勢力是在那裡繼續增長，這正是資本家的國家內部階級衝突的結果。這個勢力表現出來的方式，就是階級爭鬥。”  

“階級爭鬥就是打倒資本主義的工具。”“共產黨的任務是要組織和集中這階級爭鬥的勢力，使那攻打資本主義的勢力日增雄厚。”

也正是在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思想的影響下，1921年7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一大通過的黨綱中明確指出：“我們黨的綱領如下：1 、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援助工人階級，直到社會階級區分消除的時候；2 、直至階級鬥爭結束為止，即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為止，承認無產階級專政；3 、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4 、聯合第三國際。”這四條具體內容難道不是《中國共產黨宣言》中的思想的直接延續嗎？難道不是《共產黨宣言》中的“初心”“使命”思想的中國語言的表述嗎？
 
三、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就是把《共產黨宣言》的“初心”、“使命”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

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貢獻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實際上也是把《共產黨宣言》的“初心”、“使命”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是被打倒和推翻的對象。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他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明確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他的三灣改編和古田會議，則具體落實了在落後國家如何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軍隊、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長徵到延安後，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以及《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具體研究了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的具體國情，進一步闡述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和前途，特別指出了中國的具體國情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兩個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及其相互關係。

毛澤東談到他在北大讀《共產黨宣言》一書的體會時說，他第一次讀《宣言》，就抓住了《宣言》也是唯物史觀的核心思想，即階級鬥爭理論。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關於農村調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頁）這個“階級鬥爭”就是被剝削壓迫階級反抗剝削壓迫階級的鬥爭、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鬥爭結果一定是人民戰勝統治階級、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最終戰勝資本主義，最終實現沒有私有制、沒有剝削壓迫的共產主義社會。但毛澤東並沒有停留在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階級鬥爭理論。他接着說，《宣言》講了階級鬥爭，但都是歐洲的階級鬥爭，沒有中國的階級鬥爭，“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同上）他要研究中國現實的階級鬥爭事實。所以他又說，我“老老實實地開始研究現實的階級鬥爭，我做了四個月的農民運動，得知了各階級的一些情況，可是這種了解是異常膚淺的，一點也不深刻。”（同上）毛澤東在民主革命實踐中，“打土豪、分田地”不僅僅是革命的具體內容，也是最大限度激發農民革命積極性的極其重要手段。在抗日戰爭期間，又適時修改為“減租減息”政策。解放戰爭中根據地深入開展的土改運動意義也極其巨大。是在中國具體國情下“消滅私有制”的極其重要步驟。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針對革命隊伍內部出現的“李自成”現象，一方面深入揭示這種現象的思想根源，另一方面向全黨指出，民主革命勝利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今後的路更長、等艱巨、更偉大、並發出“兩個務必”、繼續革命的極其重要號召。這一思想的提出時間是兩個革命的交匯點，也是兩個革命理論的連接紐帶。既是民主革命理論、實踐的總結，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理論與實踐的新的起點，是他晚年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起點和萌芽。

新中國建立後，美帝國主義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毛澤東毅然決然抗美援朝，並取得了偉大勝利。抗美援朝精神的最偉大之處，就是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敢於和善於同世界上最兇惡的帝國主義做堅決的鬥爭，實際上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宣言》中的階級鬥爭精神的具體體現。同時，毛澤東又領導全黨深如開展一化三改造、農業合作化、反右鬥爭、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都是毛澤東堅持《共產黨宣言》的“初心”、“使命”，也是貫徹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初心”、“使命”的具體化。

這種具體堅持和落實黨的一大“初心”和“使命”的最重要表現就是他60年代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特別是階級鬥爭理論，深入研究原蘇聯變修和中國社會存在的嚴重的資本主義傾向，1962年向全黨發出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後又系統提出和闡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具體內容（九評中提出15條，後簡化為6條內容），同時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發動了他人生第二件大事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去世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及中國的社會現實，充分證明了毛澤東這一理論的前瞻性和真理性。縱觀毛澤東這一理論思想的形成過程，完全是《共產黨宣言》及中國共產黨一大確定的“初心”、“使命”實踐中科學運用、總結、邏輯演繹和推理的過程。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那些仍然頑固堅持毛澤東階級鬥爭理論是“嚴重錯誤”的某些人其世界觀、歷史觀絕對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是典型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離開《共產黨宣言》和一大黨綱講“初心”、“使命”是不正確的。

黨中央2016年提出要求全黨同志“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思想，筆者當時非常興奮，並很快撰寫了一篇論文《不忘初心，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發表在當年多家紅色網站及延安精神研究會會刊《中華魂》第12期上。文中就引用一大黨綱的具體內容闡發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初心、使命就是消滅私有制和階級鬥爭。從本文引證李大釗同志對《共產黨宣言》的理解、1920年11月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中再次證明了這一論斷。但自2017年以來，黨內和社會上流傳一種論斷，把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界定為“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肯定是不正確的。

它不符合《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和1920年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以及一大通過的黨綱的具體內容。它不符合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

唯物史觀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有規律的發展過程，私有制的產生是人類歷史的進步。但伴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私有製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已經從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轉變為歷史發展的阻力。19世紀之後，人類出現的各種尖銳激烈的社會矛盾和貧富差距的拉大及一切社會問題，其深層次的經濟根源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決定了歷史的發展趨勢和前進方向就是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就是《宣言》中的“兩個必然”思想。《宣言》中提出用階級鬥爭的實踐“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就是基於對社會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只有根除和消滅私有制及其派生的社會政治制度和私有觀念為核心的剝削階級意識形態，建立沒有剝削壓迫的共產主義才有全世界無產者和勞動人民的“幸福”，才有共同富裕，人民才能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和自身的全面發展，才能促進各民族人民的真正發展。離開“消滅私有制”和消滅階級，根本談不上無產者和勞動人民的真正“幸福”。

共產黨的最本質的特徵就是它的階級性，它本身就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工具。中國共產黨自成立那天起，就始終堅持階級鬥爭的實踐。民主革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在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後，仍然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它並沒有隨着新中國的成立而停止階級鬥爭，也沒有因為毛澤東的去世，階級鬥爭就熄滅了。相反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種歷史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殺的客觀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鐵的事實。把中國共產黨人100年流血犧牲奮鬥的歷史簡單歸結為追求“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是違背歷史事實的，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典型表現。它的理論實質是人道主義的歷史觀。

    共產黨人把自己的最終追求目標、理想歸結為“消滅私有制”，其中包含了人民的幸福和各個國家、民族的發展。但不能歸結為“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因為“自由”、“平等”、“幸福”“復興”等概念既可以做唯物史觀的解讀，也可以做人道主義、唯心史觀的解讀。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就是打着“自由、平等、博愛、幸福”等口號進行的。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基礎就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中國化的三民主義，他的奮鬥目標也是“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唯物史觀並不反對這些口號，但必須在唯物史觀基礎上解讀，也就是在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解讀。恩格斯批判杜林的平等時就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實際內容都是消滅階級的要求。任何超出這個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於荒謬。”（《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頁）我們完全可以借恩格斯這句話說，無產階級幸福的要求的實際內容也是消滅階級的要求、任何超出這個範圍的幸福要求，都必然流於荒謬。“消滅私有制和階級鬥爭實踐”只能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口號、目標、手段。“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是任何階級、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口號，但離開階級鬥爭就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口號，因為其歷史觀是人道主義、唯心史觀。40年的“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是錯誤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根本和最終標準。毛澤東去世後的40年的實踐證明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其一，把這40多年的歷史命名為“改革開放”時代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社會主義改革”的真正含義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不斷完善、調整和鞏固的過程，“社會主義開放”是在自力更生基礎上的對外開放。但現實是這40多年的“改革”實際是改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為私有化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是程度不同的拋棄自力更生的過程。這種歪曲科學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的“實踐”本身就是錯誤的。其重要理論根源就是偏離《共產黨宣言》和中共一大綱領界定的“初心”、“使命”的結果。其二，所謂“改革開放”的40多年實踐結果固然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唯物史觀的社會發展觀絕不能單純歸結為經濟的發展，而是包括思想意識和經濟政治制度的發展。任何人都不能不正視的客觀事實是近幾十年來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基礎已經遭到嚴重破壞，私有觀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中華大地蔓延開來，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尤其對黨員幹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危害極其嚴重。愈演愈烈的官員腐敗就是私有化改革和私有觀念泛濫的典型表現。另外拋棄自力更生的所謂“開放”給中國的經濟建設帶來的危害性更為嚴重。即使經濟方面的巨大成就，也絕不能歸結為“改革開放”的結果，根本原因是毛澤東時代遺留的社會主義制度、精神、作風作用的產物。任何一個稍微有點馬克思主義立場和常識的人都能夠正視這幾十年中國的客觀現狀。

總之，真正搞清楚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究竟什麼？理論和實踐意義極其巨大。是真假共產黨的一個分水嶺，是共產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40年中國人早已忘記了共產黨的初心和宗旨，這也是中國政腐走向絕路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