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後，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到：“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後來，毛主席也強調：“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

　　那麼，毛主席為什麼如此重視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後的反覆辟的問題？毛主席開闢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後預防社會主義注意社會變質道路的現實原因是什麼？

　　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幹部階層和勞動群眾之間的矛盾，幹部階層上下級之間的矛盾。

　　社會主義國家，幹部階層是社會政治經濟的管理階層，掌握社會政治和經濟等等事務的管理權。如果過度的強化幹部階層內部下級服從上級，機構就會日益官僚化，幹部階層就極其可能在內部形成一套森嚴的等級制度，使下級逐漸成為上級的奴僕；如果幹部階層受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的舊上層建築影響，逐漸在封建主義因素腐蝕下腐化墮落或在資本主義因素腐蝕下走了復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以及上層建築的錯誤路線，就會逐漸由人民公僕轉變為官僚特權階層甚至逐漸變成新的資產階級。

　　官僚特權階層的發展，官僚機構固化，幹部就會蛻變為日益脫離群眾、凌駕於社會勞動群眾之上的新剝削階級。即使部分的幹部階層沒有腐化墮落，如果選擇了錯誤的修正主義路線而不受制約，逐漸復辟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也會逐漸蛻變為凌駕於勞動群眾之上的特權階層並逐漸發展為新的剝削階級。

　　綜上可見，如果幹部階層掌握了絕對的集中的領導權，而且不受制約，如果過度的擴大幹部的領導權力，形成單純自上而下的官僚制度，再加上幹部受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性質的舊的上層建築影響，會有相當一部分的腐化墮落或選擇了復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錯誤路線——那不僅會使幹部階層變質，而且會帶來社會主義社會的變質。這是一個必須要解決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前所未有的新課題。

　　所以，毛主席強調：“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路線決定一切”。

　　今天，我們重讀毛主席的名言，依然可以感受到毛主席認識的深遠。

　　“我們國家也有危險，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甚至比較嚴重，官僚主義思想也比較嚴重。打擊迫害、假公濟私的事有沒有？這樣的事情，你們知道得比我多。但報喜不報憂，這也是官僚和封建東西。做官有特權、有政治需要、有人情關係。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忽‘左’忽右、形左實右，這些很容易造成幹部的腐化、蛻化和變質，蘇聯就是教訓。我很擔心高級幹部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麼辦？有沒有制度管住他們？當然，像“二十三條”講的，這裡絕大多數幹部包括黨的高級幹部還是個認識問題、教育提高的問題。怎樣教育提高？”——毛澤東

　　“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中存在着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係和父子關係，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經過去年和今年的整風，我們已經給這種資產階級法權很大的打擊。”——毛澤東

　　“一些黨員幹部陷入了爭名譽、爭地位、比薪水、比吃穿、比享受的錯誤思想，這一點和國民黨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辦公桌、椅子也分等級，工人、農民不喜歡我們。長此以往，一定是脫離群眾，兵不愛官，民不愛干。一部分擁有權力的人群獲取大大多於普通群眾的利益，自覺高人一等，這樣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幹部將不可避免地從擁有特權發展到剝削工人、農民，最終將形成一個官僚特權階層。”——毛澤東

　　和毛主席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理論和實踐相比，赫魯曉夫執政以來的蘇聯歷代領導集體，就顯得極其缺乏戰略眼光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更缺乏為無產階級利益而服務的責任意識。

　　蘇聯即使先建立了名義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後來荒唐的淡化了自身社會各階級階層之間的差別，忽視幹部和群眾之間的內部矛盾、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內部矛盾、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內部矛盾，任由差別擴大、矛盾激化，也不可避免的產生了社會內部各階層的收入差距嚴重擴大，形成新的貧富分化，使無產階級幹部階層蛻變為官僚特權階層，並逐漸蛻變為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由於蘇聯幹部階層的權力巨大而不受群眾制約，蘇聯領導集體在舊的資本主義腐朽上層建築影響下，更是逐漸走向了根本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道路。

　　毛主席對這一問題有着深刻的認識，在中蘇論戰時，毛主席指出蘇聯的根本問題：

　　“經過這一系列的變動，蘇聯特權階層控制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

　　“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

　　“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着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准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簡單勞動者和複雜勞動者、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矛盾。

　　在人類社會還沒有達到消除分工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各種社會勞動實踐活動中的腦力勞動、複雜勞動由專門的腦力勞動者、複雜勞動者負責。

　　中國長期處於封建社會，並在一個多世紀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腐朽上層建築殘餘也比較多。而腦力勞動者在中國近代以來大多數使資產階級出身。如果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勞動實踐中，腦力勞動者、複雜勞動者在脫離群眾、蔑視簡單體力勞動者的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上層建築的影響下，過度的誇大自身專業的作用，過度擴大和簡單體力勞動者之間收入的差距，會使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加劇，逐漸產生新的貧富分化，使社會主義社會逐漸變質。

　　列寧同志說：“國家完全消亡的經濟基礎就是共產主義的高度發展，那時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會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這個根源、光靠把生產資料轉為公有財產，光靠剝奪資本家，是決不能立刻消除的。”

　　在舊的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影響下，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勞動實踐中，過度重視利潤、效率、“物質刺激”，忽視公平、忽視階級立場、忽視為無產階級利益而服務的根本方向，高技術工人、腦力勞動者與普通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會因為對物質刺激的過度重視越來越大。

　　所以，毛主席極其重視處理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矛盾的問題，極其重視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問題。一方面，毛主席堅持“抓革命，促生產”，以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決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問題；另一方面，毛主席堅決反對抽象的“唯生產力論”，堅持積極的改造資產階級腦力勞動者階層的世界觀，鼓勵、組織資產階級腦力勞動者轉變為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建設者。

　　毛主席對於資產階級法權的警惕、對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改造的重視，可以見之於他在革命和建設生涯的好多名言。

　　“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毛澤東

　　“廣大的知識分子雖然已經有了進步，但是不應當因此自滿。為了充分適應新社會的需要，為了同工人農民團結一致，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現在多數知識分子還不能說已經完成了這個轉變。我們希望我國的知識分子繼續前進，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地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後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毛澤東

　　“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毛澤東

　　“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少人多。”——毛澤東

　　“三個差別（其中包括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引者注。），資產階級法權……這個問題請大家想一想。這不是說我們要慢騰騰的，多快好省是客觀的東西，能速則速，不能勉強。”——毛澤東

　　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城市和鄉村，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

　　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過程中，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商品交換，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需要，本身就存在城鄉商品交換的“剪刀差”。

　　如果過度通過“剪刀差”，用鄉村農業資金供給城市工業，城鄉差距也會進一步擴大。擴大城鄉差距，就會激化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不利於鞏固工農聯盟。

　　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特別是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時候，毛主席多次提到處理城鄉不同所有制之間矛盾、處理工人和農民之間矛盾的相關問題。

　　“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矛盾，實際上是工農的矛盾。蘇聯兩種所有制長期同時並存，但是他們一直不承認這個矛盾。”——毛澤東

　　“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長期並存下去，總有一天不能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生活對農業生產越來越增長的需要，不能充分滿足工業對農業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而要滿足這種需要，就不能不解決兩種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國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礎上來統一計劃全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和分配。”——毛澤東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後，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腐朽上層建築殘餘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反作用

　　武裝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及和平改造的方式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後，舊社會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上層建築的殘餘仍然存在，例如封建社會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特權思想，以及資本主義性質的“人性自私論”、私有制優越性論、“物質刺激”論……都說可以腐蝕社會主義社會的腐朽意識形態上層建築。

　　早在《矛盾論》，毛主席就提出：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着不變更生產關係，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係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

　　建國以後，毛主席極其重視預防腐朽的封建上層建築、資本主義上層建築對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腐蝕，多次強調把握根本方向、注意階級鬥爭、堅持經濟建設的“政治掛帥”。

　　毛主席曾經說：“官氣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義。整風以來，就是整官氣，政治掛帥。爭等級、爭待遇就不多了。我看要打掉這個東西”，“沒有政治掛帥。沒有群眾運動，沒有全黨全民辦工、農、文，沒有幾個並舉，沒有整風和逐步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鬥爭，斯大林的這三個條件（增加社會產品、全面建立全民所有制、提高德智體教育——引者注。），是不容易達到”。

　　1965年，認識逐漸深化的毛主席強調的更加嚴厲：“政治與業務這一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於把靈魂抽去了。沒有靈魂就會迷失方向，就會到處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統帥業務，不能平起平坐。如果把它們並列起來，就是折衷主義。”

　　國際原因——帝國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威脅。

　　1956年，約翰·杜勒斯宣稱——美國的政策是推動社會主義國家和平蛻變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國家。毛主席高度警惕美帝國主義的這一陰謀。1959年11月12日，毛主席第一次明確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毛主席指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此後，毛主席多次講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變”，他反覆強調，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社會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

　　1964年，毛主席在“九評”的補充部分極其嚴肅的強調：“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毛主席針對青年學生問題的一次談話，也體現了他的對“和平演變”問題的擔憂。他說：“這些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託‘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

　　可見毛主席能提出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思想，是有深刻的國內外社會現實原因的。

　　毛主席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保證無產階級領導下最廣大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理論和實踐。

　　毛主席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思想，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沒有建立的革命戰爭年代，就有過相關領域的相當多、相當深刻的成果，其中主要表現在預防以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為目標的革命領導集體變質的理論和實踐、處理為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而鬥爭的過程中革命陣營內部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矛盾的理論和實踐。

　　毛主席解決幹部和群眾、幹部內部上下級之間矛盾的理論和實踐。

　　我黨是列寧式的政黨——是統一思想指導、組織目標明確、組織紀律嚴明、組織任務規劃清晰的職業革命家組織。這確實適應了革命戰爭的需要。但是，紀律的嚴格、下級對上級的服從的政治經濟軍事管理體制本身，就有官僚主義誕生的土壤。於是，毛主席極其重視幹部參加勞動實踐、密切聯繫群眾，以及群眾對幹部的監督。

　　三灣改編，毛主席就建立了士兵監督指揮員的“士兵委員會“制度；古田會議，毛主席創造性的提出“發動地方黨對紅軍黨的批評和群眾政權機關對紅軍的批評，以影響紅軍的黨和紅軍的官兵”；中央蘇區時期，毛主席領導了群眾揭發幹部的檢舉運動；延安整風，毛主席的《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深刻提出了調動下級檢查上級、調動群眾檢查幹部的重要性；即將進京，毛主席高呼“我們不做李自成”，並在七屆二中全會深刻提出了預防幹部驕傲和腐化的“兩個務必”；“三反”、“五反”鬥爭，毛主席積極發動群眾，和黨一起同心協力打擊貪官、打擊奸商……毛主席預防領導集體變質、反對腐化的堅決態度，是他從革命戰爭年代就一以貫之的。

　　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毛主席更加重視預防社會主義領導集體的變質。重上井岡山時，毛主席說：“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蘇聯修正主義正是有了一個特權階層，把列寧的黨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國家也變了顏色。我們不能像他們。即將取消軍銜制就是一個努力。在怎樣防止特權階層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繼承井岡山的好制度、好作風”。

　　應該怎樣盡最大可能縮小社會各階層之間差距，保證逐漸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抵制貧富分化呢？毛主席認為，應該從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民主化方面入手。生產關係重要定義之一，是人與人之間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

　　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幹部高度群眾化、群眾高度組織化政治化，就是預防貧富分化的重要條件。所以，毛主席說：“必須堅持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我們黨和國家的幹部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幹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繫。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於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要領導者採取平等態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採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

　　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就要為了維護無產階級利益，對腐朽的舊勢力的殘餘進行專政——而政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的重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為領導的廣大勞動群眾對幹部的民主監督。如毛主席所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工人階級領導的，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工人階級和在它領導下的人民，對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分子實行專政。在人民內部是實行民主集中制。我們的這種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

　　毛主席真的發動起了群眾，積極鼓勵和支持群眾監督幹部、參與管理。即便是蘇聯組織模式，也逐漸蛻變為了單純上級命令下級的官僚主義模式；西方的“民主”，也不過是資產階級內部的金錢遊戲。可以說，毛主席締造的中國式社會主義民主，使人類歷史上真正的民主。

　　毛主席打擊舊的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腐朽上層建築和極力解決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之間矛盾的實踐。

　　革命戰爭年代，毛主席就極其重視處理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問題，以及打擊封建主義化資產階級腐朽上層建築的鬥爭，反對腦力勞動者的核自以為是、致力於改造腐朽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上層建築。

　　在和封建社會腐朽上層建築的鬥爭方面，毛主席是極其積極的。毛主席堅信——“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嚴厲反對封建官僚主義。

　　毛主席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就強調——“不反對官僚主義的工作方法而採取實際的具體的工作方法，不拋棄命令主義的工作方法而採取耐心說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麼任務也是不能實現的”；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主席說：“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毛主席提出“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

　　在和資產階級腐朽上層建築鬥爭的過程中，毛主席也是堅決的。

　　在《青年運動的方向》，毛主席教育資產階級為主要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階層說:“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拿什麼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這體現了他的嚴厲反對資產階級錯誤價值觀；在以改造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思想為重要目標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談話中，毛主席提出：“我們應該尊重專門家，專門家對於我們的事業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我們應該告訴他們說，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繫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在《關於正確處理人們內部矛盾問題》，毛主席也深刻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鬥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如果對於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鬥爭。”

　　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以來，毛主席多次號召幹部和知識分子、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業資產階級參加生產勞動、密切聯繫群眾。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會見“五大學生領袖”，嚴厲批評了他們作為青年知識分子，脫離群眾、脫離生產的問題和他們過激行為帶來的危害。青年知識分子的脫離群眾，使他更深刻認識到處理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之間矛盾的重要性。

　　毛主席說：“現在學生的缺點在什麼地方呢？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1968年12月，毛主席提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1968—1976，有16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規模運動展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和中國數千年知識分子階層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作風的一次決戰，是毛主席處理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之間矛盾的一次偉大探索。

　　在改造腦力勞動者世界觀同時，毛主席從來都是堅持發展生產力、發展足夠的物質條件和技術水平，堅持以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這一根本途徑解決社會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工的問題，而且極其重視技術的進步推動生產力的更迅速發展。毛主席堅持“抓革命，促生產”，反對荒唐的抽象的“唯生產力論”。正如毛主席所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築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築幹什麼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築、搞生產關係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係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

　　毛主席處理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之間矛盾的實踐。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之後，如何解決城鄉差距呢？毛主席創造性的提出了鄉村自主工業化的思想——通過鄉村的集體經濟組織，統一集中鄉村的人力物力財力，擴大鄉村的工業化再生產，發展鄉村自主工業，發展鄉村生產力，解決城鄉差距問題，從而逐漸解決城鄉差距。

　　毛主席說：“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着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裡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

　　預防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的偉大實踐，貫穿於解決上述各種矛盾的實踐之中。

　　預防帝國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就要預防共產主義政黨的領導集體腐化變質。毛主席強調：“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預防帝國主義和平演變，就要預防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心得貧富分化的產生——因為這樣回給帝國主義激化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矛盾提供機會。所以，毛主席說：“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當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 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

　　預防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也是毛主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戰略”的重要目標之一。毛主席說：“這些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託‘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

　　可見，毛主席將解決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之間矛盾、改造知識分子世界觀的戰略和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被“和平演變”的戰略緊密聯繫在了一起。

　　毛澤東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理論與實踐的偉大意義

　　毛主席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實踐，有利於預防行政體系固化，打擊特權利益集團和舊的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上層建築殘餘，預防特權階層固化導致內部的剝削階級復辟和貧富分化。

　　毛主席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實踐探索，實現了最廣大勞動者社會地位進入階級社會以來數千年未有的提高，讓最廣大人民群眾空前的獲得了民主——這是五千年來對剝削階級和特權思想的最徹底的決戰。

　　毛主席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理論和實踐，極大教育了人民群眾，開闢了打破歷史周期律的道路。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實踐中，勞動者地位崇高，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的地位更加凸顯，勞動群眾受到空前普遍的尊重。

　　毛主席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實踐，有利於社會治安淨化，城鄉人民安居樂業。毛主席時代，社會犯罪率極低，公平、正義、乾淨。沒有婦女兒童被拐賣，人民教育、住房、醫療、就業、安全防衛都沒有壓力。

　　毛主席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理論的偉大意義在於開創了具體、全面的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特別是極其深刻的提出了舊的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腐朽上層建築對社會主義社會負面的反作用，以及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國家國家也存在着不同社會階級、階層人口之間的內在矛盾。毛主席認為，必須儘可能在人與人之間的生產協作關係和社會關係以及利潤分配上民主，尤其是政治和經濟管理上的群眾民主、強化無產階級專政、打擊上層建築領域和生產關係領域一切不利於社會主義的因素，來預防剝削階級復辟——並隨着社會生產力發展，逐漸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

　　依靠人民群眾的監督，是毛主席預防革命領導集體變質理論的重要精髓。他的這一偉大創新突破了蘇聯官僚化模式，嘗試用民主監督的辦法梗深刻的解決現存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

　　毛主席開闢了無產階級專政下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道路，首次提出了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這一國際共產主義新課題，為國際共運理論在預防革命領導集體變質方面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育、鍛煉、喚醒了大量國際無產階級和各民族被壓迫人民。

　　通過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使大量知識青年和工農群眾密切結合，高度革命化、群眾化。

　　毛主席是光輝的、偉大的、清白的，但遺憾的是，在毛主席去世之後，大量的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陰謀家，以及太多愚蠢無知容易被矇騙的人，為了發泄個人情緒、實現個人利益，瘋狂的污衊、抹黑、攻擊毛主席，在西方帝國主義的利用和陰險引導下，妖魔化偉大的毛澤東時代，掀起了污衊革命領袖的狂潮。

　　公者千古，私者一時。歷史會證明也一直在證明——毛主席是目光長遠、清白、正確、偉大的世界無產階級和一切反壓迫人們的偉大導師！毛澤東是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