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鍋爐房工人

從豬倌到焼爐工

      我得到“寬大處理”後，便把我發配到農場的豬圈，種種與豬的遭遇，與豬相處的趣聞，我和豬們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但豬圈幹了半年的活後，又被點名調配到鍋爐房。

      一九六九年七月份，我來到鍋爐房工作，我當時也不知什麼原由負責鍋爐房的於信臣會點名要我去。自從在他手下工作後，第一感覺是干的活很重但休息次數多了，休息時間也長了，而且每天早上到點上班，下午到點下班，比起成天沒日沒夜在豬圈幹活要強多了。

      實際上，我們在夏天干的是水暖維修工，九月中旬取暖開始就成了燒鍋爐工。鍋爐房與大禮堂（也用作疊傘室，供回收的降落傘再摺疊操作的地方），巨大的汽車庫以及辦公樓之間由地下管道連接，大禮堂，汽車庫以及各辦公室都連着許多暖氣包，在冷暖溫差大的冬天很易被凍裂，冬天邊燒鍋爐邊修復，但更多漏氣管道和暖氣包的維修則在短暫的夏天進行。

      地下管道在陰冷潮濕的地溝里逐寸逐尺地查看維修，地溝加起來的長度也有五六百米，在僅半人高的地溝裡面的作業更是相當艱難。修理暖氣包也是重體力活，暖氣包由鑄鐵造的暖氣片組成，少則有七或九片組成，多則有13或15片，每塊暖氣片也有十二、三斤，要從各辦公室、禮堂、車庫抬到鍋爐房，抬上維修平台，一片一片折開，換上新的油浸填片，再一片一片對上，每對一片就用特殊板手擰緊，組裝好抬下平台，再做打水壓試驗，直到完成通過，時常因打壓試驗漏水，推倒重來，一天也祗能完成二三個暖氣包。

      鍋爐房內有一個主燒的立式鍋爐，和一個備用的臥式鍋爐，那年我幹活時正趕上臥式鍋爐大修，把毎塊重達四百多斤的鍋爐片，一片一片地缷了抬下，清洗內部的水垢等污物，再抬上去組裝，那時沒有起吊設備，全靠人抬肩扛，作業空間窄小，兩人對抬着四百多斤的鑄鐵片，踩着跳板一小步一小步向上挪步，兩人中有一人稍有閃失就會連鑄鐵帶人一起滾下來，後果不堪設想。抬大鑄鐵用俗稱“磨菇頭”的枱槓，中間特粗逐漸向兩頭変細象拉長的橄欖核一樣，用這種抬槓抬時兩人誰也佔不了便宜，抬時離抬槓中心遠，雖然根據槓桿原理抬槓者會輕點，但槓子細，在肩上壓強就大；如果抬時離抬槓中心近，根據槓桿原理抬槓者會沉重些，但槓子粗，在肩上壓強就小。用“磨菇頭”抬大木頭，在林區伐木工人中也是用得最多的。

      秋季很短暫，就在這繁重的勞動中過去了，嫩江北大荒的冬天來得特別的早，往往九月中旬就到了取暖季，直到第二年的五月上旬。燒鍋爐不但是強度很大的體力活，每隔十幾分鐘加一次煤，還要把爐渣及時清出鍋膛，用小推車運出鍋爐房外，倒在較遠的煤渣㘯。而這燒鍋爐往爐膛送煤，卻是十足的技術活，一鍬煤加進去要使爐膛四周把煤灑得均勻，灑的煤層厚度要一致，如果做不到火力就不夠旺，則鍋爐的熱氣圧幾分鐘內就往下掉，直接影響到各房間的供氣，特別會使供氣末端的暖氣包凍裂，凍裂的暖氣包就會大量漏水，如車庫暖氣包凍裂則會造成汽車的水箱凍裂…,造成一系列事故連鎖反應。燒鍋爐分三班，就我們三人分班，分到夜班就會更累更困，還得不斷的燒，以保證整個供暖系統，以至整個局裡日常工作的正常運行。到鍋爐房後老於儘量照顧我，像燒㶽爐三班倒，輪到我值夜班時，他每到晚十點過後就逼我回去睡覺，本是我的班他完全給頂了。

工人的本色

      於信臣曾經是一個正規農場的場長，也領導過幾百號職工，後來據他說為了省心扔了官帽才當起了工人。他平時罵罵咧咧，說話很刻薄，隱約聽出多數咒罵的是“文化大革命”、對着林彪而發的，但沒人舉報過他。本來我一個研究所的科研人員，跟他鍋爐房裡的一個工人是不會有密切關係的，後來才知道我被當作現行反革命分子揪出後，他就一直在關注着我，進而同情我的的遭遇，把我從豬圈弄到㶽爐房，也是想減輕體力勞動。在一次談話中，他語重心長對我說，你還是太年輕太天真，我勸你以後少攙和社會上的事，你斗得過他們？

      於信臣家有七個孩子，大女兒巳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培訓成“赤腳醫生”，被安排在局裡醫務室工作，我和韻倩還受過她的診治，她對業務十分鑽硏，可以肯定將來也會成為很好的醫生。七個孩子中就生一個是男孩，大概是為了傳宗接代不斷生，直到出了男丁為止。那時有部阿尓巴尼亞電影叫《第八個是銅像》，我開玩笑說老於家不能再生了，再生第八個肯定是銅像了。他家就靠老於一人的工資顯然是不夠的，家裡除種九壠自留地外（局裡分每人一壠，春天裡用拖拉機給翻好地發給各家），還養了幾頭豬十來只雞。老婆成天操勞家務，家裡的孩子雖然穿着很破舊，卻個個很整潔，待人接物很有禮貌，一年後我在局子弟學校當老師，教過其中的二個女孩，成績還是不錯的。老於作為僅受過幾年教育的一名普通的工人，又在“文化大革命”的“讀書無用”論的大環境中，把自己子女培養成這樣，巳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了。

      老於家的愛人對我在生活上也是關心備至，我時常去他家蹭飯，雖說也是粗茶淡飯。他們殺個豬，除去賣掉大部分，留下小部分總是請我去吃肉，少量的豬肉對他們有許多孩子的家庭，也是很稀有的珍貴食品。“文化大革命”中象我這樣被打入“另冊”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愛人又在數千公里外的遠方，團圓無期，心靈上的孤寂是旁人無法理解的，老於的家給了我家庭的溫暖，給了我最珍貴的人間真情。

      一九八零年森林保護研究所搬離嫩江北大荒到哈爾濱之後，僅在哈爾濱接待過他一次，從此再也沒見過，也沒有互通信息。記得臨離開嫩江時，他堅持要把我借給他的七十元如數還了我，我雖說是借給了他錢，卻從來沒想到他歸還，比起他對我的關懷對我的情義，這點錢是多麼的微不足道！在物慾橫流的今天，一個平凡的工人的本色像金子般的閃亮。老於當年大約比我年長至少十五歲，如果到今天也有九十多歲了，就算他的七個子女，也是五六十歲的人了，於信臣是我一生中為數不多的貴人，幾十年來每當我回憶“文化大革命”，回憶起嫩江北大荒，老於和他的一家成了我永久的思念。

      在我進入鍋爐房工作二個月後，突然接到上海家中的電報，母親積憂成疾得中風，病倒住院了，正好韻倩從湖南到上海再準備來嫩江探親的，此時就要我回上海探望病中母親。向領導請假斷然不准，因為我的“反革命分子”帽子還拿在“革命群眾”手裡呢，革命的“人道主義”，還能給你“現行反革命分子”？於是祇能由韻倩來北大荒，一次孟姜女式的愛的苦旅就此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