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凱教授

前言：行雲流水，轉眼之間，澳華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教授竟然已經去世二十年了。他是2004年7月7日在墨爾本家中去世，只有五十五歲。本文寫於當年7月楊教授去世一個星期後，現在特發稍作修改的此文，以表紀念。

這位大師級的華裔經濟學家的短暫的一生，就是世間一個罕見的傳奇。

他的生命－學術軌跡註定他非常關心中國的政治社會問題。早年，不到二十歲的他，寫出近一萬八千字的〈中國向何處去？〉一文，震驚了文革時期的中國權力中心。成為經濟學家之後，他也是倡導中國憲政最早和最力者之一。中國向何處去？答案自然需要千千萬萬仁人志士不懈的探索和親身的實踐。但就楊小凱個人來說，可以預料，這位經濟學大師，這位中國赤子，一旦進入歷史，便會形成他不朽的聖徒地位；他生前種種，他的苦難，他的追尋，他的成就，將會升華為豐富的思想資源和強大的實踐動力，將會有助於他的祖國健康發展。這是我們每一個人所熱切希望的。

而今天，處於當前中國嚴酷形勢下，面對習近平對內高壓對外擴張的精緻的高科技的新極權統治，面對他的倒行逆施，開歷史倒車，人們發現，楊小凱在那場具有經典意義的論爭中關於“後發劣勢”的理論證實無比正確，當年他的預見與憂慮，不幸言中了，完全成了眼下中國殘酷的現實。今天，他二十年前這個先知般的不單關繫到中國人還會影響全人類命運的警告，尤其應該在每一個人耳中長鳴：

“中國不進行憲制改革，經濟強大後會走向二戰前德國、日本的道路，打台灣，而與全世界文明社會對抗。”

2004年7月7日清晨7時49分，有一位華人在墨爾本家中平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澳大利亞華人社區，大概沒有很多人知道這位離世的華人曾經名叫楊曦光，他們大概不清楚曾經生活在身邊的這位華人是世界著名的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不明白這位華人短暫的一生就是世間一個罕見的傳奇——他不到二十歲時就以一篇文章震驚中國大陸的權力中心；他坐過十年冤獄卻在獄中自學成才；他沒有上過大學卻創立了國際性學派；在當今中國大陸的政治語境中，他大概也要歸為“持不同政見者”，但他的經濟學、政治學、甚至神學的觀點可能不容正在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精英所忽視……

這位華人可惜英年早逝，只活了五十五歲，留下一大堆未竟事業。“天妒英才”這一句被用濫了的悼詞，用在這位現名叫楊小凱的教授身上可能並不合適，因為他生前已經是一位基督徒，但我對他的過早謝世，真是感到萬分的痛惜和悲愴！

一. 〈中國向何處去？〉：一篇文章震驚中國權力中心

小凱原來是他的乳名，他的學名是楊曦光。1968年初，在那個荒唐混亂險惡的年月，這個名字曾經流傳一時，為中國大陸許多人——從最高層到最底層——所知道，雖然於不同的人揭示的是不同的意義。

當時，隨着“文革”洶湧而詭譎的鋪開，楊曦光，一個十幾歲的湖南長沙一中的學生，竟然過於早熟地嚴肅認真思考中國深層的政治與社會問題，包括“文革”的實質、對毛澤東思想的新理解、對中共組織本身的結構、對中國的前途與發展方向，等等。在他寫出的那批在當時左得出奇卻又大逆不道的論文中，最具震撼力的是那篇近一萬八千字的〈中國向何處去？〉。文章完稿於1968年元月6日。幾天之後，元月12日，文章以“省無聯一中紅造會鋼三一九兵團‘奪軍權’一兵”的名義油印刊出。

這篇文章刊出時加有一註：“這是一份徵求意見搞，現在公開發表是否適宜？是否能代表〈“極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樣進一步修改？請閱後把意見詳細寫在每頁右邊空白處，請於廿日前將本稿退還發行者。”然而，這份印了八十份、只發出去二十份的不定稿不脛而走，數天之內便以各種方式傳到全國各地。楊曦光立時在湖南以及其他省份成為如雷貫耳的風雲人物。

在當時神州大地濃重瀰漫的“巴黎公社熱”中，楊曦光也從“巴黎公社”經驗里找到了靈感。他在文章中指出：

引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會矛盾是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和尖銳化就決定了社會需要一個較徹底的變動，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實現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會——“中華人民公社”，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綱領和終極目的。

……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會中，這個階級將被推翻，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風暴出乎庸人預料的巨大的變動以鐵的事實證實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這個腐朽階級的鬥爭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無產階級權威的幹部，他們是公社的一員，沒有特權，在經濟上與一般群眾一樣的待遇，可以隨時根據群眾的要求撤換。

“巴黎公社熱”的始作俑者正是“偉大領袖”毛澤東。楊曦光當時也是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擁護者——〈中國向何處去？〉正是以“毛澤東主義萬歲！”的口號結尾的。他的這篇大作，主旨是捍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鼓吹徹底的革命，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即是周恩來總理及其手下的統治，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體。但是，楊曦光他們的極左思潮，卻不合時宜干擾了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而且，他的大文中所運用的“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騙群眾的行為最好的方法”並以此“分析在這些革命發生了的和正在發生的階級變動”（這也是按列寧的思路），而且斷然提出“推翻”什麼什麼的戰鬥口號，對中共當權者顯然是太過危險太過可怕了。這豈僅是一株“大毒草”？！這亦可能變成一場足以衝破神聖廟堂的滔天洪水！

鎮壓發生在1968年元月24日。當天晚上九點起，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大批中央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湖南廳內接見包括華國鋒在內的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與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組織代表，就宣布鎮壓湖南“省無聯”問題，作了一些很嚴肅、語氣很重的講話與指示。有着“黨內頭號理論家”桂冠的康生，在其講話中，幾次點到了楊曦光與〈中國向何處去？〉一文，說那是“反革命的‘戰馬悲嗚’”。康生還斷言說：“我有一個感覺，他（指楊曦光）的理論，絕不是中學生、甚至不是大學生寫的，他的背後有反革命黑手！”

於是，在毛澤東授意下，周恩來等人在全國展開了對〈中國向何處去？〉的大規模批判。

1968年2月，楊曦光作為要犯而被抓進監獄，關在長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母親被懷疑就是康生所謂的“黑手”“陳老師”（她剛好姓陳），受盡批鬥凌辱後懸梁自縊，身為高幹的父親則被關押，一個妹妹下放到山區，另一個妹妹去投靠親戚，哥哥也被開除公職趕到鄉下去了。此外，楊案還連累一大批不相干的人。

1969年10月，楊曦光經一年零八個月的拘留後轉為正式逮捕；十一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押往岳陽建新勞改農場“服刑”。

當年對楊小凱的逮捕令。

楊曦光當時年僅二十一歲。

二，從中學生紅衛兵思想家變成經濟學家：楊曦光在十年冤獄中自學成才

十年冤獄，自然是楊曦光一生中一段最黑暗、最苦難的歲月。但他沒有被暗無天日的牢獄生活摧毀，沒有放棄對中國命運的探索以及自覺的責任感。他選擇知識，選擇學習，以極大的毅力完成入獄時作出的人生規劃。十年裡，楊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讀書筆記，還寫了一個電影文學劇本。如人們所說，學習知識的途徑與方法，一般人大致差不多。但楊曦光以一個中學生水平的文化起點，又背負異常沉重的人生壓力，並是在一個荒唐險惡的時代與不具任何人權條件的勞改隊裡，卻一步步用自學方式讀完了哲學、英語、數學、機械與經濟學等大學課程，這絕對是寥若晨星，甚至絕無僅有！當然，楊曦光也萬幸地碰到一個難得的機遇——監獄裡充滿了各式各樣學富五車卻因政治問題入獄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成了楊曦光的老師和啟蒙者，特別是其中那位在1970年就被槍斃了的《湖南農民報》總編劉鳳祥。

楊曦光的質疑精神與生俱來，個人又經歷這種不平常的際遇，他自然不相信當時流行的、只能頂禮膜拜的政治經濟學。在沒有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訓練之下，他開始了與世隔絕中的自由思考。他在獄中甚至自己推導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層級理論、納什議價模型以及勞動分工理論。他後來不無自我打趣地說：

“我以為這些都是自己的偉大發現，但當我能看到更多書時，才發現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經濟學家發展成數學模型。不過，可慶幸的是，這些是自己想出來的東西，‘英雄所見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勞改中的楊小凱（前行右二）。

楊曦光讀罷《資本論》之後，心中便期望未來成為一個經濟學家。他當時有三個想法：一是把使用價值在價值論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問題糅合到價值理論中去；三是把價值理論數學化。

牢獄經歷使楊曦光發生巨大轉變。他日後說，“以前我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這個世界應該怎樣’。在監獄裡我問的卻是：‘這個世界會怎樣發展？’”楊曦光已完全沒有坐牢前的理想主義了。他轉而相信人判斷自己所追求的價值標準會隨歷史而變化，所以歷史會怎麼發展遠比理想的目標更重要。“最壞的事也許就發生在我們一生的時間內，因此關於好壞是非的主觀判斷沒有任何意義，如何適應環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這是他當時在獄中的真實感受。

……

1978年4月，楊曦光刑滿釋放。

此時，四人幫倒台已一年半，但還是沒有一個單位敢錄用這位著名“反動”文章的作者。他在家閒居了一年。

也是在這一年，他決定埋葬“楊曦光”，恢復使用乳名“楊小凱”。

1979年的楊小凱。

楊小凱後來找到工作，但只是在湖南新華印刷二廠當一名校對工。

1979年，楊小凱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實習研究員，但被拒絕參加考試。一九八零年，他再次報考，終於獲得參加數量經濟學考試的機會，後被錄取為實習研究員。

所里安排楊小凱住在一棟宿舍的小房子，除了一張床和一張小桌子之外連個轉身的地方都沒有。可他卻處之泰然。他總說，這裡比監獄條件好多了。楊小凱在社科院數量經濟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兩年，實際上在那個地方沒有人瞧得起他，也沒有人管他，他被迫獨來獨往。就是在這裡，孤獨的楊小凱開始展示了他過人的才華，他出版了《經濟控制論初步》，並發表了若干關於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經濟問題的文章。

1982年，在時任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的全力幫助下，楊小凱被武大聘為助教，一年之後，又被提升為講師。這個期間，楊小凱出版了《數理經濟學基礎》和《經濟控制理論》兩本著作。這時，他又碰到人生一個機遇。他估計的一些計量經濟模型未能在國內引起反響，卻獲得了當時來武大訪問的普林斯頓大學鄒至莊教授慧眼賞識。於是開始了他人生另一條新的歷程。

楊小凱生命後二十年的軌跡，記錄了他新的奮鬥新的成就：

1983年，考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生；

1987年，論文通過答辯，之後在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後；

1989年，任澳洲莫納什大學高級講師；擔任數家美國與澳洲一流經濟學期刊的匿名審稿人；

1992年，成為莫納什大學正教授；出版專著《專業化與經濟組織》一書；

1993年，被澳洲社會科學院選為院士；

1994年，出任美國路易維爾大學經濟系教授、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客座研究員；

1995年，出任台灣大學客座教授；

1996年，任台灣“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1997年，任美國《發展經濟學評論》編輯；在中國出版《當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一書；

1998年，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出版了令國際經濟學界關注的《經濟學原理》一書；

2000年，升任莫納什大學講座教授……

全家福：攝於1988年，在Monash大學，時楊小凱剛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

就這樣，這個當年中學生紅衛兵思想家、一個曾在黑暗囹圄中艱難地度過了十年光陰的青年人，現在以其成果已成為國際經濟學界中有開創意義的“第三代”的一位代表。

三，“超邊際經濟學”：沒有上過大學卻創立了國際性學派

按照國際經濟學界內行人的說法，楊小凱如果不是英年早逝，極有可能成為第一位為澳大利亞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他學術上的成就怎麼形容都不過份。他在整個經濟學的歷史上將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影響既深且遠，今日尚無法充份估計。

楊小凱著作《發展經濟學》封面。

當年《經濟學原理》出版時，便被國際經濟學界認為是自馬歇爾、薩謬爾森以來的第三代經濟學教科書的代表作。該書的匿名審稿人這樣評論：

這一研究激動人心，令人屏息以視。楊是世上少有的幾個可以思考這類問題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決這類問題的人之一。這一工作具有原創性和新穎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為主要理論經濟學家之一的國際名聲。

1986年諾貝爾獎得主、公共選擇理論的代表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最讚賞楊小凱了，特別是楊和他的同事黃有光教授這幾年所作的叫做“超邊際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的研究。兩年前布坎南到莫那什大學訪問，當着校長的面就說，這是當今全世界經濟學最重要的、最有意思的研究。他認為楊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學家之一。

的確，按照國際經濟學界不少人的意見，超邊際分析是楊小凱此生最主要的、可惜也是最後的貢獻。楊小凱自豪地把他的新框架稱之為“超邊際經濟學”（有別於超邊際分析）。如以黃有光的話來形容，這個新框架對他像是親生孩子，是與患難結髮妻子生的唯一孩子。

市場和分工互為因果的關係，以及分工的發展對生產效率和經濟增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亞當．斯密早已指出。可是分工理論難於數學化，因而難以結合到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或增長理論中去。因此，到了現代經濟學家手中，除了在國際貿易等有限的領域，一般不再強調分工及其對效率和增長的意義。在討論增長的源泉時，大家注重的是勞動、資本、技術進步，或人力資本等相對來說比較容易數學化的因素。而楊小凱，作為新興古典經濟學派的代表，把經濟學回溯到亞當．斯密的分工和交易理論並把其發揚光大。他運用新的超邊際分析和最新發展的數學方法，在新框架內，統一地推導和闡釋目前所謂的微觀、宏觀、貿易、發展、產權等各種分支經濟學。

內行人評論說，超邊際分析是理解楊小凱學術思想的鑰匙。它高於邊際分析又包含着邊際分析。它首先研究的是分工水平和制度方向的問題，然後再涉及到某一制度框架下的資源配置均衡。反映在數學上，邊際分析只考慮內點解（只涉及數量消長）的最優決策值，而超邊際分析還要比較角點解（涉及到不同制度方向）的最優決策值。也可以說，邊際分析描述的是經濟均衡，而超邊際分析描述的是經濟均衡的跳躍。

可見，超邊際分析的解釋能力和應用範圍遠遠優於邊際分析。但因為處理角點解的數學工具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才發展起來，所以傳統經濟學的局限遲遲沒有突破。也許是出於機遇、勤奮和天才，楊小凱首先找到了尋求最優角點解的方法，因而能夠在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下運用超邊際分析闡釋所有的分支經濟學。

在楊小凱看來，自由市場的最主要功能，不在於尋找資源的最優配置，而在於尋找最有效率的分工水平，以此決定市場網絡大小、人們購買力高低、生產力高低、商業化程度以及貿易依存度。而市場發揮這一功能的兩大條件是擇業自由和價格自由。

楊小凱還指出，隨着分工的發展，人們必須交換越來越多的商品，因而交易費用也會增加。所以，他認為，交易效率的提高非常重要，否則會限制分工的深化。進而，在此問題上，楊小凱涉及了產權理論、企業理論、信息的透明、內生交易費用的減少、道德風險的規避、城市化、技術進步、保險的發展，直至憲政的確立。這裡呈現一條清晰的邏輯——好的政治-經濟制度能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大大促進分工的發展和深化，帶來經濟的長期繁榮和社會的長期穩定。

楊小凱新興古典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關係圖（網絡）。

顯然，楊小凱的經濟學思想極其豐富，或者說跨越了一般經濟學範疇。當然，楊小凱有些思想還有待更嚴謹的證明；也並非所有經濟學家都同意他的所有觀點。例如，張五常對楊小凱的超邊際分析就尚未信服。但這位很少欽佩別人的教授也說楊小凱是他遇到過的最有預感天份、能夠知道什麼是重要思想的中國學子。正是聰明者易找，有預感而又知道何為重要者難求也。他深有感觸地說，只有上帝知道，如果楊小凱沒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他張五常那種求學的際遇，楊在經濟學的成就將會是怎樣？！拿個諾貝爾獎不會困難吧。

四，“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一場具有經典意義的論爭

人們都說，就全球華人經濟學家而言，對中國的政治變遷和經濟改革有切身體驗和真知灼見者，是少數；能對現代經濟學做出理論性突破或挑戰現有理論體系者，是極少數；而同時具備這兩個條件者，更是稀缺得如鳳毛麟角。楊小凱，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華裔經濟學家，卻有幸成為其中之一。

正如他們指出，楊小凱的經濟學思想有着強烈的處境意識——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是他的理論的真實背景。

在本世紀初這幾年，楊小凱和林毅夫關於“後發優勢”“後發劣勢”之爭在中國大陸興起，並大大開闊全國經濟學家的眼界和思路。這個論爭可謂具有經典意義。

林毅夫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傳奇人物——他從當年一個叛逃過來的台灣軍隊的連長變成為今天能夠影響北京經濟政策的智囊人物。這位智囊的核心觀點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具有後發優勢。這一後發優勢來源於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中國可以用較低的成本摹仿西方的先進技術，從而避免為技術創新付出昂貴的代價。林毅夫進一步認為，以私人所有權為基礎、以自由民主為本質的憲政民主體制，既不是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甚至也不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同時也不符合中國當前的國情。

落後國家的後發優勢正為中國大陸許多經濟學家所津津樂道。正是針對這種情況，楊小凱利用前幾年在上海經濟全球化研討會和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演講的機會，特意提醒人們同時也要注意後發劣勢，儘管這個觀點不太適合很多人的口味。

據了解，後發劣勢理論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這個概念是一位在政治經濟學、在財政聯邦主義等領域很有建樹的、已經過世的馬里蘭大學經濟系沃森（Olson）教授提出來的。

沃森使用的英文字眼是“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對後來者的詛咒”。他的意思是，落後國家由於發展比較遲，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由於模仿的空間很大，所以可以在沒有好的制度的條件下，通過對發達國家技術和管理模式的簡單模仿，而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甚至可以在一個時期里實現快速發展。為什麽說“詛咒”呢？楊小凱指出：

“落後國家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製度比較困難，因為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後國家會傾向於技術模仿。落後國家這樣做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

此時，楊小凱不但是一位經濟學家，還儼然是一位歷史學家、一位社會政治學家、一位宗教文化學家。

他讓人們看到蘇聯的教訓。蘇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用專制制度、國有企業和中央計劃，通過模仿資本主義成功的工業化模式和技術實現了工業化。今天可以看到，這種短期的成功，同時也使俄國的憲政和法治制度基礎設施至今沒有穩固建立起來。大半個世紀以來，俄國民眾為此付出極高代價。

還有南北美洲發展的對比。南美洲資源很豐富，但一直處於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北美洲資源貧乏，卻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原因何在？北美國家實行的是聯邦制；而南美國家實行單一制。北美國家地方權力都很大；而南美各國只是把地方看作一個個稅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難發展起來。另外，北美是新教文化，南美是天主教文化，文化的差異也導致了經濟發展的不同。這也涉及到“好的資本主義”和“壞的資本主義”的區分。壞的資本主義除了官商勾結、政治壟斷等之外，一個最明顯的特點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而後發劣勢跟壞的資本主義有很大關係。

中國也有許多例子。清朝持續三十來年的洋務運動，想在不改變政治制度的條件下，用國有制（官辦）、合資企業（官商合辦）、承包製（官督商辦），通過模仿技術來實現工業化。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國，很多鄉鎮企業也是相當于洋務運動中的官商合辦和官督商辦。楊小凱感慨地說，這種極落後的制度，在今天卻被很多人說成是“制度創新”。從蘇聯的教訓可以看出，這種短期的成功，可能最後又變成“對後來者的詛咒”。

中國後發劣勢的具體例子還包括家電行業、電子商務、股市和期貨市場，等等。楊小凱回憶，中國五十年代也自認在電子工業中有後發優勢，結果超英趕美的豪言壯語成了歷史笑話。當年在電子工業方面與中國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實實的學習成了工業大國。日本和中國的比較說明，要獲得後發優勢，一定要先做個學習成功制度的好學生。

中國到處都有“科教興國”、“教育興國”的口號，並為許多國人所稱讚所認同。可是，楊小凱從中看到的是後發劣勢的表現。他認為，真正要利用後發優勢便應該提倡“制度興國”、“民主憲政興國”。

顯然，在楊小凱看來，“後發”當然可以有優勢的，問題是你是否清楚優勢在哪裡；如果你捨棄最根本的優勢，便不可避免地受到“詛咒”，變成後發劣勢。

制度！此時此地，這是一個敏感的字眼。什麼叫制度？制度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群體的遊戲規則，但往往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習慣行為方式。制度裡面有非理性主義。這是“詛咒”得以發生的原因。

楊小凱知難而進，儘管費力不討好。

五，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楊小凱教授的憲政理念

林楊之爭看似經濟問題實質是政治問題，其背後有着一個宏大歷史敘事，並關繫到未來中國發展走向。

有學者認為，中國大陸九十年代至今的種種論爭，種種問題，如國學和新國學、亞洲現代化（或“亞洲價值”或“新儒學”）、人文精神、現代性、全球化、後現代和後殖民、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等等，都同知識分子所感知或追求的某種層面上的“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有關。林楊之爭也是如此。林毅夫算是洋務派精神的傳人。楊小凱的後發劣勢觀也是危機感的體現，近於康梁，要求進行變法。

學者還認為，林楊之爭，不管結論是後發優勢還是後發劣勢，最後的落腳點都在於中國大陸如何憲政轉軌。

楊小凱成名之後，利用接受採訪、回大陸講學的機會，不斷表達他關於憲政的嚴肅的政見。例如，中共十六大允許老闆加入中共，一些自由派知識份子也認為這是好事情。但楊小凱指出這恰恰是糟糕的轉捩點：官商勾結制度化，利用權來賺錢，再用錢來操縱政治——“這是典型的壞資本主義”。

中國人大代表幾乎全在兼職（或者說參政只是副職），而在美國甚至在台灣，類似職位卻是嚴禁兼職的。楊小凱建議人大和政協代表“要有足夠的在職收入，不准兼職，才可能使參政議政專業化，水平才能提高”。他表示，中國的制度改革可能要從此做起。楊小凱還指出，中共現在當務之急是必須學會搞選舉，從基層開始，再逐級往上發展，這樣的直選越早越好。他說，東歐和蘇聯的共產黨之所以丟失政權，是因為他們沒有學會選舉。直選在中國是遲早要發生的事，學會選舉是一切執政黨在憲政民主新時代保持繼續執政機會必須走的一條路。

關於“依法治國”，楊小凱指出，這和“法治”是有區別的。所謂“法治”是指有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它對違背憲法的立法是可以否定的。“依法治國”的弊端是，政府制訂法律可以不受制約。回顧五四運動，中國人要有反省精神。五四講民主和科學，而在楊小凱看來，最應該講自由和憲政。

楊小凱，一個經濟學家，卻十分關心中國的政治改革，成了倡導中國憲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應該說，這是他生命－學術軌跡所註定的，是其應有之義。中國要改革開放，但如果只進行經濟改革而不同時進行政治改革，就不可避免地接收了壞的資本主義，楊小凱作為一個對資本主義了解非常透切的內行人，自然心急如焚發出警告。而作為一個在中共專制獨裁制度生活過並慘遭迫害的過來人，楊小凱更深刻認識到，這個專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斷的政治迫害之上的，唯有實行憲政才能結束政治迫害。在一個題為“中國改革面臨的焦點問題”的長篇對話中，楊小凱指出：“中國政府總想與美國結盟，但是總是結不了。為什麼？因為你是一個專制制度，搞政治迫害、宗教迫害。”他發出警告：

“中國不進行憲制改革，經濟強大後會走向二戰前德國、日本的道路，打台灣，而與全世界文明社會對抗。”

關於憲政，楊小凱還指出，其實這也是中共當權者真正的自保之路。楊小凱回顧國共之爭。他認為：共產黨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當年把國民黨給消滅了。要是國民黨不被消滅，跟共產黨平等競爭，是對劉少奇、彭德懷他們的最大保護。有國民黨，毛澤東怎麼會這樣無法無天，他的行為就比較規矩，彭德懷、劉少奇，包括林彪，都不會死得這麼慘。

“兩個魔鬼勝過一個聖人。”楊小凱的靈感來自這句英國格言。他分析道，民主政體中控制“控制者”的結構基於：既然人都有天生的弱點，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就讓幾個“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的人平等競爭吧。不過，這實行起來卻不易，因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對方。怎樣才能保證他們和平共處、平等競爭？唯一的辦法是依賴歷史提供各派平衡、誰也吃不掉誰的局面。他殷切希望中國跳出“革命產生暴君，暴君產生革命”的改朝換代邏輯。

不過，“革命”這個東西很複雜。楊小凱後來亦覺得革命理論也有其合理性。革命對統治者總是一種威脅，沒有這種威脅，政府為民眾服務的承諾就不可信；有威脅，其行為就不會太離譜。美國憲法明確指出：民眾的權利是天賦的，而政府的權利是民眾給的。所以美國人普遍認為：你要統治我們，就必須得到我們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民眾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國的彈劾制度，就是民眾表達革命權利的一種方法。

回顧楊小凱在文革時寫的〈中國向何處去？〉，回顧他當年那麼簡單地、激進地鼓吹極左思潮、革命手段，而現在他讚揚英國的光榮革命，強調權力分立與制衡，強調私有財產制度的巨大政治功能。他倡導自由，提出設立人身保護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宗教迫害。他倡導憲政，要求修改憲法，實現政教分離，取消馬列主義和什麼什麼思想作為國教的地位。他對許多複雜的問題給以反覆、認真、深刻的思考——這是多麼巨大的思想飛躍！

到了生命最後歲月，楊小凱的憲政理想更已發展成為基督教憲政。在他的《人為什麼一定要有信仰？》的自述中，他回顧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三個階段的心理歷程。首先，從經濟學、社會科學的角度看，他覺得基督教在經濟史上起的作用不可等閒視之；然後，他開始克服對社會科學理性的迷信，但尚未能相信永生和神；最後，由社會科學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那就是“信”。

楊小凱此時覺得，脫離文化與信仰的土壤，以為僅僅依靠制度轉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膚淺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在《自述》中，談及英、美、澳洲、加拿大的制度根基時，楊小凱說：基督教，特別是基督新教，支持“不斷擴張的社會秩序和公正”。楊小凱指出，實現憲政最困難的不單是有權影響政治遊戲規則的人能替政治競爭中的失敗者着想，而且是競選失敗者能夠自願認輸。政治競爭往往是零和對策。競選失敗者自願認輸，從理性而言並非其最優決策。一九一七年俄國和其他很多國家憲政失敗都是因為競選失敗者輸了不認輸，發生革命。而基督教信仰，對競選失敗者放棄個人最優決策，為社會犧牲個人利益，輸了認輸，能起關鍵的作用。

楊小凱最終皈依基督，完成了一場艱難的“自我革命”。在他的《自述》中，楊小凱啟發性地自問自答：

為什麼信基督教的國家都這樣長治久安？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如果你不在靈的基礎上想問題，一定要在唯物論的基礎上想問題，你永遠無法解釋這個東西。因為這個差別是跟信仰有關的。

檢閱世界發展史，憲政最初無疑是植根於西方基督教的信仰體系之中。但自由立憲政體的生成是否以基督教的廣泛傳播作為先決條件？這個問題肯定眾說紛紜。例如，憲政學者劉軍寧就明確不持“基督教救國論”。楊小凱去世前兩年，即2002年7月，在上海作題為〈資本主義不等於經濟成功〉的演講時，闡述了他“凡是成功的資本主義地區莫不以基督教為精神支柱”的觀點。贊同的人說，這次演講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和布什總統在清華大學的演講相媲美。不過，不論是楊小凱的演講或是布什的演講，他們闡述的這個西方思想在漢語文化的神州大地似乎是反應不大，起碼眼下的情形是這樣，儘管據說現在中國基督徒已有數千萬，而且內中有眾多的知識分子（2005年，德國之聲引述梵蒂岡廣播電台《IDEA》稱，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信奉上帝的教徒數量已經超過了龐大的七千多萬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這個數字包括中國一般所說的基督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大部分是沒有在官方登記的地下教會的成員）。

中國憲政建設的歷史已有一百多年。為什麼尚未成功？答案何在？？？

不管怎樣，楊小凱是以他生命的極終體驗，得出他這個答案的。

六，逝世突顯價值：感悟楊小凱教授的命運和思想

無論從哪種意義來說，楊小凱逝世太早了，太令人惋惜了。

楊小凱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裡還向友人詳細描繪他今後的各種雄心勃勃的打算，包括要繼續寫書，要去世界各地開會，要講學，要帶學生，要將自己的經濟學發現向中國向世界廣為宣講……。他旺盛的生命力、對生活的無限熱愛，以及對自己的經濟學成果的充分信心，使他的友人深深感動。聽着這樣一個才華橫溢、思維活躍、卻已患上絕症的人如此滔滔不絕，友人暗暗心酸，只能一再要他量力而行。

已經身患重病的楊小凱攝於墨爾本家中。

真是真是令人無限痛惜和悲愴的英年早逝！楊小凱就這樣留下一大堆未竟事業去了。

不過，楊小凱天上有靈，一定也感到相當寬慰。

楊小凱靈柩。

楊小凱謝世的當天，噩耗便馬上傳到他夢魂縈繞的祖國，而第二天，也就是7月8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就第一時間舉行了悼念活動。“艱辛求索宏圖初展曦光何以頓逝？！心繫神州壯志未酬鶴駕幾時歸來？！”——各位教授、學者懷着深深崇敬而又惋惜的心情緬懷了這位傳奇人物一生的事跡。

“紀念首位衝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中國大陸經濟學家楊小凱”，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陳平的悼詞這樣定位。

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秘書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則說：“楊小凱……一生坎坷，卻奮鬥不息，多年潛心治學，博大精深，是少數幾位對經濟學基礎理論做出貢獻的中國出生的當代經濟學家，也是一位一生關注中國命運、為了中國人的福祉而無所畏懼的愛國者。他是我們這一代中國經濟學者的驕傲與楷模。”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海聞悼詩云：“平生風雲惜師友，歲月蹉跎志彌堅。魂如有靈勵相知，智遺千秋鑒世人。”

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這樣表達他對楊小凱的悼念之情：“不屈之魂，求索之靈，一代楷模，永存吾心。”

家人在楊小凱墓前。

…………

悼念座談會由楊小凱學術對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林毅夫的悼詞說：楊小凱以五十五年的歲月走過充滿傳奇的一生，就時間來講他的人生不長，就成就來說，他的人生非常豐富。他一生以真摯的心，執著追求自己的學術和理想。道路坎坷，卻從來不妥協，不放棄。他的成就已經在國際經濟學界閃閃發光，是華人經濟學家的驕傲。

林楊認識是在創辦留美經濟學會之時，前後算來已經將近二十年。他們最近這幾年在學術觀點上，特別如前面所述在所謂後發優勢還是後發劣勢問題上，時有衝突。但是，“眾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林毅夫充分認識到不同觀點的不斷砥礪和切磋的價值。

楊小凱的價值似乎由於不幸逝世一下子突然呈現在中國大眾面前，而尤其顯得珍貴。那一段時間，中國大陸的重要報刊對楊小凱的去世和生平成就進行了突出的報導。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人，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並對他傳奇的身世和思想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感覺到了：在楊小凱學術成就背後，是他對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的執着追求，而這和中國大陸某些知名學者形成了強烈對照。

的確，應該讓中國大眾充分明瞭楊小凱的價值。

應該在中國二百年來的大變局中去感悟楊小凱的命運和思想，並從中看到一個大變革、大轉型的時代裡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歷程，和一個古老民族精神信仰的命運。

楊小凱九十年代中出版了一本記錄他的難友的非同凡響的書，書名叫《牛鬼蛇神錄》。書的最後一頁回憶他1978年4月刑滿釋放走出牢房的心情。他告訴自己：

不管將來發生什麼事情，我一定不能讓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動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親眼見到的一段黑暗歷史告訴世人，因為我的靈魂永遠與這些被囚禁的精靈在一起。

楊小凱《牛鬼蛇神錄》封面。

二十六年來，楊小凱從中國漂泊到美國，又從美國漂泊到澳大利亞，但他一直心繫神州，心系那些被囚禁的精靈。

他仰望星空，不斷思索。他以先知般的睿智，始終在探討他的祖國如何立足於世界之林，始終在探討中華文化再度復興的可能性。

當年那個驚天動地的設問——“中國向何處去？”幾十年來，仍一直縈繞於他靈魂的每一個角落，而“向何處去”的方向，在他的思索中，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有人把楊小凱和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聯想起來，畢竟這三位具指標意義的改革派領袖也在楊小凱的人生道路上（報考研究生、平反冤獄、出國留學）留下印記。也許楊小凱一生追問“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也頑強地縈繞於這三位中共領袖的心頭？也許他們都有著類似的執著，有着某種理想主義情懷？也許楊小凱在這個社會的底層有更持久的歷煉，又有其學養優勢，因而這“一介平民”對中國命運的思考更無束縛，更有突破？也許楊小凱與他們在立場、觀點、思想方法以至背景、地位差別太大，彼此並無多少可比性？

總之，中國向何處去？答案自然需要千千萬萬仁人志士不懈的探索和親身的實踐。但就楊小凱個人來說，可以預料，這位經濟學大師，這位中國赤子，一旦進入歷史，便會形成他不朽的聖徒地位；他生前種種，他的苦難，他的追尋，他的成就，將會升華為豐富的思想資源和強大的實踐動力，將會有助於他的祖國健康發展。這是我們每一個人所熱切希望的。

而今天，處於當前中國嚴酷形勢下，面對習近平對內高壓對外擴張的精緻的高科技的新極權統治，面對他的倒行逆施，開歷史倒車，人們發現，楊小凱關於“後發劣勢”的理論證實無比正確，當年他的預見與憂慮，不幸言中了，完全成了眼下中國殘酷的現實。今天，他二十年前這個先知般的不單關繫到中國人還會影響全人類命運的警告，尤其應該在每一個人耳中長鳴：

“中國不進行憲制改革，經濟強大後會走向二戰前德國、日本的道路，打台灣，而與全世界文明社會對抗。”

楊小凱與妻子吳小娟。

（本文寫於2004年7月楊小凱教授去世一個星期後。文中有關討論參考國際經濟學界的意見。2022年6月22日稍作修改，主要增加最後兩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