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螞蟻與蚱蜢》（The Ant and the Grasshopper）是伊索寓言之一則，大意是：

夏天的時候，螞蟻天天勞作，準備過冬。蚱蜢天天唱歌，享受生活。冬天來了，螞蟻豐衣足食，溫暖地待在家裡。蚱蜢向螞蟻乞求施捨。螞蟻問她：夏天的時候你在忙啥？蚱蜢：唱歌。螞蟻：那麼你現在該去跳舞了。

這則寓言的教訓似乎很明顯：不努力工作、不為未來籌劃就可能遇到大難題。螞蟻努力工作，為冬天做準備。蚱蜢享受夏天，不考慮將來的冬天，於是遇到了沒有食物、沒有栖身之處的難題。

偶然讀到英國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的同名小說（發表於1924年）。在毛姆的小說中，有一對兄弟，其中一人是兢兢業業的律師。另一人不務正業亂花錢，把自己的錢花光後就找人借錢，也向兄弟借。有一天，敘事者“我”見到那律師。他心情糟透了，因為：他不成器的兄弟居然和一富婆結婚；那富婆不久就蹬腿了，留給他大筆遺產！

顯然，在毛姆的故事裡，這位律師是螞蟻，而他不成器的兄弟是蚱蜢。螞蟻兄弟辛苦工作多年，蚱蜢兄弟居然一夜致富。怎不叫人心裡不平衡呢？毛姆顯然在做翻案文章，他似乎在說：誰說努力工作、為未來犧牲享樂的螞蟻就一定比遊手好閒、及時行樂的蚱蜢要過得好呢？

及時行樂，抑或為了未來犧牲現在，這是兩種對立的人生觀。《螞蟻與蚱蜢》的寓言，毛姆的同名小說，以及一系列西方國家與此有關的翻譯、寫作、討論都或多或少觸及了這個主題。

這兩個立場確實不同，但是它們是截然對立、不可調和的嗎？

螞蟻式思維的要點就在於其前瞻，或者說深謀遠慮。相對的，蚱蜢式思維的要點是反前瞻性，不為未來犧牲眼下，是及時行樂、今朝有酒今朝醉。

不過，在現實中，有幾人如蚱蜢那樣放下一切地去享受生活，不工作卻依然消費，沒錢了就借錢，或者嫁（娶）個有錢人？即便有心，有幾人能做到？

同樣地，又有幾人如螞蟻，只勞作累計財富而不享受？

更常見的是：我們大多數人或多或少兼具了螞蟻和蚱蜢的特點，一方面勞作為將來積累財富，一方面也偶有及時行樂之時，也借錢，也想嫁（娶）個有錢人（或中彩票）。

也就是說：螞蟻有道理，蚱蜢也有。他倆的人生觀都有可取之處。我們許多人或者兼有兩種思維模式，時而更像螞蟻，時而更像蚱蜢。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少數走極端的人。比如，極端的螞蟻型人物，工作狂、吝嗇鬼、終日蠅營狗苟為了積累財富奔忙，卻沒有時間享受，甚至拒絕享受。極端的蚱蜢型人物，遊手好閒、無所事事，及時行樂、沒有明天的概念，享樂第一，躲避勞作。

當然，大多數人都不是極端的螞蟻型或蚱蜢型人物。

中國人中，”螞蟻“是比較多的吧。

所謂“未雨綢繆”、“防範於未然”、“高瞻遠矚”都是在讚揚螞蟻的。諸葛亮作為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理想人物，“料事如神”、“一生維謹慎”、“心思縝密”、“深謀遠慮”，顯然是螞蟻型人物。

蚱蜢型人物在中國古人中比較少，卻也不乏其人。比如莊子，魏晉的風流人物們。

如果在諸子百家看看：儒家基本是螞蟻式思維；道家則是蚱蜢式思想。

儒家與道家的對立與糾纏延續了千年，迄今未絕。然而儒家被轉變為儒教，成為皇權專制的意識形態，說明農耕文明深厚的中國一直是以螞蟻型人物為主流。

最近重讀羅素的《西方哲學史》，發現：螞蟻與蚱蜢兩種思維方式的矛盾在西方也是普遍存在的。

羅素對古希臘文明的批評中有這樣一個看法：

Prudence versus passion is a conflict that runs through the history.  （明智與激情之間的衝突貫穿了歷史。）

古希臘是人類進入文明的早期。羅素認為，文明人與野蠻人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明智，或前瞻（forethought）。然而，當古希臘人走向文明社會之際，一種對文明的反動也產生了。那就是後來尼采讚揚的酒神精神。

尼采對古希臘的批評中提出了一個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的對立。前者代表了理性、明智、前瞻。後者代表了非理性、激情、及時行樂。

我們看到：螞蟻代表了日神精神，理性、明智、具有前瞻性，願意為了未來犧牲眼下的快樂。蚱蜢代表酒神精神，非理性、激情、及時行樂，願意為了現在犧牲將來的幸福。

如果我們從世界政治局勢的角度看：螞蟻與蚱蜢在政治思想上也有體現。比如，已經建立了兩三百年的美國民主制度是理性的、明智的、具有前瞻性的螞蟻型思路。而過去二三十年的反建制思潮、民粹主義、右翼極權主義等思潮，以及上個世紀一度甚囂塵上的共產主義思潮，都是非理性的、激情的、缺乏前瞻性的、反叛（反建制）的蚱蜢型思路。

那麼，哪一種更好？螞蟻還是蚱蜢？

從歷史上看，螞蟻型思路是建設性的思路。而蚱蜢型思路是破壞性的思路。要建設，必須要深思熟慮，有前瞻性，為了未來而犧牲現在的快樂，努力工作。要破壞，容易，只要不理性、放縱激情，不考慮未來，破壞或反叛即可。

對於政治和人類歷史發展來說，螞蟻型思維是更好的選擇。而蚱蜢型思維是不利於建設的，也許利於革命。

在赫拉利的新書Nexus: A Brief History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from the Stone Age to AI （《連接：從石器時代到人工智能的信息網絡簡史》，出版於2024年9月）中，他指出：人類建立制度（institutions）來管理信息網絡。信息網絡的各種制度不完美，但是人類要實現大規模合作卻離不開已經建成的這些制度，不論是自由民主制度，還是專制制度。

螞蟻型思維着眼於建設，為現存制度添磚加瓦。蚱蜢型着眼於破壞，順着非理性的、激情的走向，不考慮後果地跟着感覺走（看看川粉們，看看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左翼人士，看看我們華人社區的小粉紅、五毛黨……）。

尼採在《悲劇的誕生》中推崇酒神精神。他指出：酒神精神對於古希臘古羅馬藝術、文學、戲劇等方面的發展有重要的貢獻。蚱蜢型思維適合搞藝術、文學等文化事業。

然而在世界歷史上，不論是中國歷史，還是其他國家的歷史，政治社會的發展往往是通過漸進的改良來逐漸取得的。看看英國的光榮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等等；而革命，多數時候是帶來大破壞，社會的演進往往是被中斷，結果苦了廣大民眾。請看：法國大革命，多麼恐怖的歷史！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比法國大革命更恐怖！中國的革命，比俄國的更恐怖！……

歷史在在證明：漸進式的改革、改良、演進是更為穩妥的社會發展道路。革命，不論是左翼的共產主義革命，還是右翼的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革命，帶來的都是災難。

因此，在人類政治社會的發展史上，大致上我們可以說：螞蟻型思路是理性的、建設性的。而蚱蜢型思路是非理性的、破壞性的。

21世紀的今天，自由民主制度已經成為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作為對該主流的反動，反建制的政治勢力也在歐美逐漸抬頭。為了奪取權力，政治右翼人士在走向極端化。川普、英國的脫歐、歐美國家右翼極端主義思潮抬頭，等等國際政治現象反覆表明：蚱蜢式思維正在從右邊威脅自由民主制度。

與此同時，從全球的角度看，蚱蜢式思維也從左邊威脅自由民主陣營。以中國、朝鮮等共產主義國家為首的“獨裁公司集團”對西方國家的威脅、滲透、干預等也達到了歷史的高點。而看看這些獨裁國家（公司）的運作就明白：他們的政治顯然是蚱蜢型的非理性、破壞性的思路。

回到《西方哲學史》，羅素說：

The civilized man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salvage mainly by prudence, or, to use a slightly wider term, forethought. （文明人與野蠻人的主要區別在於明智，或者，用稍稍寬泛點的說法，前瞻式思考。）

螞蟻的前瞻式思考、深思熟慮代表了文明。蚱蜢的缺乏前瞻、不思考代表了野蠻與破壞。

川粉或MAGA族顯然是蚱蜢型人群。而對於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來說，螞蟻型人物（包括曾經的許多共和黨人士和今天民主黨人士的主流）是美國自由民主制度真正的中流砥柱。

選螞蟻，選溫和的自由主義政治？還是選蚱蜢，選極端的川普主義？美國民主的關鍵時刻即將到來。 世界民主的關鍵時刻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