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殤》的主要問題還不是罵老祖宗的內容，而是罵老祖宗沒有罵到令人家心服口服這個點上；也就是其學術上的觀點沒有到位，沒有突破，當然這種突破和到位今天也沒能實現；包括海外的學者或者漢學家，也包括亨廷頓、福山這類二流三流的學者。

《河殤》模模糊糊地提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樣一個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對立的問題；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具體涵義，64那代學者、亨廷頓、福山這類學者都沒有認識到、認識清楚；並沒有比李鴻章等當年的改革派認識得更深刻。因為認識的不夠深刻，自然不能讓人心服口服。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具體是什麼涵義，也是當今這批人沒有解決的問題。

西方人是如何走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 那時候老是提的問題是，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資本主義；而不是像馬克思韋伯一樣問，為什麼是在歐洲、而僅僅是在歐洲出現了資本主義。中國人乾脆沒有就這個問題思考過，韋伯的書好像也沒有對蘇曉康、謝選駿這些人有什麼影響，甚至根本沒有讀過？

西方這個詞指的是什麼？海洋文明這個詞指的又是什麼？別說蘇曉康、謝選駿這些人沒搞清楚，即使胡適和五四那個時代的人也沒搞清楚。在從滿清改革開放以後發生的這場社會轉型在無形中和被動中起步的過程來看，中國人始終沒有認識到西方今天的文明，是WASP和受WASP影響的天主教、東正教、無神論者、自然神論者這批人開創的。胡適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沒有認識到，今天的這批人也沒有認識到。因而在中國最需要一種信仰體系，最需要一種“主義”的時候，胡適卻要大家“少談點主義，多干點實事”。胡適這種主張，直接造成了那個時代的人被斯大林塞進了假經。

西方的真經是什麼？貌似胡適們懂了。所以胡適自吹自己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在“中國文藝復興”中的旗手。胡適懂得了什麼是“人文”二字嗎？別說胡適了，即使今天中國的一流學者比如秦暉、比如葛兆光，他們懂嗎？因為不懂或不真正懂，所以無法讓官僚們理解、接受今日西方文明的真髓。才會讓習近平這些傳統衛道者，可以振振有詞地講“父輩的江山”。

中國的人文，貌似孟子講過君輕民重，社稷次之。但中國的歷史學者讀懂了嗎？《史記》裡說的武乙射天的故事，代表着春秋戰國之前在中國發生的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歷史學家讀懂了嗎？

中國的落後，本質上是知識分子的落後。這個話題很大，要說清楚的花，如果柴靜看到我的留言，想傳播開去，可以聯繫我，我們探討一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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