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4 幾分鐘前，我在微信上收到一個令人悲痛的消息：周光召先生離世了。

那是在80年代初，我的好友、來自新加坡的常禮南教授——當時是弗吉尼亞理工學院的物理學教授——打電話給我，說他有一位來自中國的尊貴來賓。這位來賓計劃前往紐約城市學院探望他的弟弟常義朋教授（也是物理學教授）。由於費城正好在弗吉尼亞理工和紐約之間，又是美國的歷史名城，禮南問我是否願意帶這位來賓在費城稍作遊覽。

那時我在費城的德雷塞爾大學擔任物理學教授。說來也奇怪，我幾乎沒有猶豫，立刻答應了禮南的請求，甚至沒有問任何細節。

幾天后，一位先生和他的夫人敲響了我們簡樸住所的門。他一見面就感謝我和妻子對他們的熱情接待，並為給我們帶來不便而連連道歉。我回答說，雖然我們的家並不豪華，但如果他們不介意簡樸，我們非常高興能讓他們住下。聽到我的話，這位先生笑了起來。他說：“你顯然不知道，在文革期間，我全家住的地方遠遠低於‘簡樸’。”

那時他告訴了我他的名字，但因為我並不認識他，所以沒有記住。

接下來的兩天，我和妻子盡力做東，帶他們遊覽大費城地區。我們去了瓦雷福治國家公園，我告訴他那是華盛頓版的“延安”，他聽了覺得非常有趣。我們還參觀了美國第一屆國會大廈和自由鐘。最終，我們度過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時光，他們也啟程離開了。

直到後來我才意識到，那位先生正是周光召教授——中國最傑出的物理學家之一，甚至可能是最傑出的。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院長。

自那次在費城的互動之後，每當我後來在中國參加活動時，只要周教授在場，他總會特意向我打招呼，表達友好之情。

我不敢貿然稱他為朋友，但那幾天在費城的深度交流讓我對這位偉人懷有一種溫暖的情感。

我為他的離去感到悲傷，但我同樣堅信，他的精神與遺產將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