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走了一個改革先鋒——追憶翁永曦

周志興

【翁永曦（1947年～2026年1月27日），北京老高三，下鄉於內蒙古。1976年從北京大
學畢業後，又回到原來生產隊插隊。1979年重新分配到《中國農民報》任記者；後調
到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室副主任。後為企業家，兼任農村發展研究專項
基金管委會副主任委員，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客座研究員。上世紀80年代，翁永曦
與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一起被稱為“改革四君子”。】
昨天得到了一個噩耗，翁永曦走了。
如果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近半個世紀過去了，那時候的主帥和大將們都
已經離去，當年衝鋒陷陣的先鋒們，也到了落葉紛紛的時節了。
老翁算得上是比較早落下來的一片。
現在，知道這個名字的人不多了，但是，曾經，他很傳奇。
一個傳奇，是“改革四君子”。
“四君子”這樣的稱呼，在中國歷史上屢有出現，其實是一種標誌性意義，有時各個
版本也不完全一致，最有名的“四君子”恐怕是戰國四君子：信陵君、平原君、孟嘗
君、春申君。改革中的所謂“四君子”也是如此，因為除了這四個人，改革的“君
子”們還很多，他們只是個標誌而已。
對“改革四君子”的描繪，著名的是一句順口溜：翁永曦的腦子、黃江南的嘴、朱嘉
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順口溜當然第一要義是順口，至於內容，大致而已，撿每個
人最突出的說。據我對前三個人的觀察，腦子、嘴、文章都很了得。而對於曾經成為
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王岐山，說“腿”，只是因為他在四人中，家庭背景決定了交通工
具總是最先進的，早早就有了摩托車。
現在想來，“改革四君子”之所以在當時就成名，有這樣一些因素：例如，他們年齡
相仿，都出生於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們都集中於中央的政策研究部門；他們很齊
心，按照當時的話說，是一台“康拜因”，就是那種能一次同時完成幾種作業的組合
式採收機器，也就是“聯合收割機”。其實這種比喻不準確，他們不是收割機，而僅
僅是播種機，沒到收割時節，這台機器就沒有了。
不過，這幾個人確實很有激情又有互補性。當然，這是和百廢待興的中國大勢同頻
的。現在，朱嘉明對“改革四君子”的說法不太贊成，他幾次對我說，不願意聽到這
個說法。我想，這也許是謙虛，認為他們只是改革者中的一分子；也許是懊惱，因為
他們沒有在改革的大潮中完成自己的使命。其實，我認識翁永曦就是在朱嘉明的家
里。嘉明和我住鄰居，有一次到他家串門，他正在和翁永曦下圍棋。聽嘉明介紹我，
老翁坐在棋盤邊抬眼端詳我，說：“共識網是你創辦的？”他的眼神里是認可。
後來，在維也納大學任教的朱嘉明組織了一次“辛亥革命百周年”的討論會，有意思
的是，“四君子”中除了正在亮劍反腐的那一位，其他三人都和我同機到達。這算是
和老翁加深了認識程度。候機室里我調侃他：“你以前就是假裝身體不好！”因為他
顯得身體結實了許多。轉眼十五年過去了，此情此景還在眼前。
翁永曦的成長軌跡飽含着時代的印記。他作為“老三屆”的一員，去內蒙古插隊，後
來被鄉親推薦上了大學。和一般“工農兵學員”不同的是，他的運氣好得出奇。
當然，好運氣落在一個平庸之輩的身上也沒有用。翁永曦給我講過他的故事。
1979年10月，翁永曦剛被分配到《中國農民報》當記者。有一天，他奉命將一篇社論
的清樣送到國家農委，請時任農委副主任的杜潤生審稿。翁永曦騎車來到農委，走進
杜潤生的辦公室。正在看文件的杜潤生抬起頭來：“小伙子，我沒見過你啊。”
“我剛來報社工作。”
“哦？原來幹嘛的？”
“農村插隊，八年整、十年頭。”
杜潤生來了興趣，撂下筆，直起身子：“時間不短啊，說說，有啥體會？”
翁永曦沒思想準備，實話實說：“農村太窮，農民太苦，我覺得國家農業政策應該建
立在務農有利可圖的基礎上。”
“這算一條，有第二條沒有？”
“有，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萬花筒里看世界’，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流’。到了
農村才發現，無論是自然界還是經濟界都只能是‘小河有水大河流’。”（還有個錯
誤諺語“上梁不正下梁歪”；理應是“下梁不正上梁歪”。房子是從下往上蓋，先架
好下梁才能架上梁。如果下梁架的不正，上梁就會歪；而不是相反。）
杜潤生沒再說啥。一個星期後，調令來了——翁永曦被調到國家農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後來，國家農委撤銷，成立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杜潤生任主任，辦公地點在西黃城
根南街9號。從此，“9號院”就成了農研室的代稱，而公認的，“9號院的靈魂是杜潤生”。
翁永曦也隨着到了農研室，剛工作不久，就是個普通幹部。
有一天，杜老把他叫去說：姚依林副總理交代我說，中央準備未來10年向農業投入
1500億，你考慮考慮，拿個方案吧。
翁永曦當時就懵了。那時，他只是個科員，一個月工資才46元，那年代1500億能抵現
在幾萬億吧。而且他上面有處長、局長，杜老就把這麼重的擔子壓給了他。
翁永曦記得杜潤生常說的話是，中國的事不在於想要幹什麼，而在於只能幹什麼。向
杜潤生匯報工作，翁永曦總結出“三段式”：問題、癥結、辦法。“哪怕不同意你的
解決方案，杜老也會幫助分析，並提出改進的建議。他最不滿意的是那種只知道說出
問題，等着領導發話的人。”
翁永曦幹得不錯。
1982年的一天，翁永曦被杜潤生叫去談話。他忽然被告知，自己是農研室的副主任了。
“杜主任，這個事可不能開玩笑。”35歲的翁永曦被嚇着了，一名普通科員一夜升格
為“副部級官員”，聽起來像天方夜譚。
翁永曦說：“我爹我媽1936年參加革命，到現在才是個局長，把我提到這一級，別說
別人不服氣，我爹我媽都會覺得很奇怪。”
杜主任說，中央定了，你要服從組織安排。
翁永曦對我說他那時候的心情：到此時此刻為止，估計上下領導對我印象還不錯，但
這個任命一公布，我就立刻成為王八蛋壞小子了，污水全會朝我潑過來。
果不其然。他的任職消息引發轟動，有人舉報他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寫過批判鄧
小平的文章（指控“鄧納吉”）。隨後，他被高層派去改革發源地鳳陽縣兼任縣委書
記。再隨後，他又成為了一般幹部。
80年代有一個很轟動的電視劇《新星》，說的是一個年輕的縣委書記，原型之一據說
就是翁永曦。
隨着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撤銷，翁永曦選擇了“下海”經商。儘管有媒體說，老翁
經商如何成功，但是我不這樣認為，我不覺得一個人做什麼都行。
有一次，我在機場候機偶遇老翁，問他幹什麼去，他說，去蒙古國，有一個項目在那
里。交談了幾句，覺得他有點心灰意冷，說起國內思想理論界的情況，他似乎知道的 
也有限。當時我有點唏噓，感到了英雄遲暮。（美人遲暮，將軍白頭）
在我心中，老翁是個思想家，他的腦袋裡，裝滿了奇思妙想，也有很多獨到的觀點。
翁永曦走了！他的目標，就是“能趁自己還有幾口氣的時候，把一些自己不明白的事
情想清楚或者弄清楚。”達到了嗎，他走的時候有遺憾嗎？我想，他一定是帶着遺憾
走的，因為，把所有的事情想明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思想者的痛苦。
老翁，一路走好！
2026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