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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的故事
送交者: 雲居山 2026年11月01日11:20:14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原載《長江商報》)

記憶
戶口的故事
周素子
在神州大地,始自上世紀50年代的戶口制度,決定一個人的一生。若是城鎮戶口,你就是人上人,不用種地,可以吃商品糧,還有機會獲得工作。若是不幸生於農村,身為農民,尤其是僻遠窮苦的農村,就註定一輩子勞作,自生自滅,伴隨着愚昧無知而終其一生。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下鄉務農,取消其城鎮戶口遷入農村,都是令人畏懼的懲罰。人們為了進城,演出了許許多多悲壯的故事。我出生在地主家庭,自1957年“反右”以來,我自身的遭遇,徘徊在城鄉之間,現在也只能約略地寫下其中的煎熬情狀。

自1957年身為學生的我被打成“右派”後,在福州近郊宦溪、連江等地,立即開始繁重的林場勞動,但還是城市戶口,尚未發生質的變化。到了1966年“文革”開始,我的丈夫陳朗被押往甘肅紅古農場,我和孩子的戶口,則將從蘭州市落到了陝西富平農村,成為只有從事田間勞動才能獲取口糧或是即使勞動也得不到口糧的農民。城市的居民戶口歸公安系統管轄,糧食關係則歸糧食部門管轄。下鄉時則兩者都要遷出。我在蘭州辦理下鄉手續時,比別人幸運的是,得以保留糧食關係未動,可以領取糧票,因此有一年多的時間,尚沒有為買糧食發愁。

當時的蘭州,因下放市民到農村,在各街道辦事處臨時設立了專門辦事機構,遷出戶口、糧食關係後,才能到辦事處領取一張證書,以作根據,這張證書是身份來歷的證明,至關重要。我們這個街道辦事處的專門辦事員,是一個二十多歲的來自浙江紹興的女士。她和我同住一條街,在“文革”前,不知是誰介紹,她來找過我,讓我為她的女孩的那些小衣、小帽上繡些花。因她聽別人說,我會不經描圖而隨意刺繡。我就為她帶來的孩子衣帽上繡了些圖案,她非常滿意,為此來過我家兩三次,算是老相識了。她是個共青團員,此時成了專司戶口、糧食關係的專職人員,與我當時的處境更是天壤之別。想不到她竟照顧我,主動給我保留糧食關係,讓我托人每月仍能領取糧票,讓我在將來真正獲得安定後,再遷出不遲,解除了我的後顧之憂。

我落戶到了富平農村,缺水少糧,最低的溫飽水平也難達到,孩子們也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於是我想掙扎一下,想用微弱的力量改變一下現狀。我又帶了孩子長途跋涉回杭州去投奔二姐。

離開富平經過西安,那天下雨雪,孩子們的鞋都濕透了。在西安等待轉乘火車,為節省錢,在一個小客店的樓梯下住了一夜。次日在火車上,我用隨帶的唯一一條骯髒的棉被包裹着兩個孩子大幼和二幼,將她們綁在行李架上,把她們的濕鞋送到鍋爐房去烘乾,差點被工人扔出窗外。在上海下車時,孩子都已感冒咳嗽了。千辛萬苦回到杭州郊區,住在二姐的土牆茅舍里,頑強地想尋求生路。我的二姐原是教師,文靜內向,體弱多愁,1957年亦被打成“右派”,說她隱瞞三青團員區分隊長的身份,從嚴處理,開除公職,下放農村。她無力打柴挑水,嫁給了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文革”初期,不堪肉體折磨,此時已患有嚴重的精神病,無力醫治,復發頻仍。我住她家的時候,由我照顧她,以便讓務農的姐夫白天能夠出工勞動。我和三個孩子(三幼此前已寄養在二姐家)的戶口在杭郊農村是很難報上的,即使想做杭郊的一個農民也是不可求的。農村的糧食,上交公糧後,留下的限人口分配,人多了就少吃一口,何況是外來的缺乏勞動力的婦女兒童,又是政治罪人。報不上戶口,即使在那方土地上,想自由行走也不容易。“文革”以來,階級鬥爭升級到草木皆兵。像我這樣的身份,住在同是“右派”的二姐家,自然成了眾矢之的。每逢“五一”、“十一”等節日前夕,當地派出所和公社都要將外來的“盲流”及可疑分子抓起來,實行關押審查。

第一次被關押

1970年“五一”前夕,我在二姐鄉間以“無戶口”、“盲流”罪,第一次被關押。對被關押,我沒有多少畏懼,但是我心疼二姐因此所受的刺激,我被帶走那天,她踉蹌跟隨簇擁我的人群,一路呼喚我,我心如刀絞。我們被關在當地龍塢中學禮堂里,約有二三十人,都是些外地來的漆匠、彈棉花匠等手藝人。其中有五名女性,後來我們都熟悉了。她們的來歷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婦女,是杭州城內菜市橋人,夫死後嫁給方家畈一個老農,戶口在城內並未遷來,也算“無戶口”。第二位是當地龍門坎農婦,富農成份,夫死後,與本村一個地主鰥夫相愛,也抓來侮辱之。第三位為一個三十多歲的文靜女子,亦是本地周家浦人,早年畢業於杭州師範,分配在凌家橋小學任教,為二年級班主任,因該校在廁所內發現一張二年級語文書本扉頁上的毛澤東像,追查下去,正是她們班的學生所為,校方認為是老師的責任,她又是地主出身,經過批鬥,判處兩年勞動教養,開除公職,刑滿釋放,回家務農。當地的婦女都會編織竹籃,她即以編籃之技能到桐廬、富陽山區多竹之處以編籃謀生,因而以“在外盲流罪”亦被關押。她名叫杜婉珍,與我是杭師前後校友,後來我倆成為好友。杜婉珍終身未婚。第四位亦是個農婦,名叫淑貞,不知其姓,外貌文靜,沉靜寡言,她不是單獨一人,是全家四口連丈夫和一子一女都相隨而來。淑貞是浙江開化人,出身地主,受過初中教育,當時三十多歲,家庭遭變故後,她以裁縫為生。開化農村貧苦,她早年即外出在杭郊一帶農村上門為人成衣做鞋。當她來到外桐塢謀生時,與當地農民王小毛結合,生下一男一女。但是開化的農村戶口就是遷不進杭州郊區,大女兒都九歲了,她還是以“盲流”罪被關押。王小毛不服,又不忍淑貞單獨關押受罪,就全家都來“同甘共苦”。所關的一室“犯人”中,唯王小毛是當地的貧下中農,也唯有王小毛不氣餒,一股義憤填膺的樣子,沒把看守人員放在眼裡。王小毛來時不但帶來了兩個孩子,還挑來鋪蓋、煤爐,像搬家一樣。一進門即打開蓆子,安頓老婆孩子,自己忙前忙後。

大約是看我的神情自若吧,幾乎人人都來向我探討他們的個人“罪行”,我一一慰藉之。夜深了,徵得淑貞同意,我在她家蓆子上躺了多時。第二天早晨,在禮堂門口放了一張桌子,由派出所、公社派人逐一查問、記錄,然後口頭敕令。比如對我說的是“限於國慶節前離境”,否則後果自負,云云。於是紛紛放行,剩有二三人上了郊區公安局開來的卡車,說明“罪行”升級,需解往公安局繼續查究。我則在第二天回到了二姐家。

再次被關押與王小毛一家的再相識

轉眼將到國慶節,我想儘可能地逃避一下。國慶節前幾天,姐夫要到數十公里外的富陽縣買小豬,我早就想一游郁達夫故居,就隨他到富陽,擬再轉道杭州,想在老同學夏月霄家住幾天,避避風頭。

那日起得很早,與姐夫步行七里路到轉塘鎮,乘上自杭州抵富陽汽車,到了久慕的富陽縣城,已近中午了。我們先在小飯館中吃麥麵,還打了半斤黃酒。飯後,我獨自行動,先找到郁達夫故居,在古老的建築內徘徊多時。富陽是三國孫權的故里,保留了許多古城的韻味。我穿越了條條小巷,然後登上鸛山,尋訪郁達夫墓園。徘徊在“春江第一樓”,憑欄俯眺富春江,觀看煙樹、白帆、翔鷗,流連忘返。直到黃昏時分,我乘末班車到了杭城,在夏月霄家盤桓了三天,到二哥家看望了母親。過了十月三日,估計險情已過,我回到了龍塢,不料即在當天晚上,再次被抓去關押了。這一次,二姐的情緒穩定些,她還讓三幼、卓妹(二姐與農民所生的女兒)送煮雞蛋給我充飢。這一次關押的人,除工匠等人數、身份有所變動外,其餘各位如杜婉珍、女富農等,仍然“人面桃花”!

王小毛家依然是傾巢而出,鋪蓋、煤爐,這一回既是患難相共,更是老友重逢了,就有了相互扶持之心,沉默的淑貞也開口說話了。王小毛髮牢騷說,淑貞和他結婚都十年了,戶口報不進不提,要求見個人、說個理,也都推委了事,沒人答理,可是運動一來,就當“盲流”來抓,也太不合理。我對王小毛說,若能採納我的意見,言聽計從,我可以幫助淑貞。王小毛睜大了眼睛。我說,第一步,明天一早派出所又要查詢、記錄和放人,放人時,你務必大膽賴着不走,爭取罪行“升級”上那輛郊區公安局開來的卡車,老婆兒女,鋪蓋煤爐都上去,不要害怕,堅決隨行。第二步,你既進了這個深似海的平時進不了的公安局大門,平時他不理你,這時,你不理他,等問你了,就面述詳情,農村戶口遷農村戶口,有什麼不可以的?只要他們點頭就能辦成。第三,他們不給你辦,你堅決不走,辦好了才走,死活賴着,千載良機,萬不可錯過。經反覆陳述利害,曉以大義,王小毛終於同意了我的安排。第二天一早,又是禮堂門口放張課桌,查詢、登記、訓斥、限令、放人……我眼看王小毛一家四口上了那輛卡車,才放心地踏着晨露回二姐家。

被押放行後約五六天,杭州岳墳有菊花展覽,我帶了孩子進城讓她們見識一下“酣秋”的盛景。不料在岳墳碰到了王小毛,郊區公安局離此不遠,他是出來為孩子們買饅頭的。我問了情況,他說公安局已答應遷辦。我讓他堅忍,住着不走,趁熱打鐵,咬住不放。要不然,元旦前夕,我們又要在龍塢中學禮堂一起過夜,又於事無補,何時了結?他肯定地點了點頭。我又教他若沒錢買饅頭,就讓孩子向公安人員求乞。

這一次與王小毛分別後,要等到1975年冬才再見面,那時我已在杭郊留下鎮的代銷店謀生。留下鎮到王小毛住的外桐塢約十五華里,同屬杭郊範圍,那時兩地尚未通公交車,外桐塢農民購買日用品可東去轉塘,亦可西來留下,都需步行。來留下需翻越大嶺(即西溪發源處)即可抵達。我所在的雜貨小店在留下鎮東頭較偏僻處。那一日王小毛正到店裡購物,近五年不見,相見之下,非常高興。他說通過那次奮鬥,淑貞與孩子的戶口都獲得了解決,生活較前安定多了,說淑貞對我心存感激,念念不忘,云云。自那日相遇後,過了幾天,王小毛又來看我了,帶了淑貞給我做的一雙鞋和一隻淑貞親手編的精緻竹籃,並若幹個糯米糰子。從此,王小毛不去轉塘購物了,他時來留下,時來看看我,淑貞總有東西帶給我吃,哪怕是幾塊紅薯。1976年清明節,王小毛夫婦邀我到外桐塢他家吃清明糰子。清明那天,我又邀同留下中學音樂老師尹俊玲同往,俊玲欣然答應。

俊玲父親也是“右派”,早死,寡母為浙大外語系教師。我在留下的某年春節,因為批鬥我,不准我離開留下,形同軟禁。大年三十那天,下午小店尚未打烊,尹俊玲與其同在留下中學任教的丈夫陳廣泰公然到我店中,當着幾個人的面邀我同度大年夜。我說,我是有罪之人,你們是教師,不怕連累?他倆說,正因為知道我不能與親人團聚過年,故特來邀請。留下中學教職工都回家過年了,他倆是住校的,校內空寂無人。那晚在俊玲宿舍,喝了酒,吃了肉,還到音樂教室由我彈琴,尹俊玲唱歌,歡愉感激之情,終生難忘!

尹俊玲是個美麗開朗的女子。那日到王小毛家,她穿了一件士林布藍罩衫,圍着大紅圍巾,我則穿了一件深藍粗布自製罩衫,緩步同行上山。將達大嶺之巔時,只見王小毛站在嶺頭相迎。西溪深處,林木茂盛,明末清初之時,曾為文士緇流寄跡之地,江元祚的橫山書樓即在近處,柳如是曾借寓於此。王小毛見我倆從叢林中出來,他幽默地說,還以為是仙女下凡哩!我不敢自比李白,但是王小毛待我之情,卻有深似桃花潭水的汪倫之情。

那日在王小毛家作客,淑貞忙於廚房,始終沒有上桌,同桌的尚有留下運輸隊阿奎師傅。阿奎嗜酒,語言詼諧,表情豐富。他說起與王小毛的交情已有多年了,某年冬季,他於杭州拉板車過大嶺赴留下,饑寒交迫,向在路邊的小毛家要塊紅薯充飢(紅薯在某些農村是窮人粗糧),不料小毛竟以飯食相待,從此訂交。可嘆的是,當年席上的阿奎師傅,次年患癌病死亡。我友俊玲患難之交,亦於次年死於紅斑狼瘡。外桐塢清明席上二友均已消逝,未能與我共享後日的太平日子。

1976年的清明節,杭州市內有祭奠周恩來一事。政府在調查時,凡進城的五類分子都被扣押審查,我不但沒有進城,反而入了山,得以無恙。這是王小毛救了我!

李民警的指點和乾爹的關切

再回頭敘述我自己解決戶口的過程。經過1970年“五一”、“十一”的關押後,轉眼又將到1971年的元旦。我想,等他們來抓我,不如我自己先去投案,因為我曾被迫答應過元旦之前離開龍塢的。

大約在12月下旬,某日下午,初冬的陽光很溫煦,從我二姐家龍塢村步行七華里經過周家浦、葉埠橋,即抵轉塘鎮派出所。一路是田疇風光,有一條從富陽、杭郊交界處龍門坎流下來的小溪,有石板橋。此流即經轉塘入錢塘江,我循溪西行。派出所內只有一位姓李的民警在值班,幾次關押,他已經認得我。我對他說,我既沒有錢,也不可能在近期離開龍塢,故來投案。他沉吟片刻後對我說,轉塘派出所上級郊區公安局每一季度接受一批外來戶口審批,你是否要試一試。以前我一直沒有提過之前曾落戶富平農村一事,只說自己是蘭州城市過來的,落戶農村要分口糧,農業社反而不會接受,轉塘鎮吃的是商品糧,現從大城市蘭州遷來,也是吃商品糧的,關鍵只在郊區公安機關的審批,不涉及農村的口糧問題,可能會好辦一些。他勸我不妨一試,但必須要有轉塘鎮上居民出面據理申請。我說我在轉塘鎮並不認識什麼人。李同志叫我想一想,良機不可失。

我忽然想起了一個賣菜籽的老農民方炳森。他家住轉塘街北端的車站附近,我每從城裡到龍塢,在此下車,然後再步行進山。汽車則繼續往南,經凌家橋、雙流往富陽。我常在他家寄存物件,借傘、還傘,有幾年的交往。我從蘭州回來或將往蘭州,也都和他說起。我告訴李同志,有這樣一位熟人,但不知他本人是否為居民戶口,若是農業戶口,就無可能。李同志讓我去試問一下。已是傍晚,我到了賣菜籽的老農家。他家是木板平房,很狹窄,前堂靠街,置放雜物農具,中間是臥室,隔出一條通道,可達後間廚房,廚房後門外是鎮上一條骯髒的小河流。臥室甚小,一張小方桌隔開一大一小兩張床,這裡也是起坐間。我如實對方老伯夫婦說明我目前的困境,他倆若能認我為女兒,即能出面為我申請團聚與居留。方老伯聽了忙說道:“這是件好事,我們如何不做,只是我們不識字,你就自己寫吧!寫好了我打手印。”於是我擬了稿子,稱老伯與我父是老友,從小認我為女,現在我在西北生活無依,故乾爹申請我回杭郊依他為生,云云。申請是以方老伯口吻寫的,寫完後讀與老伯夫婦聽,老伯欣然按了右手食指印。方老伯說,既然是乾女兒了,就在家吃了晚飯吧!冬日的夜晚來得早,他們留我住下,以便明日一早可以將申請書遞交派出所。那晚我與乾娘睡在大床上,我的腳冰冷,乾娘用一件破衣服給我裹好、焐熱。乾娘年輕時是轉塘鎮有名的美人,她性格外冷內熱,與人初交時並不熱情,但同住久了,分別時她要流淚。

第二天上午,我和乾爹向李同志遞交了申請書。乾爹其實是農業戶口,也照實與李同志說了,他說遞上去試試看吧!碰碰運氣吧!如果批不下來,他說,我應該考慮回到西北,別無他路了。

我離開轉塘回杭州等待消息。約過了一個多月,乾爹托人帶口訊到杭州,我趕迴轉塘,得知竟然批准了。次日我到派出所,要求給我一張准遷證,我才可以到西北遷戶口。李同志給我寫了一張便條式的准遷證,上書:准許周素子一家四口遷入杭州轉塘鎮。當天下午,我告別乾爹,準備儘快奔赴西北,辦理戶口事宜。在車站與乾爹告別時,他脫下身上的深藍色棉大衣,給我路上禦寒,他居然知道蘭州的冬天很冷。

到杭州只待了一二天,告別母親,只身前往陝西富平。我在申請書上寫我的戶口在蘭州市,其實二年前,我已落在陝西富平農村,我想把落在富平的戶口,退回蘭州,再由蘭州遷往杭州。雖前途未卜,但我還是勇往直前。從浙江到甘肅蘭州要經過浙江、江蘇、河南、陝西、甘肅五省,一個小老百姓的戶口,要在浙江、陝西、甘肅三省中折騰,而且都要靠我一個“有罪”之人完成!真是匪夷所思。

告別杭州時,沒有人送我,只有母親依閭相望,說聲“早日歸來”。我穿着乾爹的棉大衣,但腳上卻仍是一雙單鞋,我又將開始為戶口作無盡的奔波。

長安古道和跋涉於隴上

那時,從杭州赴西北,火車尚無直達,要在上海轉車,而且只有一條鐵路,是隴海線的延續。在這寒風凜冽的十二月底的隆冬中,在這應該家人團聚的年關,我卻只身前往。

在路上轉折了二天,先到了陝西富平。我得設法按計劃將落在富平的戶口退回蘭州。在富平白村,我住在白玉欣家,與他的父母同睡一個大炕。他們都理解我要回南方依親的想法,但他們也都真誠地挽留我,希望我在富平住下。有人說,即使今後陳朗從青海農場回來,富平有自種的煙葉,抽煙是不成問題的。

我寫了一張要求退出戶口的申請書,理由是我在富平沒有房子,缺乏勞動力,孩子幼小,舉目無親,而最主要的理由是杭州方面已同意我遷入,已有準遷證。白村生產大隊部在我的申請書上蓋了章,我又找到了公社辦事處。辦事處離白村三四里路,辦公室里只有一個青年辦事員,他神情嚴肅,看了我的申請書,說我和孩子的戶口,在1969年春已遷入農村,如何能退回去?他如果辦了,不是犯錯誤嗎?這次在富平,前後共住了二十八天,我天天到公社辦公室,但也就是這麼一點理由,都說完了,去了也不再開口,我就坐在辦公室門外的台階上。我一連二十多天的“無聲抗議”,那個年輕辦事員終於承受不了,大約在第二十五天的一個上午,他和我談話了。但是他說:“我不能把戶口退還給你,已經落下了都一年多了,如何退?我考慮把你的戶口,從這裡遷回蘭州,至於杭州方面是否接納你,我管不了。”就這樣,我拿着一紙從農村遷往城市的遷移證準備前往蘭州。

這一次是真正的離開富平了,白村的父老弟兄趕來為我送行。那個年代,最珍貴的東西就是糧食,尤其是在缺糧的西北。白村每家給我兩枚從炕洞裡煨出來合有芝麻葉的干餅,這種干餅放一月半月都不會變質。一年多年前,我曾為白村農民白廣地針灸治腹脹,故白廣地的八十多歲老祖母,還給我兩顆自家樹上長的大石榴,這是張騫從西域帶到長安的種子吧!我不忍心拿那麼多餅,也吃不了那麼多餅,每家收一枚吧,但不行,老百姓說,雙數是個吉利的數目,帶着吧!臨行時竟裝了一麻袋。白玉欣、白廣地再一次送我到了閻良火車站。我將在咸陽轉車西去。正是:“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我在咸陽上了一趟西去的慢車。列車一路上坡,爬行在貧脊荒涼的西北群山中。車到甘肅甘谷一帶,拿出�地��GT斬它的�的特別。而,也亙。GB。�到了�,要�是">孩子�。這裡的農民常在冬季農閒時到城市乞討,上車也不買車票,列車員也已司空見慣,農民上車就幫助列車員打掃衛生。農民既沒有行李鋪蓋,也沒帶糧食,更沒有悲戚的表情。他們像阮籍、劉伶一樣,以天地為屋宇。中國的農民對貧困與飢餓是如此從容,如此鎮靜!不久,他們和我也熟悉了,與我探討天水、蘭州等城市的狀況,徵詢去什麼地方乞討方便些。他們有些人在天水下車,有的和我一起抵達蘭州,而我隨身帶的這一麻袋干餅,成了我們共同的食糧。

到了蘭州,住進陳朗小友回族人馬士麟母親家裡。第二天,我先到原先遷出戶口的屬地派出所。派出所不予辦理,說哪有從別省農村遷回蘭州市的,豈不是天方夜譚?但是我說,我有杭州方面的准遷證啊!我不會在蘭州停留的,只是辦理轉戶口的手續而已。他們說解決不了,讓我去找蘭州市公安局。

接待我的張同志,三十多歲。萬萬想不到的是,我只找了他兩次,轉戶口的事就順利地解決了。我的杭州轉塘准遷證,雖然只是個“便條”,竟也起了作用。我想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只在蘭州作了一個中轉手續,不妨礙蘭州的任何利益。張同志起先並不肯開戶口遷移證,只同意在我的富平遷來的遷移證背面,寫上“同意轉遷杭州轉塘”的字樣。我對他說,蘭州、杭州相隔千山萬水,我一個婦女帶三個孩子,很不容易,既然已同意轉遷,就換一張直接自蘭州遷出的戶口證吧,免得另生枝節,發生麻煩。經我再三央求,張同志不但為我另開了一紙直接從蘭州遷往杭州轉塘的戶口證,而且他還給了我一張統一印刷的“光榮下鄉”證,以示我不是因懲罰而離城,是城市的疏散人口。但臨了張同志要我當場寫下一張字據給他,保證“若杭州報不上戶口,決不再回蘭州”。我當場寫下字據,交給了他,又去街道糧站遷出了糧食關係。

轉眼到了1971年初,春節漸近,我決定儘快南返。我沒有任何行李,也沒有手提袋,我將戶口證、光榮下鄉證放入貼身內衣里,外面仍裹着乾爹臨行前脫下的那件藍棉衣,兩手空空地上路了。乘火車南返的那天,小馬送我到車站,他跑去用糧票買了五個裝在塑料小網兜內的麵包,讓我路上充飢。車站售票處掛着“一周無票”的告示,而站上等車東去的人足有二三百。一輛從西寧開往北京的列車,從西寧出發到此,平時不過半天時間,可是已經晚點了二十多個小時了,火車被人圍困,動彈不了。車站既沒有管理人員,車上也沒有列車員出來,每節車廂門口都有數十人在往車上擠。

我必須擠進車廂去,我必須儘快地趕回杭州轉塘,全家的戶口在我的身上,孩子們的前途也在我的身上。小馬從後面推着我,我從人們肩上、背上、腋下,又踩又擠,奮力向前,手上的麵包全部擠成粉末,只剩下一個空網兜……大約是到了第二天下午吧,列車經過甘肅南部,出境入陝到了寶雞。一位從西寧上來的老太太雙腳不能着地被擠到現在,加上沒吃沒喝加上空氣稀薄,快要窒息了,她不斷呻吟,說她要死了。過道里有兩個也從西寧上來的年輕人,自告奮勇,準備在寶雞下車,為同患難的過道同胞弄點食物。大家擔心他們下車後,會擠不上車。兩人說,不怕,他們是運動員。他倆從寶雞下車,最後只擠回來一個,另一位就這樣被遺棄在寶雞了。擠回來的一位說,車站上什麼東西也沒有,他只買到一瓶酒。我們傳遞着酒瓶,每人喝了一小口。

當火車到達鄭州後,將北上北京。我則要到南方的杭州去,只能在此下車。鄭州車站照樣無人管理,售票處也掛着“一周內通往全國各地都無票”的告示。我走出車站外,又踱了回來。鄭州車站除了隴海線西來的火車外,尚有北京方面來車,比起蘭州機會多些,只要是往東的車我都準備往上爬,反正要正常買票上車已不可能。等我好不容易上了一輛自鄭州開往濟南的慢車時,已是第二天凌晨清晨6點多鐘。我打算在車抵徐州將折而北上時下車,再想法登上南去的列車。這列慢車居然還能找到座位,在車上還買到一個大餅,這是兩天前我自甘肅蘭州上車後,除那一口酒外第一次進食。來過查票的人,並不認真,混過去了。這趟車極慢,到了徐州,已是下午。這裡有從北京、天津方向開來的車,機會自然會多一些。我不敢出站,怕出去進不來,就在站台上等待北來、西來的車輛,隨時準備上去。在站台上我結識了兩個南京青年,他們是下放連雲港的支農青年,年終回南京過年。等到夜裡約11時許,有一輛自天津方向開來的車,我們三人互相幫助從車窗爬進車廂。當火車徐徐開動,心情稍微穩定時,我感到渾身乏力,頭暈噁心。大概因我的臉色很難看吧,兩位青年發覺了,我說我餓了,他倆給了我一個蘋果,吃完蘋果,感覺到恢復了一些體力。這是一個救命的蘋果。

火車將近南京,我想沒有車票,最終也是出不了上海站的,便主動找到列車長,說在車上遭偷竊了,物品車票都沒有了——我原本就雙手空空,一無所有。我出示了藏在貼胸內衣里的戶口遷移證和光榮下鄉證,說像我這樣的政府遣散人口是發給旅費的,我不會不買票。他又問我何處上車,我說蘭州,而不說較近的西安或是更近的鄭州、徐州。他相信了我的話,讓我補一張從南京到上海的車票,以便能在上海出站。在上海轉車赴杭州時,我在車上買了一杯啤酒,覺得酒力穿透八脈,似乎困得眼睛也睜不開了。車過杭嘉湖平原,原野中一片綠色生機,透露着富饒、平和,我慶幸我終於辦完所有手續,回到了杭州。

到了杭城韶華巷母親居處,我的一身骯髒與灰頭土臉,使母親不勝駭異。她讓我在廚房邊小房內脫下內衣褲並進行銷毀,她怕我把虱子帶入二哥家。

轉塘派出所又遇波折

從西北回杭的第二天,我到了轉塘乾爹處,由他陪着到當地派出所報戶口。沒見到李同志。原來,12月份我離開轉塘時,派出所的所長正在外地培訓,此時他回來了,他似乎已經清楚了我遷轉戶口的來龍去脈。我向他交上戶口遷移證、光榮下鄉證,以及那張原先李同志開給我的准遷證。他一律收下,然後面目冷峻地對我說,這張准遷證不是正規准遷證,宣告無效,又指責我以欺騙手法蒙蔽年輕的民警。他讓我第二天再到派出所,他們將開會討論這件事。當夜我仍住乾爹處,燈下乾娘在納鞋底,我則以彩色玻璃絲繩編織各種小動物。乾爹看着我,神情悲戚,他說,碰到這麼大事,不知悲傷,還編這個玩意兒。我說悲哀沒有用,我的命運註定不可能一帆風順!

次日清晨,乾爹又陪我到派出所。所長一言不發,拿出一個蓋有騎縫章的牛皮紙信封,是給蘭州市公安局的,冷冷地說:“不得私自拆看,否則一切後果自負!”我與乾爹拿着公函回家,乾娘又在納鞋底。我拿過她的大針,劃開蓋有騎縫章的公函封口。乾爹驚慌失措地說:“要坐監獄的,拆不得。”我安慰他說:“幾千里路的往返,我看了才能計劃下一步該如何走!”封內除了一紙戶口遷移證外(光榮證與准遷證被他們扣下了),還有一封致蘭州公安局的公函,上寫“從你處遷來的周素子一家四口,堅決不願在轉塘落戶,經過說服無效,只得將該周一家退回你處”,云云。我將公函念給乾爹聽,乾爹目瞪口呆,搖頭嘆息。我重新封好封口,又讓乾爹陪我去派出所,當着所長的面,我把這封公函重重摔在他的辦公桌上,聲稱:“我堅決不回蘭州,要在轉塘落戶!”所長問我:“你拆看過了?”我反問他道:“內中有何見不得人的東西?”他咬牙切齒道:“你是‘右派’,你想翻天?”我說:“‘右派’也是中國人,在中國有居住權。”他說:“你回蘭州去。”我說:“可以,但必須由你五花大綁押送回去,交給對方驗收,否則對方不收,如何辦?我沒有那麼多路費錢!”他吵不過我,惱羞成怒,幾次按腰上的匣子槍,一副要斃了我的架勢……回家路上,乾爹一直埋怨我。

是呀!以前沒有戶口,尚有糧食關係,每月尚有糧票購糧,現在全遷過來了,拔了老根了。但我不想哀求,哀求是沒有用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我尚保留了一點人的尊嚴,正為“塞翁失馬”而慶幸!如我沒有作過“早請示”、“晚匯報”,沒有唱過“語錄歌”,沒有跳過“忠字舞”,因為我是“右派”,我沒有資格做這些事,也正因為是“右派”,我從沒有整過別人,打過別人的小報告,現在我又如何肯向一個派出所所長哀求呢?

我為戶口所作的努力,我的辛苦都成了一場悲喜劇。隨後我到龍塢鄉下看望了二姐,再回到母親身邊。在鄭州車站凍傷的右腳大趾,一直疼痛,並開始紅腫,終致發燒臥床。這處傷痛後來伴隨了我十多年,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得到治療,那是後話。等到此次腫痛漸愈能起床行走時,我又再次為落戶口而作漫長的奔波煎熬。至於那個同情我的轉塘派出所李同志,後來知道他因此受了處分,調往別處,從此我再沒有見到他。我一直感到對他的負疚。

趁着腳傷在母親的斗室里養病的期間,我對落實我們母女四人的戶口作了反覆思考,我們何去何從?要想落在轉塘似已經無望,何況我又與派出所所長劍拔弩張地吵了架。要回蘭州吧,也不可能,因為本來我就在“黑九類”中,勒令離城之範圍內。後來從富平遷回蘭州,轉遷杭州,蘭州方面是網開一面,放我一條生路,我也簽下了“若在杭州報不上戶口絕不回蘭州”的保證書。富平待我不薄,但在公社不同意我將戶口退回蘭州時,我曾經磨難了公社幹部二十多天,說杭州方面已經准許我遷入。現在轉塘派出所的公函說我“堅決不願在轉塘落戶”,我如何拿給富平方面看?

我只得向政府部門申訴。以我的身份條件,我不敢選擇落戶地點,我只問我們四人究竟該落戶何處?轉塘屬於杭州郊區,我先找杭州市一級的政府部門,如市政府、市信訪辦公室等。但我手頭沒有任何證據,轉塘准遷證與蘭州方面的光榮下鄉證,已被轉塘派出所沒收。我的戶口遷移證與轉塘派出所那張說謊公函已被我摔回到派出所所長辦公桌上了。我只能按事實,口頭訴說了。但是經過多次奔波,那些辦事人員的口氣都如出一轍,都說人民的公安機關,不可能出現這種出爾反爾的情況,不會如此不負責任。轉塘派出所或郊區公安局近在咫尺,但他們不打個電話問問,他們並不想幫助解決問題。上訪的人太多了,他們只想儘快打發了事。

省“信訪辦”的插手

沒有辦法,我只得向省一級政府申訴。所有的辦事人員對這些來自下層的上訪者,都是一臉嚴肅,未經開口,已拒之於千里之外。那段時間,不到找政府部門時,我住鄉下二姐家,幫二姐燒飯、補衣、打豬草、挑水。茶忙時,與她一起採茶葉。若在進城上訪的日子裡,我白天除上訪的時間外,則在母親處幫助她帶孫女做家務。此時二幼因在城裡上學,住在母親處。二嫂不歡迎我住在她家,故夜晚則住吳山南麓老同學夏月霄家。夏月霄為浙江永康人,是我杭州師範的老同學,她有個貧農出身的“護身符”,加之熱情、開朗,所以她敢接待我。

有一天,我上訪省政府,再一次毫無收穫。歸途經過西湖邊六公園,見到附近有一所大建築,後來闢為省政協辦事處。當時門口掛一塊牌子,是“浙江省人民來信來訪辦公室”。轉塘屬杭州市,有市一級“信訪辦”,所以我以前沒有進這省一級的,現在走投無路,不妨進去一試。不愧是省級的信訪辦,大廳很高大,上訪的人也相當擁擠,大廳盡頭擺幾張很大的桌子,有四五個辦事人員在當值。接待我的辦事人員,是位態度和藹有些書生氣的人,這是我以前從沒遇到過的。我向他述說我的遭遇,我要求有一個落戶之處,無論何處。我還建議說,近日看報,見省政府正號召民眾遷往浙西人口稀少區,若有可能,我願意去。還有浙江知識青年到邊疆落戶,我才三十多歲,是否也可以同往那邊?這位辦事人員一直很認真地聽我敘述。聽我說完,他感嘆道,看到我,使他想起了《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他覺得我只要求一個落腳點,要求並不高,很合理。但是他說,一個婦女帶三個女孩,無論到浙西山區,或是邊疆生活,都是不現實的。最後他說,我們第一步先解決吃飯問題。於是,他為我開了條子,讓我到臥龍橋郊區公安局轉批糧站,先領取糧票。他說第二步由他們向郊區公安機關,乃至轉塘派出所做工作,重新接納我落戶。但他說,我離開陝西富平是很可惜的,西北的人民較善良。我真想不到一天之內,我的戶口問題竟在省信訪辦獲得了初步解決。我只怕這張條子會失效,出了省信訪辦的大門,便直奔金沙港臥龍橋。當郊區公安局轉批讓我到凌家橋糧站領取四人糧票時,我才放下了懸着的這顆心。此時,我已經八個月沒有領到糧票了。

凌家橋在轉塘附近,是在往富陽的公路上。領了糧票,我即回二姐家中,這時已是月底,沒有過幾天就又是月初了,我想是不是每月都批給我呢?我又到省信訪辦拿批示條子,果然又領到了糧票。“民以食為天”,即便一時報不上戶口,我的心也鬆弛多了。當我再一次到省信訪辦時,那位辦事人員讓我到轉塘找一個住處,務必在轉塘住下來,以便於他們做工作。但我很為難,因為我在轉塘無以為生,我連一張床、一個煤球爐都沒有。關鍵是我怕那個派出所所長會報復我,再說,最後戶口報不上,我不是又白費力了。但是,辦事人員說,既然讓我去住了,肯定不會讓我再次離開。得到這句肯定的話後,我才準備和孩子們移住轉塘。

住進水安一家的破茅屋

乾爹邀我住在他的老房子裡,他已與乾娘住到同一條街上女兒皎英所買的房子裡。皎英在西湖區商業局任會計,平日住在岳墳一帶。皎英丈夫是位軍人,在江蘇南通部隊。原先的老屋堆放了一些農具和乾爹裝菜籽的籮筐和一些瓶瓶罐罐。能依附乾爹居住,本來是件很好的事情。不料在入住的那天,乾爹的大兒子和大孫子,住在另外新屋裡的,氣勢洶洶地趕來,聲言,絕對不能讓反革命分子住入他們家中。我在門外聽到乾爹和他們的爭吵聲,趕快進去,向乾爹表態,不能影響他的家庭和睦,表示不擬入住。最後,還是經過乾爹再三考慮,覺得只能住到轉塘西頭田埂邊的一貧如洗、又凶又窮的水安家裡為妥。水安雖然是個“流氓無產者”,但他家有一個自杭州來此避難的女人和三個孩子,乾爹認為我們母女四人可保平安無虞,也只有他家不會嫌我。乾爹和水安一商量,他果然同意了。就這樣,我們就住到了水安的破茅草屋裡,等待着派出所的佳訊。約住了近一個月,接到訊息,派出所讓我去一趟。進門,只見所長橫眉相對,厲聲說:“讓你報戶口,還要請。”然後摔過一張表格讓我填寫,在“社會關係”一欄上,要我填上我們一家的政治面貌。其實,這些他已經了解得很清楚,我拒絕填寫。我說落戶憑戶口證,填寫社會關係不在此範圍內,一定要填,就由派出所填寫吧。他對我沒有辦法,咬牙切齒地說“好個厲害的周素子”。

就這樣,在上級機關的壓力下,轉塘派出所不得不重新接納了我們母女四人戶口,我們成了轉塘居民,在轉塘住了下來。而我在轉塘找不到一口飯吃,連睡覺的床都是二姐讓農民姐夫挑來給我的,我只買了一隻煤爐。我時常跑凌家橋公社辦公室,要求公社分派工作,一直沒有下文。後來經夏月霄介紹,私下跟人學了裁剪,那時私人教授裁剪也是非法的。又重拾為人針灸治病等技能,換取一點青菜、紅薯(不能收現金,否則就是“資本主義尾巴”,要批鬥的)。

水安為浙江諸暨人,幼年時隨母親要飯至轉塘,定居於此。其母在幾年前去世了,他獨身一人,不喜種地,在轉塘修建隊當農工,出工不多,收入甚微。所住的一通間茅屋,幾經秋風所破,到處漏雨,他也不修補,四圈的泥牆土壁,露出夯木的空洞,野草藤蘿都長入室內。水安從不涮牙,一口黃板牙;從不洗腳,兩隻黑腳。就這樣,他居然有一個非常漂亮的老婆。這個老婆帶來一雙兒女,又和水安生了一個兒子,居然雍容一室。我搬入後,用竹籬笆間隔:水安一家五口居西頭,兩張竹片床,沒有帳子,也沒有被褥;我居東頭,二姐給我一張大床居然還掛上帳子,但是飯灶在我這一頭。中間是那張唯一的家具木桌,大家吃飯都在此。整個轉塘鎮,只有水安家沒有電燈,用一盞墨水瓶做的煤油燈,冒着黑煙。我們最怕下雨,外面雨停了,裡面還在漏。有一個雨夜,屋內無處不漏雨,我們母女四人就擁擠着蜷縮了一夜。那時因為有了住處,二幼等即被遣迴轉塘上學,不久因母親哀憐,又重返杭城。

水安的妻子小方,原是杭州市兒童醫院的護士,她的前夫即是該醫院院長。抗美援朝時,院長曾赴朝鮮戰場,復員時帶回一支手槍沒捨得上交,後來在某次政治運動中經人揭發,被判處勞動改造十年。當時的小方已有了一男一女,又因體弱多病,辭職在家。她因親母早死,與繼母關係不好,丈夫勞改後,幾年下來,連變賣的東西也沒有了,曾冒險做過小生意,最後實在無法生活,經人介紹,到水安的茅屋裡尋覓一口飯吃。以她的相貌,她完全可以嫁一個好農民,甚至好工人,她之不願意嫁入好人家,只想尋求暫時的庇護,是想等待丈夫歸來團聚。一開始,她沒有與水安結婚,到孩子都五歲了,口糧發生問題,又對丈夫的等待漸次失望了,才同意與水安辦了結婚手續。她說,她到水安家的第一頓飯,水安也是向鄰居家借來款待她的。生活對人的磨練是巨大的,小方也不刷牙,一口黃牙,吃的水也不去井裡挑,就在門口那條通轉塘街的人們用來淘米、涮馬桶的小河裡,用破臉盆勺入水缸(當然我們也吃這缸里的水)。我們兩家後來不但一缸吃水,還一個米袋吃米。水安家常常斷糧,向我借米,後來不用借,只要有米自由來取,不分彼此。小方的大兒子叫阿偉,女兒叫阿英,常去採集地皮、野菜,摸些螺螄充當菜餚,我們也一起享受,倒從來沒有為“經濟”發生過任何意見。

就是我住在水安茅舍里的那年,小方的前夫勞改十年後刑滿釋放。他在故鄉浙江臨海寫信給小方,相約於某日前來轉塘看望小方與兩個孩子。水安不識字,小方編了個故事,說是孩子的“小叔”到杭城公幹,要接孩子們進城玩幾天。只有我知道真相。那天進城,小方與孩子沒有像樣些的衣服,連襪子都是向木良嫂借來的。我目睹了他們十年離別後,在破茅舍里患難夫妻的會面,竟是那麼平靜!水安招待“小叔”吃了中飯,“小叔”他們就進城去了,住了三夜。

在小方迴轉塘約半個月後,又與“小叔”約會。這一次,他們相偕逃回到老家臨海去了,而且還帶走了水安的親生子阿龍。在小方離開後不久,我住到了水安隔壁的茅舍冬梅家裡。之後,水安與小方為離婚事打了多年的官司,他們還在轉塘車站演了一場“奪兒”的戲。這時,我已得到了公社的勞工分配,到了留下供銷社代銷店工作,每次迴轉塘看乾爹、乾娘,都能聽到關於小方的消息。先是小方與水安終於離婚成功,並與前夫復婚,但阿龍歸了水安。以後,小方愛子心切,常來轉塘探視阿龍,來時給水安洗涮縫補,有時也接阿龍到臨海去住。但我卻從此再未見到小方。

1980年代初,乾爹已去世,乾娘搬到岳墳女兒皎英家了。我和陳朗到轉塘看望了水安。水安正臥病在床,原茅屋所在已翻建新磚瓦樓房不久,將要為阿龍成親了。阿龍酷似其母,五官端正清秀,沉默寡言。問起小方,水安說,她常來轉塘。在水安身上見不出悲哀的影子,他也認命了。

我從1969年被迫離開蘭州,下放到了陝西富平農村,於1971年戶口落到杭州郊區轉塘鎮,期間在留下、何家河頭等鄉村代銷店工作了八年,至1978年12月因“落實政策”,戶口轉到了杭州機械工業學校所在地的上天竺,至1982年因當時的全國性戶口普查需要,我這才又遷入當時我們所居住的杭州市武林路武林村二弄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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