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天津，家裡人卻是來自各地。外婆家是四川人，外公家是湖南人，奶奶家裡是山東人。老一輩的兄弟姐妹家裡有浙江人、湖北人、上海人、江蘇人，還有哪兒的我都不記得了。單說下面這一代，家裡孩子都不少。我的爹媽小時都在上海長大。鬼使神差地兩大家子人不約而同地都在解放前跑到天津地幹活。後來爹媽這一輩人結婚的對象有廣東人、天津人、北京人、甘肅人、河北人，還有當年的愛國華僑。且不說後來文革中這兩個原本在上海屁也不算家庭的到了天津卻成了鬥爭的對象。光這兩大家子人逢年過節，紅白喜事見面聊天就夠熱鬧的。上百號人見面都能認出來的不多。你管我叫一聲舅舅，我回答謝謝老伯。把人家的媳婦張冠李戴，吃飯的時候硬是把三妗子的孩子安排在八舅母旁邊，為的是讓她媽媽招呼着方便的現象已經司空見慣。我當然最不能適應的是我爹老讓我管那個比他還大的人叫哥哥。我總是紅着臉叫了哥哥，趁我爹一扭頭就改口叫叔叔。

生活中的不便挺多。

首先是到底該管姥爺叫爺爺，還是叫姥爺，還是叫外公對我來說從小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外交問題。我自己的爺爺也就是奶奶的丈夫，我從來就沒見過。我媽家是南方人，說姥爺就應該叫爺爺。見了姥爺的面喊姥爺，他聽着不習慣，還以為我是在喊別人。可是到了奶奶家，爺爺二字一出口，奶奶就不幹了，說你爺爺早死了，你老這麼喊不像話。權衡利弊，我到了我爹這邊就管姥爺叫姥爺，到了我媽那邊就管姥爺叫爺爺。

第二是姥姥到底是該叫姥姥，還是叫外婆還是叫婆婆。我媽媽那邊的南方人把外婆叫婆婆，管自己的外婆叫外婆那就太見外了，北方人則叫姥姥。從小在家裡叫婆婆習慣了，也沒有什麼。一上小學麻煩了，無意中婆婆一出口，就成了笑柄。一傳世十傳百，全校的小學生都知道黃毛丫頭問題多還沒結婚就有婆婆了。嚇得我趕緊改口，在外人面前管姥姥叫姥姥，在家裡管姥姥叫婆婆。

後來鄰居一家上海人，管姥姥叫阿婆。按理說跟我的婆婆挺接近，所以我挺喜歡這家人。他們平時說話都是普通話。這家的兒子喊阿婆的時候是上海話：“阿（3聲）不（1聲）”。這個兒子是個老實孩子，跟我差不多大，卻比我矮不少。我這個家裡家外受氣的黃毛丫頭，自然不能放過報復社會的機會，趁他們家大人不在的時候，小聲說：“什麼阿不阿不的，聽着像放屁。”小男孩兒紅了臉，下次在我面前提到他姥姥的時候，也說姥姥。有一次我們在外面玩，小男孩兒的姥姥來了。只聽他一聲：“阿--姥姥”。那姥姥嘰嘰喳喳一通上海話，我是什麼也沒聽懂，覺得她肯定是對當上了姥姥有所不滿。

第三是我自己的稱呼問題始終沒解決。來自南方的婆婆家給我起的小名，到了北方的奶奶家聽着說不吉利。所以，我在婆婆家是“問題多”，到了奶奶家就成了“樂掉牙”。

第四是自己家裡人說話常常方言詞彙亂串。奶奶的山東口音很重，管東西叫營生兒（ying sier)。我聽着彆扭，總覺得那和蒼蠅是一種東西。四川的婆婆一說六就是“漏”。湖南的爺爺更要命了，茄子非說成是瘸子。小時候每次跟他們出去我總擔心，害怕他們動不動就給我丟人。

現在三位老人都不在世了。偶爾想起奶奶住着雙拐滿屋追着給我腦門上貼膏藥，就是為了讓我腦袋上的那個“營生兒快嘸了”；婆婆拿着小棍兒追着我到廁所門口，就是因為我“不洗捻”；爺爺（不是奶奶的丈夫，是婆婆的丈夫）釣上來13斤半的大魚，在樓下用湖南話學高英培喊“問題多，問題多，快那大木盆來！”。

哎，這些南腔北調到現在就像煎餅果子的香味一樣，不時繞到腦袋前面來。仔細想想，“真(zen)哏兒”。

恢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