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莉爾·克勞(Sheryl Crow)一出道時就引起了轟動，因為她趕上了女權主義“濫情”時代。8年前，女歌手們突然都放棄了溫情，以一副欲與男人試比高的勁頭沖向了歌壇。克勞憑藉她多年為搖滾歌星伴唱的經驗出版了處女作《星期二音樂夜總會》(Tuesday Night Music Club)成為當時很受關注的新秀，那首《我要做的一切》(All I Wanna Do)也成了熱門
歌曲。在當時，似乎有個慣例，在每一名女歌手的背後，總有一個著名的製作人。克勞也不例外，比爾·波特雷爾讓她這張唱片增色不少。另外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很多女歌手的唱片女人味都不足，歌中更多是在探討女人的獨立意識和向男權挑戰，聽上去都有些咄咄逼人。最著名的一句歌詞就是年僅23歲的阿拉尼斯·莫里塞特的“你在干她的時候是否想到了我？”克勞的唱片也不例外，不過這樣也好，讓人在那個時期暫時免去了不少無聊情歌的騷擾。

　　不過後來，克勞很快意識到，波特雷爾對她的音樂突破是個障礙。她很快就中止了與波特雷爾的合作，第二張專輯乾脆自己操刀，果然，風格大變，人們看到的不再是一個小女人的克勞，而是一個透着稜角和陽剛的克勞，幾乎所有人都對她轉向搖滾而歡呼，這使克勞更堅定了自己的方向。但隨後的專輯導致評論界的失語讓克勞變得很尷尬，在3年時間裡，克勞沒有再出版專輯。

　　今年的新專輯《來吧，來吧》(C'Mon, C'Mon)又讓評論界感到有些意外，一些主流媒體對該專輯盛讚有加，而一些小媒體則對它感到失望。兩類媒體分歧的焦點在“商業”這個問題上，傳統主流媒體認為這才是克勞的成熟、巔峰之作，一張見證她成長的專輯，一張完全可以使她步入巨星地位的專輯。而小媒體則把克勞當成了一個匠人，稱這張唱片是“被打磨得油光水滑，毫無創新的專輯”。顯然，這些對克勞來說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克勞能成熟地把握住自己，她開始回歸到70年代經典搖滾時代，專輯中幾乎沒有新的音樂元素，相反倒能從中聽出不少30年前的音樂影子。這也是為什麼像《娛樂周刊》這樣的雜誌好評如潮的原因，他們稱專輯“比美國志還通俗”。克勞在專輯中動用了龐大的製作群體，同時也請來了埃米盧·哈里斯、唐·亨利、倫尼·克拉維茲、娜塔利·麥恩斯、史蒂夫·尼克斯、利茲·費爾等新老巨星為其點綴。綠葉在眾多紅花映襯下顯得格外綠。當民謠、鄉村音樂和老搖滾匯聚在一起的時候，我們仿佛嗅到了步入中年的克勞身上散發出的女人味道。《沐日光浴》(Soak Up the Sun)中那種慵懶、閒散的感覺似乎是她未來的寫照。沒有了尖銳，克勞這次想做一回女人。

　　與此同時，我從另一張專輯中聽到了一個不甘寂寞的女人心聲，她就是瑪麗安娜·費思福爾(Marianne Faithfull)。這是個老女人的聲音，從她一開口唱歌那天起，她的聲音就老了，隨着時光流逝，她的沙啞歌聲中又多了一層厚厚的老繭。與克勞不同，費思福爾在音樂上始終無法使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的女人。60年代，她作為“滾石”樂隊主唱米克·賈格爾的女友亮相在公眾面前，當時這個年輕美貌的女子在一次警察查抄“滾石”樂隊吸毒行動中使她在媒體上曝光，於是“天使與魔鬼”的稱呼不脛而走。四十多年來，費思福爾沉沉浮浮，命運始終繫於男人手中，她演唱的歌曲中，大都是歌壇巨星們的手筆，沒有誰能像她這樣有如此的面子，很多人都願把最好的歌曲送給她演唱。從當年的賈格爾、列儂到今天的貝克、比利·科根，無一不在為她“度身定製”。

　　歲月讓這個女人走進了老年，在最新專輯《接吻時刻》(Kissin' Time)中，一種莫名的孤獨在侵襲她，她像是一朵沒有春天的野百合，在寂寞中老去、褪色。雖然歌壇鬼才貝克竭力在為她塗上時尚的電子色彩，但掩飾不住時間的殘忍，她孤獨地唱着“這是與陌生人性愛的時刻”，散發出的不過是陳腐的香水味道。

　　該專輯裡有一首原“韻律操”樂隊戴夫·斯圖爾特寫的《尼科之歌》(Song For Nico)，尼科，一個和費思福爾有着類似經歷的女人，費思福爾想起紀念這個女人，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從她的歌聲中，仿佛聽出了對舊事回憶的傷感。

　　雖然專輯中的歌曲來自不同作者，但他們都能很好地抓住相同感覺，那就是揮之不去的傷感和孤獨。它們從費思福爾早已有褶皺的歌喉中唱出，像是一個老婦人在向晚輩講述她過去曾經流光溢彩的歲月。但也正如她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說的那樣:“我很孤獨，很多人都不喜歡我。”

　　其實，從當年“滾石”樂隊經理人發現這位美麗的女孩那天起，似乎就註定她此生將成為一個玩偶角色，甚至，在她出版第11張專輯時，人們還是把她這裡當成一個實驗田。費思福爾說:“我不是每個人手中的一杯茶。”那她是什麼呢？

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