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把我當作政治代名詞，但我自己不這樣看，我究竟是誰，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我應該是不曾被評判的??我實在也講不清楚多少政治”

　　沉默30年後，一本《黃帥心語》把她再次帶到公眾面前，當記者們要求採訪的電話此起彼伏的時候，她依然如前言所寫的，“懼怕記者”“拒絕記者”。

　　“對於在文革中受到精神創傷的人，你的書也許能安慰他們。”黃帥沉默了片刻，不再拒絕。就這樣，記者在北京工業大學的辦公室里，見到了一點也不帥的黃帥 ——粉色小外套，直直的披肩發，圓圓的眼鏡，再加上嘴角淺淺的笑，眼梢淡淡的愁，她有着和年齡不相符的清純，簡直像一個涉世不深的女性——但是，她的經歷提醒我，她不在此列。

“寵辱不驚”，黃帥正在給朋友發郵件，這是郵件的主題，她說，“這是我一生都得修煉的主題，我一步一步在提高，希望讀者能在書裡看到。”

與痛為伴

正如此書的編輯丁山所言，“在黃帥的書裡能看到隱隱的自虐傾向”，她常常詩意地寫着親情、友情，突然就筆鋒一轉，說起痛苦，說起“每隔一段時間，我總要莫名其妙地放下手中的一切，一心想陪伴一下心中的痛苦。”

那個痛苦到底是什麼？對於“文革”，對於政治，書中幾乎隻字未提。面對記者的追問，她也只說，“離家破人亡，只差半步。”從12歲被捧為“小闖將”，到16歲被罵作“小爬蟲”，她的青春期經歷了太多寵辱，有些後遺症，比如恐高，註定不會好了。

高考前夕，是她最絕望的時候，那段時間，雖然患有嚴重的偏頭疼和眼疾，但她希望痛苦乾脆來得更猛吧，甚至盼着自己腦子出問題，糊塗了就不會感覺有痛苦了。

有一天媽媽不在家，只有妹妹在，她大喊了一句：“靠邊，我要跳樓！”年幼的妹妹“唰”地一下就閃開了。她走到陽台，突然覺得不對勁兒，怎麼姐姐要跳樓妹妹就讓你跳啊？於是，她返回身來就把妹妹痛打了一頓。然後，緊緊地抱着妹妹痛哭，從此，她落下了恐高症。

給父母造成的傷害則是她的“痛中之痛”。

成名的時候，有太多的“叔叔”“阿姨”領着她走上歷史的舞台，但是當黃帥落難後，那些過去推崇她，抬舉她的人，批她的口號喊的最響，全部責任一古腦推到了她從事科學工作的父母身上。“太悲哀了，人性太悲哀了”，這是黃帥對命運的感嘆。

黃帥覺得最對不起的人，是父親。當年，他被定性為“敵我矛盾”，開除黨籍，身陷囹圄，勞動改造。剃光頭、挨批鬥，人們以“文革”中的語言和方式發泄着對“文革”的怨恨，這個錯誤直到1981年，黃帥給胡耀邦寫信之後，才得到糾正。

“我是一個被時代劃傷的人。”年輕時代的她，無心打扮，無空玩耍，小小年紀就學會了“自覺沉重”。

愚女移山

“過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我背着這座山長大。”黃帥就這樣一步一步走來。

1979年她剛被北工大計算機系錄取，第二天，輿論就展開了關於黃帥能不能上大學的爭論。

1988年，黃帥隨着“留學潮”自費赴日本留學，在日本，她獲得了東京大學碩士學位，後進入日本三和研究所工作，並在1996年有了自己的兒子，像許多日本女性一樣，她做了兩年安逸的家庭主婦。

1998年，作為長女，黃帥選擇了回家，在主動和國內聯繫後，母校北工大熱情地接納了她。剛回來那會兒，人家跟她聊天，總愛往人生、歷史、民族，這些大的話題上扯，而她打心眼裡不感興趣。

2006年她出書了，《黃帥心語》不過是人生感悟的閒適小品，但媒體總要問她對於“文革”的反思。

“別人把我當作為一個符號，當作政治代名詞，但我自己不這樣看，我究竟是誰，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我應該是不曾被評判的。別人期待我去講歷史，但是我腦子裡的構成偏不是歷史事件，我關心的是親情，友情，這才是真正的我，我實在講不清楚多少政治。”

新書出版後，面對太多關於往事的追問，黃帥無奈地說，“以後有什麼話，看來只能寫給自己了。”

別人提起舊事，她被迫回憶，殊不知，因為回憶，她可能一周、一天，或者數小時不能自拔。雖然恢復的時間在縮短，但當“過去”回來找她的時候，她只能在萬籟俱寂的深夜，躲進“過去”哭泣。

從小學到現在，黃帥一直在寫日記，雖然母親曾經跪着求她不要寫，雖然她也曾撕過燒過，但她不能停筆，因為 “寫着寫着自己就釋懷了，寫着寫着就可以放筆了”，日記是她的心理醫生，她在訴說中，治療了自己。

今天的黃帥，為父母的病焦慮着，為10歲兒子的聰明驕傲着，心甘情願把自己融化在父母、丈夫、兒子、朋友們中，她覺得這才是真實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