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以前，我20歲，對文字之美極其敏感。那時，我喜歡川端康成，也喜歡蘇童，他們那種憂鬱到神經質地步的悽美，令我迷醉。然而，我漸漸發現，那種過於驚艷的語言，幾乎必然地會導致嚴重的自戀，而寫作者，將在越陷越深的自戀中，把自己臆想成全能的上帝，我認為這是危險的，它可能使你在似錦繁花中迷失寫作最本原的目的。

　　此後兩年裡，我開始對先鋒作家們普遍地感到失望：蘇童永遠在自怨自艾，馬原早已無疾而終，格非陷入了自設的迷宮，至於余華，當我在讀了卡夫卡的《鄉村醫生》之後，我再也不認為，《十八歲出門遠行》是一篇多麼出色的“原創作品”了。於是，我想擺脫先鋒作家的影響，寫一篇對自己的青春期作一個總結的小說，即《禁忌遊戲》。然而，在逃離語言的誘惑的同時，我卻陷入了另一種“形式之美”的禁錮，即逐漸沉醉於對小說結構的把玩。對結構的極度關注，令我幾乎完全不再考慮語言之美了。

　　這樣都不好。但我無力自拔。我發現，對於每一個真正熱愛小說的寫作者而言，或遲或早，都會遇到這個無法迴避的磨難——在形式(包括語言和結構)與“內核”的側重上，你究竟何去何從？我感覺，自己正漸漸接近了某種“內核”，但我卻夠不着它，這令我沮喪。隨後，我大學畢業，進入共產黨某宣傳機關工作，先是為瑣事忙碌，後是為住房奔波，99年又下派扶貧。所以，自96至99年，我沒有寫過一篇完整的小說。甚至也很少再閱讀小說作品。

　　但那段時間，在偶爾的小說閱讀中，有兩篇小說觸動了我。一篇是蘇童的，名字記不大清了，象是叫《神女峰》，其中，蘇童似乎企圖對自己既往的模式來一個變革，但最終，他對語言惟美主義的過度依戀、對敘述手段的過於嫻熟，反而傷害了他的目標。那篇小說，成了與太平軍的“北征”類似的不了了之的奮鬥，而蘇童，此後也似乎再沒進行過類似的“北征”了。

　　另一篇是余華的《祖先》，它發表在《江南》雜誌90年代初的某一期上，但我直到90年代後期才在舊書市場看到。我買會那本舊雜誌，一看，就被震憾了。《祖先》似乎同樣沒有引起評論者們的足夠重視。但那其實標誌着余華似乎打勝了他心中“形式與內核”的戰爭，他在那之後，寫出《活着》這樣真正優秀的作品，只是時間問題了。

　　余華，正因為觸及了“內核”，所以他正在成為可能意義上的大師——儘管《許三觀賣血記》削弱了這種可能；而蘇童，正因為過於迷戀形式之美，所以他在寫作水平越來越高的同時，正在離大師的坐標越來越遠。當然，我從來不認為“成為大師”應該是個目標——那本來就是一件無心插柳的事。況且，寫作的態度、目的、受眾本來就該豐富多彩，三流作家的大量存在，是永遠的必然，是文明的規律。但是，我的確為蘇童惋惜。

　　蘇童和余華各自內心的“戰爭”，使我開始更認真地考慮，我必須找到一個支撐我的小說乃至我的靈魂的精神上的東西，我姑且稱之為“內核”吧。每個人的內核是不一樣的，我的是什麼樣的呢？可惜，到今天我仍不知道，這使我常常懷疑自己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及格的小說寫作者的可能。不過，坦率地說，即使我真的及格，我一點也不打算當一個“作家”。有時我想，哪一天，我離開了現在的工作單位，我可能會去當律師，當廣告人，當經紀人……如果以上都失敗了(由於我雖然聰明，但性格怪異，故存在此可能)，我就當三輪車夫，或者去擦皮鞋，家裡急缺錢的時候，我就去賣血。但是，我絕對不會去當“作家”！我這麼說，大多數人會以為是指不“賣文”，這是從古代的士人到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習慣的理解。其實這麼想就太狹隘了。“馬無夜草不肥”，我當然也希望寫作這棵“夜草”能使我富裕起來，為了發表，我同樣願意改變自己的趣味。所謂“賣血”，只是在我的文章經過我本人媚俗化的修改後仍然賣不出去，而同時我的“主營業務”又出現赤字的特殊情況下無奈的選擇，否則我賣什麼血呢？我又不是“多血症”！我想說的是，寫作即便可以給人帶來財富，也不應是一個職業！充其量只能是個副業！

　　只有寫作成為一個副業，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寫作上的自由。我對於時下流行的那種“平靜的、不露聲色的、冷靜的、有節制的、淡淡的……”敘述風格越來越深惡痛絕。當然，那種敘事方式不失為一種多年來積累出來的好方法，我時不時也要用一下。但如果把它作為一種標準，就太不尊重人權(含發明創造權)了！現在，文字稍微活潑、粗造或野蠻一點，就可能被認為是“文筆不老成、不老練”，我要敬告那些所謂作家，除了搞政治陰謀之外，沒有一樣東西的檢驗標準是“四平八穩，八面玲瓏”。

　　我的某些文字將涉及“手淫”、“自殘”、“性慾宣泄”等“上不了正台”的細節，我這麼寫，並非開玩笑，恰恰相反，對此我非常嚴肅——我一直認為，小說與生活之間，不存在誰高於誰的問題，小說也未必都要真實地記錄生活，但是，真正的小說，應當“映射”生活。生活中真實發生過的，尤其是反覆發生的事情，必定都反射着人性的某一面，因此都是小說的敘述對象。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相信寫作必須反映當下真實的生活——而當下中國最真實的生活，其實就是性解放的無所不包和無所不在。

　　當一種經濟處於轉型的時候，社會和人心的動盪不安，就如平靜河面下涌動的暗流，貌似寧靜，實則驚心。正是這一點上，可以解釋為何我們近20年來性的泛濫比西方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此，我無意於褒貶，一切只是一個過程，性既不必神秘化，也大可不必妖魔化，它就像打屁一樣，是很普通的小事情。而在人類浩大的做愛史和打屁史中，我們每個人都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參與者或者旁觀者，我們無力改變什麼，文人最大的弱點是很容易把自己幻想得很強大，似乎可以通過文字改變什麼，但其實，我們都只是螞蟻，除了守望，我們什麼也做不了。

　　但這種守望於我而言偶爾瀰漫着淡淡的感傷，因為我知道，一切過程在結束後都是無聊的，失望的，無意義的。歷時近30年並且將繼續蔓延下去的中國性解放運動也逃不脫這個歸宿。再也沒有比在未了結之前就看到了結果更落寞的孤獨了，如同一朵花正在綻放時你卻看到了它凋零後的碎辦，除了嘆息還能怎樣。

　　我理解的性解放是廣義的，不僅包括生殖系統的解放，也包括人性的解放，在人性的解放中，我尤其關注人性中惡的一面的解放。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不明白，為什麼人的性事，包括正常的性和變態的性，都可以被不少寫作者，包括我，津津有味地寫了又寫，而相對善良的一些行為，比如自殘或“非常態自戀”(如不少人對自己的鼻屎等的依戀)卻反而似乎是個禁區。仿佛一寫就很不潔。以至於我在寫作這些不長的小說中，居然一再擱筆。這，究竟是人類的一種什麼心態？難道有一些東西真的“只可做，不可說”？性事在中世紀也是不可大說特說的，那為什麼現在卻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了？是什麼造成了這種變遷？那麼，哪一天，“掏鼻屎”、“拉大便”等事情可以象今天談論性事一樣將其過程輕鬆而細緻地說出來呢？說實話，我現在寫到“拉大便”幾個字，仍然感到有點難堪，是什麼左右了我的這種羞恥感呢？

　　我其實是一個開朗而有點孩子氣的人，但我似乎命中注定將會對非正常狀態下的人和事特別地關注，對變態、對墮落、對背叛、對血腥、對醜陋和骯髒等等及其背後的動因充滿好奇。這是性格，也是命運，由不得我自己決定。其實，古今中外，每一個如此性格的人都不得善終，比如波德萊爾，比如愛倫·坡，他們因為運氣好而被後人記住，但更多的卻因時運不濟而被湮沒。而且，不管他們是否死後留名，他們活着時都比旁人窘迫、孤獨，受更多的非議——人們習慣了打着上帝的旗號說話的人，而對藉助魔鬼的聲音吶喊的人卻視為異端。其實，藉助魔鬼說話，更需要勇氣，也更需要善良。

　　無論是在哪個朝代，哪種制度，甚至哪個種族裡，真正的“另類”(原諒我使用這個用得太濫的詞)絕大多數都是淒涼而苦楚的。只有那些把“另類”作為一個商標貼在身上的“偽另類”，才最能享受到當“另類”的好處。所以，爭取當一個偽另類，無疑是我這種既有可能是真另類，也有可能是偽另類的人(畢竟，不到死那一天，無法做出蓋棺定論)最明智的選擇。我深知這一點，並決心為成為一個偽另類而奮鬥不息。

　　好了，奇談怪論，畢竟不宜說得太多，就此打住。這些文字對我而言，意味着近幾年全部的心血，我最大的願望是，它能跨越時間和空間的阻隔，傳達給一些與我類似的人，某些隱秘的善意、感動、鼓舞……和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