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不準備詳細描述這一晚上他們對我的款待了，這款待是成龍配套、一絲不苟、而又嚴格地符合禮儀的。我只準備提兩個事實，第一，在夜裡兩點的時候（愛莉曼已經告辭了），阿麗婭開始切另一部分肉，為我們做酒後食用的酸面片湯。第二，本來我至少近一個月，消化不大好，我一向沒有夜餐習慣，但這次被拉了來，甜食、肉餅、奶茶、抓飯、酒菜、面片湯，我一點沒含糊，捨命陪君子，全吃了個超飽和。我本以為第二天非得急性腸胃炎不可的，結果完全相反，不但未有異常，而且治癒了酵母片與胃舒平沒給我治好的腸胃病。噢，我還要羅嗦一句，飯菜確是第一流的，但他的酒實在可怕。他透露說，我們喝的是醫療用的酒精，正是那個要了他的小搖床的衛生學校的朋友“關懷”給他的。
　　席間，馬爾克向我敞開了心扉，揮動着雙臂與我暢談，大部分話是用漢語說的。我曾經建議用維吾爾語交談，一是給我自己創造更多的學維語的機會；二是我覺得他的漢語說得不算流利。但是他堅持要說漢語，遇到表達上的困難他隨時插入維語還有別的語。他說：“我們實際上是漢族人哪，我們爸爸是漢族人啊，我們爸爸是黃鬍子啦，黃鬍子，老王，你知道吧？”
　　“黃鬍子”，據說原是東北抗日聯軍和難民，被侵華日軍打散，從海參崴、伯力一帶逃亡到蘇聯境內，穿過西伯利亞，到達蘇聯的中亞，從阿拉木圖一帶回到我國新疆伊犁地區的。但新疆少數民族用“黃鬍子”這個詞兒，常帶有貶意，因為有許多關於“黃鬍子”的嚇人的流言傳說，歷史上不只一次有人利用這些流言來煽動民族不和。馬爾克這樣坦然地承認自己是“黃鬍子”的後代，這倒是很驚人的。另外，他的漢語腔調也很特別，既不像新疆漢人的口音，又完全不是當地少數民族學說漢語的口音。他把“我”全部說成“我們”，也挺有趣。
　　“我們的媽媽是俄羅斯。”他繼續介紹說，“她的名字本來應該是娜塔里雅·米哈伊洛夫娜，但是她直到死，人們只叫她娜塔沙。”他嘆了口氣，然後用我雖然聽不懂，但我聽得出他的發音並不標準的俄語咕噥了幾句，估計那意思是祝禱他那到老得不到尊敬的母親的在天之靈安息。”她本來是一位伯爵夫人的使女，為了逃避布爾什維克的十月革命，跟隨主人來到新疆。我們沒見過我們的爸爸，我們不知道我們自己是怎麼來的，我們沒有辦法。我們後爸爸是塔塔爾人，他罵我們。”這時他改說塔塔爾話，大意是他是他母親被黃鬍子強姦的產兒。然後又用漢語說：“我們說不上，我們不信。老王，我們一點點兒也不知道我們是怎麼來到這個世界上的呀，胡大知道！”
　　在維吾爾語裡，“知道”和“做主”可以用同一個詞。我認為，他這裡用的“知道”二字，受維語的影響，包括着做主的意思。“反正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嘛。”忽然他又“暗引”了一段語錄，“我們不願意做漢人，也不願意做俄羅斯，也不願意做塔塔爾，後來我們就成了維吾爾了。我們也不願意做農人，我們願意做木匠……”說着他來了勁，走出室外，從另一間充當庫房用的屋裡拿來一個精美絕倫的摺疊板凳，一個小兒搖床，一個雕花鏡框架，“這才是木匠。現在的木匠能叫木匠嗎？現在的木器能叫木器嗎？我們是人！我們要做好好的木匠，好好的木器。我們做不成，那就去養雞兒，養羊兒，養牛兒去嘛……”他把不該“兒”化的雞、羊、牛“兒”化，講得興奮起來，頗有點滔滔不絕的架勢。他接着說：“世界上為什麼要有女人呢？噫，有男有女才成為世界。女人，這真是妖怪、撒旦、精靈啊！她們讓你哭，讓你笑，讓你活，又讓你死……”他說，他在他的原籍霍城縣清水河子，就是為了女人的事才搞得狼狽不堪，無法再呆下去，才來到這裡的。“是她們來找的我，我有什麼辦法呢？”他的臉上顯出天真無邪的表情，“我們不能讓她們傷心呀！”他繼續說，自從來到毛拉圩孜公社，自從和阿麗婭結合以後，他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哎，老王，你哪裡知道阿麗婭的好處！與阿麗婭相比，我們在霍城相好的那些女人，只值一分錢！”
　　傳來了外屋阿麗婭的咳嗽聲，她聲音不大，但是堅決地警告說：“不要冒傻氣，馬爾克哥！”
　　阿麗婭管馬爾克叫“哥”，這使我不大信服。從外表看來，阿麗婭至少比馬爾克大個五六歲。阿麗婭即使確是美人，也已經是遲暮了。而馬爾克呢，身大力足，似乎孕藏着無限的精力，還沒有釋放出來。他所以這樣滔滔不絕地講話，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一句語錄加一句俚語，一句維語加一句漢語外帶俄羅斯與塔塔爾語，聲音忽高忽低，忽粗忽細，似乎也是一種能量的釋放。這種半夜裡突然舉行的宴請，也含有有勁要折騰的意思，雖然，我絲毫不懷疑他們連同那位鄰居姑娘的好客與友誼。
　　他和我第一次正式聚會便這樣坦率，特別是這樣起勁地誇讚自己的老婆，又使我不禁想起一句維吾爾諺語：“當着別人誇讚人家的老婆是第二號傻瓜，當着別人誇讚自己的老婆是第一號。”
　　後來他又向我介紹那位幫助阿麗婭做飯的鄰居姑娘愛莉曼。愛莉曼是十點多鐘告辭走了的，她走後，馬爾克問我：
　　“您看出來了嗎？”
　　“看出什麼來？”我不知道他問的是什麼意思。
　　“唉，可憐的姑娘，她只有一隻手！她左手長瘡，小時候齊着腕子把手掌割掉了……但是她非常要強，硬是一隻手做兩隻手的工作，什麼飯都會做，拉麵條的時候用殘肢按住面坨兒的一端，用右手甩另一端，她連餛飩都能包啊……這也是胡大的事情啊！”
　　當我和他談到隊裡的生產、分配、財務、幹部作風這些問題的時候，他手舞足蹈地喊叫起來：“對對對，問題就是在這裡！我們是有寶貝的，我們有！我們有世界上最好的武器，但是沒有使用！”說着說着他拿起了兩本《語錄》，在空中揮舞，“我們隊上為什麼有問題呢？就是沒有按照紅寶書的指示辦嘛，你看你看，讀書的目的全在於應用……”他又連篇累牘地引用起語錄來了，我不得不提醒他那些語錄我都讀過，也都會背誦。從他那未必準確更未必用得是地方的不斷引用當中，我發現他確實是全隊背得最多，用得最“活”，頗下了一番功夫的。我甚至覺得，這樣的人怎麼沒有選派到講用會上去，後來想到他原來是一個不肯到隊上幹活也不願意參加會的人，覺得世界上的某些人和事情真是難以理解。
　　在這次被招待以後，我曾與一些社員談起馬爾克學語錄的情況，多數人都淺淺地一笑，敷衍地說：“好！好！他學得好！”那神情卻不像真心稱讚。也是，語錄背得多，畢竟無法不說是“好”事。只是一些隊幹部明確地表現出嗤之以鼻的態度，譏笑說：“那正是他的傻氣嘛！”
　　關於他們的那位鄰居姑娘愛莉曼，倒是有口皆碑。她是在五歲時候因手上生瘡被截去左掌的。她非常要強，在學校上學功課出眾，由於殘廢，家裡不依靠她作勞動力，小學畢業以後每天走一個半小時到伊寧市上初中，之後又住宿讀了財會學校。她的一隻手比別人的兩隻手還靈巧，而且力氣大。據說有一次她放學晚了，天黑以後在公路上行走，有兩個醉漢向她調笑，她小小年紀，一點也不怕，一個嘴巴把一個醉漢打倒在路邊的鹼沼里，另一個醉漢嚇跑了。
　　對於愛莉曼也有非議，主要是她已經２２足歲了，還沒有結婚，而且拒絕了一個又一個媒人。“女孩子大了不出嫁就是妖怪。”有幾個老人這樣說，據說愛莉曼的爸爸為女兒的婚事都急病了，但奈何不了她，因為女兒是吃商品糧的國家職工，經濟獨立，社會地位也高於一般農民。
　　桑妮亞有一次用詭秘的神情告訴我：“老王哥，你沒有看出來嗎？我告訴你這個秘密你可不要對任何人說。依我看愛莉曼是讓馬爾克傻郎迷住了，她一心要嫁馬爾克哥呢。”
　　“什麼，阿麗婭……”
　　桑妮亞搖搖頭，“阿麗婭是我的朋友。她告訴過我，她的病已經好不了了，她要在她還在世的時候幫馬爾克哥物色一個女人，她不放心，馬爾克是確實有點傻氣……”
　　我將信將疑。我回憶那天晚上在馬爾克家裡與愛莉曼和阿麗婭會面時的情形，我想着愛莉曼烏黑的眼珠，什麼也判斷不出來。我想，經過１９５７年以來的坎坷，我確實已經喪失了觀察人和感受生活的能力了，將來重新執筆寫作的心，是到了該死掉的時候了。
　　麥收期間，馬爾克下地割麥五天，大致是一個頂倆，每天自己捆、自己割、完成兩畝多。隊上害怕分地片收麥、按完成量記工分這樣做帶有“三自一包”的色彩，因為當地習慣上把分片各收各的也稱為“包”工，而“包”字是犯忌諱的。社員們乾脆排在一起，大呼隆幹活，說說笑笑，干一會兒直一會兒腰，倒也輕鬆。唯獨馬爾克絕不和大家混在一起，單找一塊地干，幹完了自己丈量。隊上的記工員告訴他，他的丈量是不作數的，工分仍然是按群眾評議而不是按完成畝數來記，他也不在乎，仍然堅持“單幹”，同時談論起來，他對穆罕默得·阿麥德一類幹活吊兒郎當的人猛烈抨擊、嗤之以鼻，“讓我和那樣的人並列在一起幹活嗎？我寧願回家睡大覺。”他聲明說。
　　根據公社革委會布置，麥收期間還要搞幾次講用和大批判。隊長傳達上級布置的時候調子很高，上綱上線，“如果不搞大批判，收了麥子也等於為劉少奇收了去了。”他傳達說。但實際執行起來，他卻馬馬虎虎，有時工間和午間或晚飯後（夏收期間我們集中住宿、吃農忙食堂），隊長宣布搞“大批判”，開場白以後無人發言，然後隊長談談生產，讀讀剛拿到的一份“預防霍亂”或“加強交通管理”或“認真繳納屠宰稅”的宣傳材料，就宣布大批判結束。有一次又這樣冷冷清清地大批判，不知誰喊了一句：“讓馬爾克木匠講一講！”馬爾克便突然睜大眼睛講了起來。天南地北，雲山霧罩，最後歸到正題，原來他批判開公社革委會了。革委會有個通知：凡出勤不足定額的，生產隊得扣發其口糧，馬爾克不贊成，他越講越激動。隊長几次想制止也沒制止住，他論述這種扣發口糧的做法違背“紅寶書”的教導，是劉少奇的“修正主義”的流毒，最後他竟喊起口號來：“堅決反對修正主義！”“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牢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誓死捍衛中央文革小組！”還有一系列“打倒”和一系列“萬歲”他一喊，不由得大家也都振臂高呼起來，竟顧不上考慮他的口號與言論之間有沒有必然的聯繫。這次“大批判”，算是最熱烈的一次了。
　　五天以後，阿麗婭（她因為有一系列病，夏收期間也沒有露一次面）托人捎話來，說是她病重，要馬爾克回家看看。隊長不准，說是每年夏收他都是這一套，幹個五六天后以照顧病人為名便溜之大吉。他聲稱他在這五天已經幹完了旁人２０天的活，他有權利回家照顧他貌美病多的妻子，便揚長而去，不管氣得大喊大叫的隊長。
　　隊長真地火了，我也覺得馬爾克太不像話了，如果都照他這樣，生產隊只能垮台，公社乃至整個國家也會不可收拾。所以當隊長在全體社員大會上建議停發馬爾克兩口的七八兩個月的口糧以示制裁的時候，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
　　不久之後，馬爾克糾集了２０來個因各種原因被扣口糧的社員到公社鬧了一陣，他又是揮舞着“紅寶書”連喊帶叫的。事後縣公安局派人來調查，幸虧廣大社員都說他自來有些傻氣，他學習“紅寶書”是積極和真誠的，他絕無任何反動思想反動言行，這樣才大事化小，公安局的人把他叫到公社訓了一頓就算了。看開頭那個架勢，我們還以為會把他逮捕呢。
　　這一年春節他到伊寧市我的家裡給我拜年，我借這個機會勸了勸他，少犯傻氣，少亂引用語錄，多出工幹活。他一再點頭，嘆了口氣，問我：“老王，你告訴我，人是什麼呢？”
　　我知道他有時候一陣一陣地愛談禪論道，便引經據典地說：“人是萬物之靈嘛。”
　　他搖搖頭，“我看，人是沙子。風往哪裡吹，你就要到哪裡去。我們媽媽娜塔莎，不就是這樣嗎？十月革命一陣大風，把她胡裡胡塗吹到中國來了。我們黃鬍子爸爸呢，也是讓風吹來的。我呢，阿麗婭呢，如果沒有風吹，我們素不相干的兩粒沙子，怎麼聚到一起去了呢？”
　　我說我不同意，如果你只是一粒沙子，那麼那些木器呢？
　　一粒沙子會做出那麼精巧美麗、藝術品一樣的木器來嗎？
　　一提木器他就高興了。他承認我說得對，因為一粒沙子是沒有靈魂的，而他和他的木器都是有靈魂的，他常常做夢夢見一種新式樣的木箱或者桌椅或者搖床圍着他轉。醒來以後，他就到木工房去，一邊想着夢裡的形象，一邊錛、鑿、刨、鋸……於是一種新式樣的木器就做出來了。他表示，他一定要為我做一個衣架（釘在牆上的一種），這種衣架雖然簡易，但他要做出點新花樣來。
　　春節過後，我應邀到馬爾克的木工房去參觀，房裡充溢着令人愉快的木脂的香味。馬爾克用那種小錛子用得非常熟練，輕鬆如意，不假思索地向木頭胡亂砍去，三下五除二就砍去了一切他所不需要的部分。我最喜歡的還是看他刨木頭，與關內木匠用的刨子完全不同，他用的是一種用一隻手從外向懷裡拉的刨子，沙、沙、沙，動作很灑脫。他穿着一件深藍色背心，在拉刨子的時候，他的胸、背、肩、大臂、小臂直到手掌的肌肉都隆了起來，那樣子真像一個顯示男性健美，勞動酣暢的雕塑。他的動作既是強健有力的，又是頗有節奏和韻律的，特別是他的流着汗水的臉上的表情，誠摯而又自得其樂，根本不像一些個“力巴頭”幹活的時候那種齜牙咧嘴的樣子。他那天藍色的眼珠里，更是發射出活潑有趣的光芒，完全不像他滔滔不絕地講話時候那樣帶着傻氣。
　　我欣賞着他的形體和動作，帶着一種自慚形穢的自卑感。漢族是我國的主體民族，她有燦爛的文化與悠久的歷史，但是在身體的素質和形象方面，她的平均水平是趕不上新疆的少數民族的，真遺憾啊！
　　同時我突然想起阿卜杜拉赫曼裁縫來了，呵，阿麗婭的第二個丈夫與第一個丈夫實在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一個是生的高揚，另一個簡直是衰老和死亡的標誌。雖然我完全是局外人，但我不能不為毛拉圩孜公社頭號美女的初婚而扼腕頓足，也不能不為她的現在的幸福而深感欣慰。
　　“我把手裡的這一批搖床交了活，下星期就給你做衣架，你還需要什麼？別客氣，說。”馬爾克告訴我。
　　但我沒能夠得到馬爾克的衣架，因為“多普卡”隊進駐了。“多普卡”隊不愧是火眼金睛，只一瞥便揪出了馬爾克，罪名是：一、利用口糧事煽動鬧事；二、打着紅旗反紅旗；三、其母是白俄貴族，本人與新老沙皇界限不清。
　　生產隊開會批鬥他一次，先用繩子把馬爾克綁了起來，上綁的時候馬爾克對綁他的民兵耳語了一句話，據事後了解，他說：“只要不怕繩子斷，你就使勁勒！”
　　“多普卡”組長在會上喊了一通以後沒人發言，會議出現了冷場，組長干着急沒用，便讓生產隊長發言。生產隊長走到前面。慷慨激昂地說道：
　　“馬爾克，你為什麼這樣傻？干木匠活你倒湊合，學習毛澤東思想，你行麼？你上過學麼？你背那麼多語錄，誰承認呢？你這樣學語錄究竟是為了什麼？說，你為什麼要冒傻氣？你能懂得什麼叫無產階級司令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嗎？連我都不懂，縣長說，他也不懂。你要是懂了，那你這個傻瓜豈不是比縣長還高明？難道你要篡黨奪權當州長嗎？你這就是野心嘛！你從霍城縣流浪而來，你是餓着肚子到毛拉圩孜來的，現在你有了老婆，有了房子，有了茶葉，有了饢，還有鹽巴，你還要幹什麼？說，你為什麼要冒傻氣，說，你以後還傻不傻啦？”
　　“多普卡”組長是一位漢族農工，年方２０掛零，前年到新疆來看望姐夫，覺得伊犁這邊生活不錯，便留下了，但至今還沒落上正式戶口，便被匆匆忙忙派出來了。他又不懂維語，讓懂漢語的社員給他翻譯，換了兩個人都說隊長的大批判太深也太新，翻不過來，結果社員們推薦我去翻譯，我便介紹說，隊長發言的主旨是敦促馬爾克認識自己的錯誤，認真改正。組長聽了很滿意，問馬爾克：“怎麼樣，今後改不改？”
　　只見馬爾克兩眼發直，突然大吼一聲：“打倒赫魯曉夫！向江青同志致敬！”台下居然有不少人隨着振臂應和，而組長呢，居然下令鬆綁，並說：“馬爾克的態度還是比較老實的。不老實我們也不怕，帝、修、反我們都不怕，還怕一個小小的馬爾克嗎？”
　　他被分配去趕大車送糞，我給他跟過車，他興致勃勃地對我說：“維吾爾的諺語說，男子漢大丈夫什麼事都應該親身經驗經驗，導師也教導要經風雨、見世面，這回我算是也經了風雨了，也見了世面了！”
　　最妙的是這位“多普卡”組長，見我有文化，又老實，有一天找我去代他起草一份入黨申請書，我嚇了一跳，連忙把我的處境告訴他，他小聲對我說：“沒關係，沒關係，是我求你寫的嘛。”我趁機進言說馬爾克不是什麼壞人，他的木匠手藝好，他不喜歡干大田裡的活，再說，你讓他干木匠，他並不是把一切收入放入自己的腰包，他是給隊裡繳利潤的。“多普卡”組長說：“我明白了，咱們看看再說。”似乎從此對馬爾克的態度好了些。
　　過了幾星期，縣革委會政工組的兩位領導到我們公社視察來了。政工組長是一位支左的同志，圓而白淨的臉，矮矮的個子，走路拼命邁大步，好像蚱蜢一跳一跳的。來到我們隊以後，他一是吩咐給他做飯要多放辣椒，他是湖南人，二是要召集活學活用的積極分子座談。據說他已經在別的幾個大隊視察過，對毛拉圩孜公社活學活用的情況很不滿意。不知道隊長是怎麼考慮的，他轉了轉眼珠，把馬爾克作為積極分子派到政工組長那裡，事先還找馬爾克動員了一番，並且關照我在擔任臨時翻譯的時候要“多加注意”。馬爾克果然沒有辜負隊長的期望，振振有詞，句句都是語錄，使愛吃辣椒的政工組長兩眼大放光芒，並轉頭質問我，學得這樣好的人怎麼沒有參加過講用會。我解釋說，可能是因為他過去在隊裡幹活出勤率太低。組長不高興地問馬爾克：“上個月你出勤多少天？”“３１天。”馬爾克回答。我一驚，因為上個月是２月，只有２８天。但是組長對馬爾克的回答非常滿意，對我說：“人家已經轉變了嘛，這就是活學活用的效果嘛！誰也不是天生的先進嘛。”
　　為了深入細緻地調查研究，政工組長又找了隊長，其他隊幹部與幾個老貧農了解馬爾克的情況，維吾爾農民鄉親是有成人之美的，隊幹部則更是乖覺，從政工組長的話鋒上已經知道了他的意圖，立刻隱惡揚善把馬爾克讚揚了一番，除了積極學習以外還有助人為樂呀、民族團結呀、突出政治呀、又紅又專呀，連他經常給別人遞抽過兩口的莫合煙也作為他先人後己的例證提了出來。還有一次給大渠堵口子的事，明明是隊長自己干的，隊長竟立即無私地推功給馬爾克，把馬爾克如何堵口子說得有聲有色，使聽的人如身臨其境。最使我不理解的是曾經主持過批鬥馬爾克並且宣布過馬爾克的罪狀的“多普卡”組長也在座，卻並未提出一句異議。於是政工組長確定，要馬爾克參加下月舉行的全縣活學活用講用會。
　　晚上回“家”喝茶，我把這事告訴了房東二老，阿依穆罕媽媽大笑說：“各人有各人的路子，傻瓜有傻瓜的路子。”穆敏老爹則微微一笑，捏着自己的長鬚說：“這也是塔瑪霞爾嘛，馬爾克弄起塔瑪霞爾來，可是精於此道！”
　　塔瑪霞爾是維語中常用的一個詞，它包含着嬉戲、散步、看熱鬧、藝術欣賞等意思，既可以當動詞用，也可以當動名詞用，有點像英語的ｔｏｅｎｊｏｙ，但含義更寬。當維吾爾人說：“塔瑪霞爾”這個詞的時候，從語調到表情都透着那麼輕鬆適意，卻又包含着一點狡黠。
　　“那麼，他在被批鬥、被綁起來以後大喊‘向江青同志致敬’，又是怎麼回事呢？也是塔瑪霞爾？是裝的？還是真的犯傻？”我問，我很想知道穆敏老爹的見解。
　　“當然是真的。喊一喊痛快嘛！”穆敏老爹要言不繁，不準備再做什麼解釋。他抬起頭，用一種我以為是帶幾分憐憫的眼光看了看我，悠然一笑，他說：“生活是偉大的，偉大的惱怒，偉大的憂愁，還有偉大的塔瑪霞爾、偉大的漢族、偉大的維吾爾、偉大的二月、三月，偉大的星期五（星期五是伊斯蘭教的祈禱日），而星期六到星期四的每一天同樣是偉大的，還有偉大的奶茶、偉大的瓷碗、偉大的桌子和偉大的饢……”阿依穆罕媽媽向我伸了伸上唇，把人中拉長，這是維吾爾人作鬼臉的表情。她說：“糟糕，老頭子也犯起傻來了！”
　　這時隊長隔着牆叫：“老王”，我把他請到屋裡以後，他說明來意，是要我幫助隊上的文書寫一份馬爾克活學活用事跡材料，再寫一份他本人的講用稿。“我寫不了”，我抗議說，“簡直是開玩笑，馬爾克哪有什麼先進事跡？差點沒讓公安局抓起來，２０天以前剛剛綁了一次！”
　　“有的有的，”隊長很有耐心，“他割麥子一個人頂三個人干，是事實吧？”
　　“可那次堵口子是您自己堵的，您為什麼說成他的？”
　　“他也堵過的嘛，您老王也堵過的嘛。如果現在是讓您去開講用會，我們也給你整理一份好好——的材料。”他把“好”字拉長的聲音，拐了幾個彎，以示強調。然後他向我笑笑，伸出右手，輕輕在空中抓了抓，像是一種什麼舞蹈動作，同時他一贊三嘆地說：“老王，我們維吾爾，是這樣的一些人，性格溫柔，手也是軟軟的，不像你們漢族那麼嚴格。聽說有些漢族小丫頭，小小年紀，堅持紅二司（新疆一派造反組織）觀點，被打了個頭破血流，還喊口號‘誓死捍衛’什麼什麼呢，真是堅強厲害的人們啊！這又有什麼問題呢？好事情嘛。你現在去調查調查吧，你說馬爾克有什麼先進事跡，大家都會承認的，沒有人反對。穆敏哥，阿依穆罕姐，你們說是不是？”
　　“對，隊長的話是正確的。”房東二老點頭稱是。
　　……這可真給我出了難題，依我當時的情況，接受到這樣的任務，本應感到受寵若驚。整一個先進分子的材料，加一點美好的形容詞，適當拔高一點，一般說來我也是不會拒絕的。但給馬爾克起草講用稿，確實難住了我，我難以承認他是活學活用的先進分子，正像難以承認他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壞人一樣。硬把事實上並不存在的“事跡”塞給他，我也實在下不去手。於是我檢討自己，是不是那一天馬爾克向愛吃辣椒的政工組長匯報自己的活學活用心得的時候，我的翻譯有什麼問題？果然，我想起，在隊長打過招呼以後，我的翻譯雖無大的歪曲捏造，卻做了兩方面的加工：一方面是把他不完整、無條理的句子在可能範圍內順了順，一方面是他引用得過於驢唇不對馬嘴的語錄，有幾處我“貪污”了，沒有翻過去。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這個翻譯的作用可真大呀！還有一條，就是我的普通話說得標準，完全有可能增加了政工組長對馬爾克的好感。怪道當地的幹部社員喜歡找我當“通事”呢，怪道他們與漢族同志打交道辦事的吉凶成敗很大程度上歸功、或者歸咎於翻譯呢。咦，翻話翻話，能不慎哉！看來馬爾克成為活學活用的積極分子，我是負有一定的責任的，為他整材料的難題，也是我“咎”由自取的了。
　　這個難題並沒有使我為難下去，因為兩天以後阿麗婭病重，馬爾克趕着一輛毛驢車把妻子送到伊寧市反修醫院住院去了。一去就是一個月，未見回來，當然，他也參加不成縣裡的講用了。
　　房東大娘的繼女桑妮亞帶着小甜饢、方塊糖和一包葡萄乾進城去醫院看望了阿麗婭一次，傍晚，她帶着五個井然有序的小不點兒到我們“家”來，告訴我們，據阿麗婭自己說，她得的病是肝癌，她已經知道了，馬爾克和醫院的人還瞞着她，她也不打算說破。馬爾克正在張羅賣房，湊盤纏送她去烏魯木齊轉院治療。然而“醫藥只能治病卻不能治命”，命中注定，她已經不久人世了。她不希望馬爾克為她的病而搞個家敗人亡、人財兩空，她希望趕快出院回毛拉圩孜公社來，安安靜靜地死在家鄉。其次，她認為一隻手的糧站出納愛莉曼偷偷愛着馬爾克已經很久了，正是為了馬爾克，愛莉曼才拒絕了一個又一個求婚者。到今年檸檬蘋果黃熟的季節，愛莉曼就滿２３歲了，在維吾爾農村，滿２３歲的丫頭不嫁，就會被視為妖孽，災星。阿麗婭最大的心願便是看到馬爾克與愛莉曼成婚。如果馬爾克不忍心在她還在世的時候先辦理與她的離婚手續與愛莉曼結婚，那麼，他們倆要向她作出保證，在她閉眼以後的三個月之內結婚，那麼，她就可以含笑九泉了。
　　然而馬爾克犯起傻氣，在這兩條上都不聽阿麗婭的。據說他已經找到了買主，那麼好的一個院子加三間房子只賣３２０塊錢（由於“文化革命”當中房屋政策不落實，伊犁城鄉的房價曾畸形慘跌）而對愛莉曼呢，自從阿麗婭表示了自己的心願後他乾脆不理愛莉曼了。本來愛莉曼在阿麗婭住院以後每星期騎自行車去城裡兩三次（這個一隻手的姑娘可真是能幹！）給阿麗婭送飯的，結果由於馬爾克態度生硬粗暴，一見愛莉曼轉身就走，搞得愛莉曼哭哭啼啼的。現在，愛莉曼的事傳遍了全公社，愛莉曼的爸爸知道了，認為奇恥大辱，不准愛莉曼再與馬爾克夫婦來往，而且逼着女兒立即嫁人……
　　最後桑妮婭告訴我，是阿麗婭以垂死的人的身份，要求桑妮亞代她向我求援，希望我去勸說馬爾克接受她的兩點心願。
　　我聽後大吃一驚，心亂如麻。這一天臨睡前穆敏老爹做乃瑪孜（祈禱）的時間特別長，愛說笑的阿依穆罕大娘也變得沉默寡言。第二天我連忙進城去看望阿麗婭。找到她的病室，同房的少數民族女病號都對我投以好奇的目光，我顧不上與她們寒暄，直奔阿麗婭的病榻而去。天啊，阿麗婭已經變成了一個骨瘦如柴的老太婆，頭髮都變成了灰白色了，嘴角與脖子，更是乾癟得可怕，住院一個月，她老了３０年，我也無法不確信她已經走到她生命的盡頭了。我的感覺與其說是在看望病人，不如說是來與遺體告別，我只有默哀的份兒了。而馬爾克雖然愁眉雙鎖，氣色也不好，但整個說來，從外表上看像是她的兒子。只有阿麗婭的眼睛，那長長的、長着神秘的淡灰色眼珠的眼睛，仍然是美麗的、深情的，即使在往後看到的各式各樣的電影特寫鏡頭上，我也沒見過這樣深情的眼睛。看來，她的最後的生命之火，只夠照亮那一雙淡灰色的眼珠了。
　　我和病人只交換了極簡短的幾個字，“請放心，我會辦的。”我說。——“謝——”她說。“別多想，休息吧，會好的。”我又說。“我什麼也不想了。”她說，並且閉上了眼睛。馬爾克對我說：“昨天她與桑妮亞說話太多了，今天病情又惡化了。”
　　我告辭，先找內科主任問了一下阿麗婭的病情，內科主任認為確是肝癌，但這個醫院沒有專門的腫瘤科，因此按慣例她建議病人去烏魯木齊轉院治療。當然，同時她也對病人的康復不抱希望。然後，我把馬爾克叫到了樓下，馬爾克先告訴我他的房子已經脫手，明天就可以拿到錢，他還有一點值錢的東西，包括他的俄羅斯母親留給他的一個金項鍊，還有我看見過的幾件銅器，他準備變賣。他已託了買過他的搖床的民航站營業處的營業員買飛機票，爭取乘下次班機去烏魯木齊……
　　“當然，看到阿麗婭病成這個樣子，我也很難過，不過你還要為以後的生活着想……”我開口，想執行我的遊說的任務。
　　“瞎說！如果阿麗婭沒有了，還有什麼‘以後的生活’！”這個健壯的大漢當着來來往往看門診的病人及家屬，嗚嗚地哭起來了。
　　“我聽說，阿麗婭的心願是，以後，愛莉……”
　　馬爾克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左手手腕，他的藍眼珠像兩個死死的玻璃球，“去！離我遠一點！如果你不是老王，我會扭斷你的胳臂，割下你的舌頭！”然後他鬆開了手，自己打起自己來，把我嚇壞了。
　　後來我們兩個人都沉默了。“那就去治一治吧，願胡大保佑她。”我這個雖然受委屈、但畢竟是從少年時代便信仰馬克思主義並成為共產黨人的無神論者，向一個並非真正的穆斯林的穆斯林說了一次“胡大”，而且，我當真盼望奇蹟的出現，也許阿麗婭能治好的吧？
　　我知道農村換糧票手續繁雜，便把我身上帶的糧票全部給了他，他沒有道謝，默默地回身走了。
　　１９８１年重訪毛拉圩孜公社的時候，我坐在伊寧市委派給我臨時用的一輛吉普車裡，沿着白楊成林的伊烏公路向毛拉圩孜公社駛去。路過原兵團農四師工程處加油站的時候，我看見一個蓄着長鬚、戴着小白帽、穿着無扣的長袷袢的高大的維吾爾人騎着驢迎面而來，毛驢是那樣矮小而他自己的兩腿是那樣長，騎在驢背上的他腿是耷拉在地面上的。他的形象使我覺得十分面熟，卻又想不起是誰來。伊犁這個地方比較開化，又長期受蘇聯的影響，即使在６０年代，也少有像喀什噶爾那樣戴小帽和穿袷袢的人，騎毛驢的也只限於老人，而且主要是喀什噶爾的移民，到８０年代，自行車、的確良大普及，穿牛仔褲戴太陽鏡的青年也到處可見，騎毛驢的人絕無僅有，因此，我在吉普車與毛驢瞬間交錯時取得的印象使我心頭一動。
　　在公社住下來以後我了解到，阿麗婭在烏魯木齊鯉魚山下的醫學院醫院住了七個月的院——她的生命力還是相當頑強的，１９７１年初死去了，就埋在烏魯木齊東郊。直到１９７４年夏天馬爾克才回到他已無家可歸的毛拉圩孜公社，其時我已經徹底離開伊犁了。馬爾克回來的時候蓄起了長鬚，有時戴着純白的小帽，有時纏着色來（纏頭巾），還帶回了一匹毛驢，儼然南疆阿訇的風度。他從隊部借了一間房子住，照舊做他的木匠活，與世無爭，話很少，也沒有任何傻氣。現在沒有任何人叫他“馬爾克傻郎”了，相反，尊稱他為馬爾克阿凡提（阿凡提本意是“先生”）。
　　人們告訴我，他剛剛應邀動身到縣裡去，為縣俱樂部做一批木器活。我驚叫起來，原來我在吉普車上看到的那位騎毛驢的大漢就是他呀！“他什麼時候回來？”我問。“至少兩個月。”人們答。嗚呼，緣慳一面，乃至於斯！
　　最令人沉重的還是愛莉曼的命運。她離開了父母，頂住了一切輿論壓力，等待馬爾克一直等到了１９７４年。馬爾克流浪歸來之後，她去找馬爾克，要求嫁給他，再次遭到冷冰冰的拒絕。愛莉曼一怒之下嫁給了——阿卜杜拉赫曼裁縫。
　　我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人們告訴我這確是事實，１９７３年，老裁縫與自己的不知是第幾個妻子、喜歡光腳丫走路的瑪渥麗妲再次離婚了，而且是他相中了愛莉曼，早就派人去說媒了。
　　“阿卜杜拉赫曼還沒有死？”我不合禮儀地問，我想起老裁縫那副肺癆三期的樣子來了。“老頭結實着呢，一個又一個地專娶年輕丫頭！”鄉親們告訴我。
　　是的，在公社逗留期間，我見到這位老裁縫兩次，他還是那副躬腰曲背的樣子，沒有也不可能變得更年輕；但確實，也並沒有怎麼顯老，和十幾年前，幾乎沒有多大區別。我驚嘆，他可真有股子蔫乎勁兒。
　　我很想去看望一下愛莉曼，卻又覺得諸多不便，便終於沒有去看她。
　　１９７９年８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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