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訪友，見其沙發上一書：《千年一嘆》，作者是余秋雨。

去國已久，余秋雨的名字偶爾會在網上出現，說是中國當代大散文家。好像讀過他的半篇文章，頓時覺得自己太老了，作罷。余秋雨到美國做講座，有朋友相邀，但自己實在沒有時間。

翻了翻書的自序，余秋雨集學者作家領導加博導一身，實在是當代中國文壇精英。但其行文落筆，實在令人生畏。

隨手翻到書中一文，《我一定復活》：

“早晨起來，在陽台上坐坐，想讀幾份昨天在巴特農神殿門口得到的英文資料。不想剛坐下又站起身來，原來發現巴特農神殿就在我的左前方山頂。每天早出晚歸地忙碌，只是偶爾掃一眼正前方的雅典宙斯神殿石柱，竟然沒有看到更顯目的巴特農！

我重新坐下，久久地抬頭仰望着它。”

“久久地抬頭仰望着它”？余先生好純情好可愛啊！

余先生特意指出讀的是英文資料，不得了！國內有多少文人看得懂英文資料？想起一個十幾年前的真實故事：一個國內的講師公派到美國某著名學府從事社會學研究。到了系裡，其英文程度和知識結構實在無法與美國學者溝通。因為這位講師拿的是國家的錢，系裡也就對她不管了。到美國兩星期後她就一頭扎進了一家中餐館，打工賺錢。在午餐和晚餐之間餐館打烊的間隙，研究起社會學。她是這樣研究社會學的：把信箱裡別人視為垃圾的廣告收集了，平時出去玩或路經商場，門口的旅遊小冊子和廣告她全套收集。然後她把這些英文資料意譯成中文，再加上一點臨時發揮的小故事，定期寄回國內發表。在她一年後回國前，她已成為名人，而國內的學校已經給她評好了副教授的職稱。

余先生的抒情文章自己無緣欣賞，就看看敘事的吧。在《雅典地震》裡， 他是這樣描述他和許戈輝在雅典經歷的一場小地震：

“這時的許戈輝與兩個小時前光彩照人的主持人完全是另外一種形象了。她已換了睡衣，衝出來時順手抓起那件淡黃色的工作服裹在身上，只穿一雙襪子，但手裡卻拎着一雙運動鞋。她急速地相我解釋……

在等鑰匙的空檔里，我和許戈輝站到了陽台上，討論起奔逃的方案。這主要是受星象大師的影響，覺得大地震果然來了，剛才只不過是預震而已。我的方案是：這家旅館總共五層樓，我們在頂層，陽台又大，站在陽台上應該沒問題……”

危機，美人，英雄，陽台，睡衣，香艷濃得化都化不開了。

中國文人的自大，自狂，自卑，浮躁和造作，以及深入骨髓的淫蕩和自命風流，什麼時候才能消失？有意思的是，這本書往往以一種文明生存者的姿態評論其它沒落的文明。在《雅典地震》裡，當旅館的服務員以奚落的口氣回應他們：“是啊，地震！”，那種曾經滄海難為水的鎮靜可曾令他們汗顏？

在美國好點的學校都有諾貝爾獎得主，諾貝爾獎得主來做講座是很平常的事。自己也和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聊過天。印象中，這些諾貝爾獎得主至少在公開場合都表現得很謙卑。最近現代生物學之父沃森因發言不當丟了烏紗的事反映了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對學者社會責任感的要求。什麼時候，國內自稱學者的文人能認真學點做學問的方法，多一點平實理性呢？

什麼時候，作家在國內不再成為高人一等的身分，而只是一種謀生的職業？什麼時候，作家能夠有除了寫作外的一技之長可以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