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印象中一直覺得瞿秋白從來就沒有政治信仰，這印象來自於多年前讀了他的《多餘的話》。特別是在“歷史的誤會”中已經說得很多很明白了。所以我覺得他的從容赴死與信仰無關。他是一個優秀的誠實的文人。（以下不是全文，只找來部分你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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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餘的話 》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何必說？（代序 ）

話既然是多餘的，又何必說呢？已經是走到了生命的盡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甚至不能按星期來算了。就是有話，也是可說可不說的了。

但是，不幸我捲入了“歷史的糾葛”－－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着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遠做不好，手裡做着這個，心裡想着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布爾什維克所討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不能夠不發作了。

雖然我明知道這裡所寫的，未必能夠到得讀者手裡，也未必有出版的價值，但是，我還是寫一寫罷。人往往喜歡談天，有時候不管聽的人是誰，能夠亂談幾句，心上也就痛快了。

何況我是在絕滅的前夜，這是我最後“談天”的機會呢！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於汀州獄中）

歷史的誤會

我在母親自殺家庭離散之後，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願能夠考進北大，研究中國文學，將來做個教員度過這一世。什麽“治國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沒有的，壞在“讀書種子”愛書本子，愛文藝，不能安分守己地專心於升官發財。到了北京之後，住在堂兄純白家裡，北大的學膳費也希望他能夠幫助我——他卻沒有這種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試，又沒有考上，結果，是挑選一個既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去進。這樣，我就開始學俄文（一九一七年夏），當時並不知道俄國已經革命，也不知道俄國文學的偉大意義，不過當作將來謀一碗飯吃的本事罷了。

一九一八年開始看了許多新雜誌，思想上似乎有相當的進展，新的人生觀正在形成。可是，根據我的性格，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無寧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國鄭振鐸、瞿世英、耿濟之幾個朋友組織《新社會》雜誌的時候，我是一個近於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五四運動期間，只有極短期的政治活動。不久，因為已經能夠查着字典看俄國文學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藝方面了。對於政治上的各種主義，都不過略略“涉獵”求得一些現代常識，並沒有興趣去詳細研究。然而可以說，這時就開始“歷史的誤會”了：事情是這樣的——五四運動一開始，我就當了俄文專修的總代表之一。

當時的一些同學裡，誰也不願意干，結果，我得做這一學校的“政治領袖”，我得組織同學群眾去參加當時的政治運動。不久，李大釗，張崧年他們發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或是“俄羅斯研究會”罷？），我也因為讀了俄文的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的某幾段，對於社會——尤其是社會主義最終理想發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興趣，所以也加入了。這時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學生運動正在轉變和分化，學生會的工作也沒有以前那麽熱烈了。我就多讀一些書。

最後，有了機會到俄國去了——北京晨報要派通信記者到莫斯科去，來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國家”，尤其是藉此機會把俄國文學好好研究一下，的確是一件最愜意的事，於是就動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確吃了幾個月的黑麵包，餓了好些時候。後來俄國國內戰爭停止，新經濟政策實行，生活也就寬裕了些。我在這幾個月內請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國史、俄國文學史；同時，為着應付晨報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國共產黨的報紙、文件，調查一些革命事跡。我當時對於共產主義只有同情和相當的了解，並沒有想到要加入共產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因為那時候，我誤會着加入了黨就不能專修文學——學文學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觀念，在當時已經通行了。

可是，在當時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個俄文翻譯都找不到。因此，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的時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當了東大的翻譯和助教；因為職務的關係，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藝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到莫斯科（那時我已經是共產黨員，還是張太雷介紹我進黨的），我就當他的翻譯。獨秀回國的時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鄧中夏等創辨“上海大學”的時候，我正在上海。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們請我當上大的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那時，我在黨內只兼着一點宣傳工作，編輯《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還有餘暇研究一些文藝問題，到了國民黨改組，我來往上海廣州之間，當翻譯，參加一些國民黨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執行部委員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選舉了我的中央委員。這時候，就簡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時發作，更沒有可能從事我所愛好的文藝。雖然我當時對政治問題還有相當的興趣，可是有時還會懷念着文藝而“悵然若失”的。

武漢時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從重病之中脫險。將近病好的時候，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張，逐漸暴露機會主義的實質，一般黨員對他們失掉了信仰。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獨秀雖然仍舊被選，但是對於黨的領導已經不大行了。武漢的國共分裂之後，獨秀就退出中央。那時候，沒有別人主持，就輪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實，我雖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發表了一些議論反對彭述之，隨後不得不反對陳獨秀，可是，我根本上不願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獨秀。我確是一種調和派的見解。當時只想獨秀能夠糾正他的錯誤觀念，不聽述之的理論。等到實逼處此，要我“取獨秀而代之”，我一開始就覺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沒有什麽別的辨法。這樣我擔負了直接的政治領導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這期間發生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動。當時，我的領導在方式上同獨秀時代不同了。獨秀是事無大小都參加和主持的。我卻因為對組織尤其是軍事非常不明了，也毫無興趣，所以只發表一般政治主張，其餘調遣人員和實行的具體計劃等，就完全聽組織部軍事部去辦。那時自己就感覺到空談無聊，但是一轉念要退出領導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這樣，勉強着度過了這一時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間共產黨開第六次大會的時候，許多同志反對我，也有許多同志贊成我。我的進退成為黨的政治主張的聯帶問題。所以，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吧，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了”。但是，終於沒有說出口。當時形格勢禁，舊幹部中又沒有別人，新幹部起來領導的形勢還沒有成熟，我只得仍舊擔着這個名義。可是，事實上“六大”之後，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者是李立三和向忠發等等。因為他們在國內主持實際工作，而我在莫斯科當代表當了兩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線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我回到上海開三中全會（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覺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確實非常薄弱，竟辨別不出立三的錯誤程度。結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會議——就是四中全會，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我的政治局委員，新幹部起來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領導。我當時覺得鬆了一口氣。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當了中國共產黨領袖之一，最後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領袖（不過並沒有象外間傳說的“總書記”的名義）。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這樣的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對於政治，從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工作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情形實在懶得問。一方面固然是身體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現十二分疲勞的狀態；別的方面也是幾十年為着“顧全大局”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我寫這些話，絕不是要脫卸什麽責任——客觀上我對共產黨或是國民黨的“黨國”應當擔負什麽責任，我決不推託，也決不能用我主觀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我不過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名聲十來年，這不是“歷史的誤會”，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隻贏弱的馬拖着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期，就是這樣一種感覺。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覺一種無可形容的重壓。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於腦筋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產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後，我的精神狀態的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我不過三十六歲（雖然照陰曆的習慣我今年是三十八歲），但是，自己覺得已經非常地衰憊，絲毫青年壯年的興趣都沒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問題懶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娛樂，甚至風景都是漠不相關的了。本來我從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沒有好好醫治的機會。肺結核的發展曾經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好了。可是立即趕到武漢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緊張的工作。雖然現在肺癆的最危險期逃過了，而身體根本弄壞了，虛弱得簡直是一個廢人。從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卻躺在床上不能行動神志昏瞀的幾天以外——我的腦筋從沒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負責時期，神經的緊張自然是很厲害的，往往十天八天連續的不安眠，為着寫一篇政治論文或者報告。這繼續十幾年的不休息，也許是我精神疲勞和十分厲害的神經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離衰老時期還很遠。這十幾年的辛勞，確實算起來，也不能說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頹喪殘廢的廢人。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練呵！

或者，這不儘是身體本來不強壯，所謂“先天不足”的原因罷。

我雖然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瞿庚韶，還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湖北巡撫。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幾十年前就已經完全賣盡，而我小時候，卻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紳士的體面“必須”維持。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家裡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着一個僕婦（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

直到那樣的時候，為着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後，還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縫債，要用殘餘的木器去抵帳。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覺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

同時，我二十一、二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面是從托而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道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是什麽？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鬥爭……以致寄生蟲式的隱士思想。（完全破產的紳士往往變成城市的波希美亞——高等遊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說得實在些，是廢物。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內心裡不斷地鬥爭，也就侵蝕了我極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時時刻刻壓制自己紳士和遊民式的情感，極勉強地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可是無產階級意識在我的內心裡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

當我出席政治會議，我就會“就事論事”，拋開我自己的“感覺”專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理論去推斷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覺得這工作是“替別人做的”。我每次開會或者做文章的時候，都覺得很麻煩，總在急急於結束，好“回到自己那裡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願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去當一個教員，並不是為着發展什麽教育，只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余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的嗎？

這種兩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發覺——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經不能絲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會議之後，我並沒有公開地說出來，四中全會之後也沒有說出來，在去年我還是決斷不下，以致延遲下來，隱忍着，甚至對之華（我的愛人）也只偶然露一點口風，往往還要加一番彌縫的話。沒有這樣的勇氣。

可是真相是始終要暴露的，“二元”之中總有“一元”要取得實際上的勝利。正因 為我的政治上疲勞倦怠，內心的思想鬥爭不能再持續了。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麽說，我就怎麽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麽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我對於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為六年的“文字因緣”，對於現代文學以及文學史上的各種有趣的問題，有時候還有點興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賞的分數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數較少。而且體力的衰弱也不容許我多所思索了。

體力上的感覺是：每天只要用腦到兩三小時以上，就覺得十分疲勞，或者過分的畸形的興奮——無所謂的興奮，以致於不能睡覺，腦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嗎？！我想，假定我保存這多餘的生命若干時候，我另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但是，最後也是趁早結束了罷。

我和馬克思主義

當我開始我的社會生活的時候，正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非常洶湧的時期。為着繼續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國文學，我剛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去。我那時的思想是很紊亂的：十六、七歲開始讀了些老莊之類的子書，隨後是宋儒語錄，隨後是佛經、《大乘起星信論》——直到胡適之的《哲學史大綱》、梁漱溟的《印度哲學》，還有當時出版的一些科學理論、文藝評論。在到俄國之前，固然已經讀過倍倍爾的著作，《共產黨宣言》之類，極少幾本馬克思的書籍，然而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根本說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時候，就不知怎樣有一個古怪的想頭：為什麽每一個讀書人都要去“治國平天下”呢？個人找一種學問或是文藝研究一下不好嗎？所以我到俄國之後，雖然因為職務的關係，時常得讀些列寧他們的著作、論文、演講，可是這不過求得對於俄國革命和國際形勢的常識，並沒有認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種種主義，正是“治國平天下”的各種不同的脈案和藥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師”，不想做“諸葛亮”——這些事自然有別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過，我對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卻比較有興趣。

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為這同我當初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衝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要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以致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統治國家的一個階段。為着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為着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也就是所謂的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先實行無產階級的民權。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 法——使我很覺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這問題，就擱下了，專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沒有功夫去管什麽主義不主義。

後來，莫斯科東方大學要我當翻譯，才沒的辦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書。誰知越到後來就越沒有功夫繼續研究文學，不久就喧賓奪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國不過兩年，真正用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不過半年， 這是隨着東大課程上的需要看一些書。明天要譯經濟學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為預備。其它唯物史觀哲學等等也是如此。這絕不是有系統的研究。至於第二次我到俄國（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時當着共產黨的代表，每天開會，解決問題，忙個不了，更沒有功夫做有系統的學術上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經濟政治學，我都沒有系統地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以至一般社會學的人，還少得很。因此，僅僅因此，我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後，就逐漸地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論家”的虛名。

其實，我對這些學問，的確只知道一點皮毛。當時我只是根據幾本外國文的書籍轉譯一下，編了一些講義。現在看起來，是十分幼稚、錯誤百出的東西。現在有許多新進的青年，許多比較有系統地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而且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水平也提高了許多。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誤會”，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分的是研究中國歷史的發端——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嘗試。五四以後的五年中間，記得只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幾個人寫過幾篇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可是都是無關重要的。我回國之後，因為已經在黨內工作，雖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卻不由我不開始這個嘗試：分析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程度，分析中國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階級鬥爭的形勢，階級鬥爭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關係等等。

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黨同志的督促，實際鬥爭的反映，以及國際的領導之下，逐漸有相當的進步。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工作，越到後來，我的參加越少。單就我的“成績”而論，現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可明顯地看見，我在當時所做的理論上的錯誤，共產黨怎樣糾正了我的錯誤，以及我的理論之中包含着多麽混雜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成分。

這些機會主義的成分發展起來，就形成錯誤的政治路線，以致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不能不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的確，到一九三○年，我雖然在國際上參加了兩年的政治工作，相當得到一些新的知識，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鍛煉，但是，不但不進步，自己反而覺得退步了。中國的階級鬥爭早已進到了更高的階段，對於中國的社會關係和政治形勢，需要更深刻更複雜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斷，而我的那點知識絕對不夠，而且非無產階級的反布爾塞維克的意識就完全暴露了。

當時，我逐漸覺得許多問題，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動了。新的領導者發揮某些問題議論之後，我會感覺到鬆快，覺得這樣解決原是最適當不過的，我當初為什麽簡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時候會覺得不了解。

此後，我勉強自己去想一切“治國平天下”的大問題的必要，已經沒有了！我在十 二分疲勞和吐血症復發的期間，就不再去“獨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於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爾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 —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同時要說我已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確的。如果要同我談起一切種種政治問題，我除開根據我那一點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推論以外，卻又沒有什麽別的方法。事實上我這些推論又恐怕包含着許多機會主義，也就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內，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費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同時，這思路卻同非馬克思主義的岐路交錯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會跑到什麽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沒勇氣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會科學的思索了。

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

當我不得不負擔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進到了最巨大的轉變和震盪的時代，這就是武漢時代結束之後。分析新的形勢，確定新的政策，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階級鬥爭最複雜最劇烈的路線匯合分化轉變的時期，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當時，許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錯誤；同時，更有許多以前的同志在這階級鬥爭進一步的關口，自覺或不自覺的離開了革命隊伍。在最初，我們在黨的領導之下所決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確的。武漢分裂以後，我們接着就決定賀葉的南昌暴動和兩湖廣東暴動（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決定廣州暴動。這些暴動本身並不是什麼盲動主義，因為都有相當的群眾基礎。固然，中國的一般革命形勢，從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國主義炮轟南京威脅國民黨反共以後，就已經開始低落；但是，接着而來的武漢政府中的奮鬥、分裂——直到廣州暴動的舉出蘇維埃旗幟，都還是革命勢力方面正當的挽回局勢的嘗試，結果，是失敗了——就是說沒有能夠把革命形勢重新轉變到高漲的陣容，必須另起爐灶。而我——這時期當然我應當負主要的責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廣州暴動失敗之後，仍舊認為革命形勢一般的存在，而且繼續高漲，這就是盲動主義的路線了。

原本個別的盲動現象，我們和當時的中央從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對；對於有些黨部不努力去領導和爭取群眾，反而孤注一擲，或者僅僅去暗殺豪紳之類的行動，我們總是加以糾正的。可是，因為當時整個路線錯誤，所以不管主觀上怎樣了解盲動主義現象不好，費力於枝枝節節的糾正，客觀上卻在領導着盲動主義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糾正了這個錯誤，使政策走上了正確的道路。自然，武漢時代之後，我們所得到的中國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訓：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幾省先勝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國主義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聯繫着等——都是“六大”所採納的。蘇維埃革命的方針，就在“六大”更明確地規定下來。

但是以我個人而論，在那個時候，我的觀點之中不僅有過分估量革命形勢的發展，以致助長盲動主義的錯誤。對於中國農民階層的分析，認為富農還在革命戰線之內，認為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動的勝利等觀點，也已經潛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過，同志們都沒有發覺這些觀點的錯誤，還沒有指出來。我自己當然更不會知道這些是錯誤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討論農民問題的時侯，才開始暴露我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不幸得很，當時沒有更深刻更無情的揭發……。

此後，就來了立三路線的問題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還在莫斯科的時侯，就聽說立三和忠發的政策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同時，莫斯科中國勞動大學(前稱孫中山大學)的學生中間發生非常劇烈的鬥爭。我向來沒有知人之明，只想彌縫緩和這些鬥爭，覺得互相攻訐批評的許多同志都是好的，聽他們所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誇大事實，奉為“打倒”對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調和的立場。這使得那裡的黨部認為我恰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結果，撤銷了我的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的職務，準備回國。自然，在回國任務之中，最主要的是糾正立三的錯誤，消滅莫斯科中國同志的派別觀念對於國內同志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