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躲在天橋底下看女人的內褲zt |
| 送交者: 秋池 2002年08月23日16:14:47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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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在天橋底下看女人的內褲 孫健敏 第一次躲在天橋底下看女人的內褲,是在1983年的夏天。那一年我和辛強18歲,夏日寒和丁鴻17歲,黃國歌20歲。我們都是住在李家宅的鄰居,因為那時候流行打群架,所以為了打架時不吃虧,我們便就近拉幫結夥,混成了無話不談的狐朋狗友,當時好像還搞過一個結拜儀式,學着三國演義劉關張,“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了一回。當時,我、辛強還有夏日寒都在漂來機械廠辦的技校里讀書,我學的是車工,辛強學的是鉗工,夏日寒則學電工。黃國歌這時候是待業青年,所以自己開個水果攤,做起了個體戶。丁鴻還在念高中,是一所區重點中學的學生,明年就要考大學了。丁鴻是我們這些人中,唯一能考上大學的人。 丁鴻雖然是我們這些人中的老五,但是不太跟我們在一起混。他們家把他管得比較緊,一看到他和我們在一起,就會把他叫回去。他爹媽都是中學老師,他們住在李家宅,但從不認為他們屬於李家宅。我們給自己起的諢號是“李家宅五虎”,然而在一起活動的通常只有四隻自稱是老虎的土狗。 1983年夏天,我們這五隻“老虎”終於很難得地湊齊了。起因是附近陳家浜著名的小拉三華曉詩看上了我們白面書生一樣的老五,便總是來騷擾他,把丁鴻弄得很煩。丁鴻年紀最小,卻是我們這些人中最有主見的,雖然華曉詩臉盤長得漂亮,奶子又大,還很開放,但是他一點都不為所動,有時候還要一本正經地教訓人家,搞得華曉詩很沒面子。所以她去找了“陳家浜八龍四鳳”的小頭頭張亮。華曉詩是張亮眾多女朋友中的一個。一想到有人竟然連他的女朋友都看不上,張亮就覺得自己也很沒有面子,便帶着這些叫做“八龍四鳳”的散兵流勇,在陳家宅通往外面的必經之路上去截丁鴻。 當時正好是放暑假,丁鴻雖然不用去讀書,但考上了區教育局辦的數學競賽班,所以每個星期要到區青年宮上兩次課。每次去上課,丁鴻都會被“八龍四鳳”逮個正着,被人抽耳光、撕破衣服或者將書包里的東西扔得滿地都是。 一般來說,丁鴻受了委屈的時候,都會通過正常渠道向老師或者父母申訴。但是,這一次情況有些特殊,“八龍四鳳”中沒有一個人在丁鴻所在的區重點中學就讀,老師有力也使不上來。同時,“八龍四鳳”都是聚居在陳家浜地區的蘇北人的後代,對我們整座城市來說,蘇北人一直都是一個很怪異的存在,他們總是圍着我們城市的臭河溝子而居,干着我們城市裡最卑賤的工作,從倒馬桶到在澡堂里給人搓背,無論寧波人、蘇州人、無錫人還是本地原住民,都不願意和蘇北人通婚,所以丁鴻的父母和本城的其他居民一樣,都相信和蘇北人之間沒有道理可講,通過父母之間搞一些外交活動來解決問題,顯然不可行。而且這種事情又太小兒科,派出所也肯定不會插手。 所以丁鴻很苦惱,只好來找我們四個幫忙。雖然我們四個心裡也挺怕那些自稱是“八龍四鳳”的傢伙,但一想如果連結拜兄弟的事都不敢管,傳出去後難免被人議論。我們怕自己背上不講義氣的壞名聲。那時候,不講義氣要比亂搞男女關係還難聽,而亂搞男女關係通常又是人們要搞臭一個人名聲時所能動用的最鋒利的武器。所以思前想後,我們四個只能硬着頭皮,在一個星期四的早晨,護送丁鴻前往區青年宮。 在盛夏早晨充滿舞台寫意味道的強光中,我們大搖大擺目光銳利,讓嘴巴和牙齒繃緊出一臉的橫肉來,好像我們是一群無惡不作的流氓。很快,我們在陳家宅的弄堂口,被另一些認為自己是流氓的傢伙堵住了。他們12個,我們5個,好漢不吃眼前虧,我們一開始只是和對方不斷地罵仗,惡聲惡氣中還帶着一些擺事實講道理的意味,一廂情願地希望對方能良心發現,放棄這種糾纏不休的活動。但是,實力擺在那裡,沒有人會在占盡優勢的情況下跟你廢話。在那個叫張亮的傢伙大手一揮之後,12個跟我們年齡和個頭都差不多的男女就撲了過來,兩個打一個還能剩兩個機動人員,所以我們的劣勢可想而知。當時我心裡甚至都想好了,虛晃幾下之後,就趕快走人。 這時,夏日寒讓所有的人都大吃了一驚。他撩起汗衫,從貼肉的褲腰帶上拔出了兩把油膩膩的菜刀,張牙舞爪地揮動起來。這個動作實在是太有想象力了。以前我們不得不跟人打群架時,所能想到的最厲害的武器不過是工地上的板磚,而且一般只是拿來虛晃幾下的,實在被逼急了也專挑對方皮糙肉厚的地方下手。武器對我們來說,就像原子彈一樣,只是用來威懾的。但夏日寒卻動用了菜刀,而且每一刀還都要往別人最要害的地方砍。這傢伙平時最喜歡聽“董存瑞捨身炸碉堡”、“黃繼光拼命堵槍眼”之類的故事,每次還都能聽得熱淚盈眶,一門心思地想去做烈士之類的人物,我猜想夏日寒一定是從“八把菜刀鬧革命”中,獲得了搞這個行動的靈感。從今天早上他一臉睡意朦朧的樣子來看,他肯定為這個好主意激動得一晚上都沒有睡好。 在夏日寒的菜刀攻勢下,“八龍四鳳”的小頭頭張亮最先被嚇傻了,忽然明白當流氓和過家家還是有些不一樣的,便大叫“殺人啦”,帶着“八龍四鳳”一路落荒而走。 在連我們自己都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的情況下,我們就大獲了全勝。 那天我們的心情非常好,連丁鴻也覺得做流氓比參加數學競賽更風光。所以臨時改變主意,決定逃課一天,跟我們四個一起好好慶祝一下。 黃國歌花了一毛一分錢,在煙雜店給大家買了一盒勞動牌香煙,然後我們躲到離李家宅很遠的大街上,一口接一口抽起這種嗆得我們眼淚直流的劣質香煙,臉上還配合着目空一切不三不四的神情。街上的行人在經過我們時,投來的都是打量壞蛋的目光。這讓我們的心情愈發愉快起來,好像我們真的已經成了全世界最壞的一群流氓。 我們就這樣在街上閒逛了整整一個上午,中午還讓黃國歌請我們吃了一碗小餛飩。把最後一點帶着油星子的餛飩湯都喝進肚子裡後,坐在飲食店油膩的店堂里,我們有些不知所措。顯然在大街上抽勞動牌香煙已經提不起我們的興趣,我們需要找到一些新鮮的刺激。 忽然,沉思中的黃國歌吃吃的笑了起來,臉上的笑容潮濕而曖昧。他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後神秘兮兮地向我們招了招手:“走,我們到外面去說話。”我們排列成一條帶魚的樣子,隨着黃國歌的步伐向前蜿蜒。在確信周圍已經沒人的時候,他停下了腳步,我們的形狀繞成了一個不規則的圓圈。 “你們知道嗎?金色天堂路那裡造了一座天橋。”黃國歌說。 “我知道,前兩天晚報上專門登了一條消息,還說這是我們漂來的第一座人行天橋呢。”丁鴻一下子來了精神。當時,整個李家宅123戶人家中,只有3家人訂了全年的漂來晚報,丁鴻家就是其中之一。 “人行天橋?人行天橋是什麼東西?”辛強顯然對這個新生事物很感興趣。 “傻瓜,聽名字不就能明白了,當然是讓人過馬路的橋了。”夏日寒不屑地撇了撇嘴。 “過馬路幹嗎還要造橋呢,你想在哪裡過就在哪裡過唄。”我說。 “就是就是。”辛強連忙附和。 “不是啊,你們想想看,以前你們在人行橫道上過馬路前,是不是都要看一下紅綠燈呢?現在不用了,不管紅燈綠燈,只要你想過馬路就能過馬路。而且還很安全,不用怕被汽車撞到。這是社會進步的標誌啊。”丁鴻的臉上帶着真摯的微笑,對我們循循善誘着。 丁鴻的情緒顯然感染了我們,讓我們不由自主地點頭稱是,露出心悅誠服的神情來。只有黃國歌的臉上還保持着那種潮濕的笑容,不屑地撇了撇嘴:“它是不是用來過馬路的,管我們屁事。我想跟你們說的是,躲在天橋的樓梯下面,能看到女人的裙子裡面穿什麼短褲!”我們的呼吸一下子停止了。雖然因為營養不良,我們十七八歲的時候長得還不如現在十四五歲的小孩那麼茁壯,但是該長出來的地方還是都不可避免地長出來了,我們知道黃國歌的話裡面還是很有點意思的。 “真的嗎?是誰告訴你的?”咕嘟,夏日寒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其他四個人也順着夏日寒的咕嘟聲,將忍在自己嗓子眼上的聲音釋放了出來,連講述者黃國歌也不例外。 “是小拉三親口告訴我的。”黃國歌猶豫了片刻,然後說。 “哪個小拉三?”丁鴻問了一句。 “就是住在36號里的那個國際海員家的女兒。”我說。 “為什麼叫她小拉三?”丁鴻又問。 “你要是看過她穿著那條短裙子坐在弄堂口乘風涼的騷樣子,你就會知道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叫她了。”夏日寒一臉幸災樂禍地說。 “小拉三到底告訴你什麼啦?”辛強還在那裡對着黃國歌追根問底。 “她說有一次在上天橋的時候,忽然一低頭,看到樓梯和樓梯之間都是鏤空的,她腦子忽然轉過一個念頭,如果這時候有個男人站在樓梯下面,豈不是連她的裙子裡面穿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了嗎?”“小拉三為什麼要跟你說這些?”為了趕走腦子裡那些像國旗一樣在頭頂上飄揚的各色短褲,我忽然不懷好意地擠兌起黃國歌來。 “沒……沒什麼,我跟她也就一般關係。算了,我們還是說正事,你們想不想到那裡去看一看?”黃國歌大聲地提議。 我們大家都沉默了,心裡沒有了主意。 “去就去,誰怕誰啊!”夏日寒咬了咬牙,惡狠狠地說。 黃國歌看了我們其他三個人一眼,我們都不作聲。 黃國歌也不說話了,自顧自向着金色天堂路的方向走去。我們又重新成為了一條帶魚,在大街小巷中無聲地穿梭。午後的陽光讓我們頭上身上不斷滲出一滴滴汗水來,像大把大把的金幣順着地心吸力的方向嘩啦啦地墜落着。 不久,我們就真的看到了那個新造的過街天橋。它黑漆抹烏地盤踞在金色天堂路最大的一個十字路口的半空中,從街的這頭硬生生地伸到了街的那頭,像有人用菜刀在天空上拉了一個口子,留下了一條長長的刀疤,連夏天的艷陽也被擋在了後面。我們的腦子裡好像也被人拉了一個口子,第一次真正地意識到,馬路上原來真的是能造橋的。 我們更加沉默了,迫不急待地從天橋的這頭爬上去,然後從橋的那頭走下來。我們甚至忘了繼續作出那副大搖大擺的流氓樣子。在來來回回走了兩次之後,我們在橋的中央停下來,一面撫摸着橋上的塑料欄杆,一面不停地往下張望。 車在我們的腳底下不斷穿來穿去,我們忽然意識到,現在馬路上開的車已經比過去增加了許多。站在天橋上面,馬路在我們的感覺中似乎真的變成了液體。我的心裡忽然隱隱有些不舒服。在此之前,我一直認為我想在哪裡過馬路就能在哪裡過馬路,有一次除了丁鴻之外,我們四個人甚至還沿着馬路的中線,大搖大擺地從路的這端走到了路的那端,眼看着那些三三兩兩的汽車,為了躲避我們而驚慌失措地從身邊滑過。 天橋一下子破壞了我們對馬路全部的認識。我們第一次隱隱地感到馬路造出來不是讓人隨便亂過的。馬路突然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唉,沒意思,真沒意思。幹嗎要造這種玩意啊?”夏日寒忽然深有感觸地說。 除了丁鴻用明亮的眼睛看了夏日寒一下,其他人都垂頭喪氣地沉默着。 “好了,咱們該干正事了。”黃國歌伸了個懶腰,打破了沉默的局面。然後我們又像一條有些疲憊的帶魚,尾隨着黃國歌走到了天橋的樓梯下面。 我面朝馬路在樓梯的反面不安地坐了下來,滿臉通紅,根本不敢讓自己的眼睛往上瞟去,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這一刻盯住了我們。咔嗒咔嗒咔嗒咔嗒……,沉悶而細碎的腳步聲不斷在我們的頭頂上響着,天橋的暗影像一頭無邊無際的巨獸將我們吞沒在裡面。 黃國歌忽然騰地一下站了起來,向陰影外面走去,並在我們也想站起來尾隨他的時候,丟下一句話來:“你們等我一會。”我們看着他的背影跨出馬路,跟天橋平行着向對面狂奔而去,消失在了一家商店裡。一會兒他手裡拿着一包東西,又向我們飛奔而來。他帶着一臉老炊事班長般的笑容,往我們每個人手裡塞了一支棒冰,是那種價值一毛錢的大赤豆棒冰,比八分錢的小雪糕還昂貴,體積是一般小赤豆棒冰的兩倍,而且還含有奶油,所以雖然名字還叫棒冰,但樣子是白沓沓的,含在嘴裡時,有一種雪糕才有的味道。那時候我們吃這種大赤豆棒冰的機會很少,所以我們不約而同地向黃國歌發出了一陣歡呼聲。 我們像啃熊掌一樣,慢慢地品嘗着大赤豆棒冰冰涼甜潤的味道,我們的心情變得越來越放鬆,開始偷偷地抬頭向上張望,試探了幾回之後,發現這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於是我們愈發放肆地觀看起來。 那時候,我們城市裡的姑娘們還沒有經驗心無邪念,根本意識不到站在天橋下面,能看到她們裙子裡面的事情。同時那時候她們裙子裡面穿的東西還不叫內褲,我們城市裡的人們還喜歡把它們一律統稱為短褲,而且它們的樣子還確實與它們的名字說不出來地般配,基本上都一律是平腳褲,很少有三角褲。構成它們的材料、質地、顏色千奇百怪,有的確涼的、卡其的、棉布的,有用多種布料拼湊而成的,也有直接用舊長褲剪短的,有紅的、藍的、綠的、白的、咖啡的,還有花的,寬大而又冗長,誠實得就像當時姑娘們不施脂粉的臉蛋。然而我們還是被打動了,每一個姑娘從我們的頭頂走過,我們便會覺得眼前飄過一面閃亮的錦旗,像太陽一樣灼傷了我們的眼睛。 “哎呀,你們看辛強的小鋼炮支起來了!”長着一臉青春痘的夏日寒壓低嗓門指着辛強說。 “不是不是,你們別聽他瞎說。”也長着一臉青春痘的辛強連忙慌亂地辯解着。 我們其他人則嘻嘻哈哈地笑了起來。我們的情緒變得越來越高。我們一邊看,一邊還品頭論足起來,姑娘們和她們的短褲為一些惡俗的笑話提供了必要的佐料。 在夕陽西下的時候,我們終於從天橋下面離開。我們五個人肩並着肩,像《大浪淘沙》裡那幾個鬧革命的結拜兄弟一樣歡快,挺着胸膛,在嘴裡不斷唱着:“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們身後的影子像勾連在一起的波浪,涌過一條又一條街道。 我們第二次躲在天橋底下看女人的內褲,是在五年以後。1988年是我們的好日子。雖然那一年鐵路上老出事,全國各地也常鬧些水災旱災之類的,但是對遠離內地的漂來來說,只是意味着多了一些茶餘飯後的談資,並無任何實質意義。在這一年,我們兄弟中的辛強考上了八級鉗工,因為被評為青年技術標兵,所以就順理成章地被任命為漂來機械廠三分廠鍛壓車間的青工班班長,從此,每個月都能比我和夏日寒多掙23塊5毛錢。同時,這一年的漂來機械廠也出奇地紅火,常常能從全國各地收到許多拖拉機、聯合收割機以及機床的訂單,同時我們還在為軍隊生產坦克車的履帶。那時候,我們城市裡忽然多出了很多叫做倒爺的傢伙,在他們為鋼錠、煤炭和車皮擠破腦袋的時候,漂來機械廠總是能源源不斷地得到最廉價的鋼錠、煤炭和車皮,每個月把剩下的部分交給我們廠的三產公司倒手,也能賺到一大筆利潤。所以,那時候我們每個月都能掙到好幾百塊的獎金,甚至比我們的工資還要多。至少在李家宅和陳家浜地區,許多家裡有適齡女兒的父母都已經盯上了我們這些漂來機械廠的青年技工。 因為當上了青工班長,所以我和夏日寒都鼓搗着辛強讓他請客。辛強欣然同意了,並決定把我們當年的這些結拜兄弟叫到一起,痛痛快快地喝一次啤酒。黃國歌一請就來了。當時他是我們這些人中情況最糟的一個,前幾年他靠日益紅火的水果生意掙到了幾萬塊錢,後來看到做倒爺能掙得更多,就跟幾個來路不明自稱後台很硬的傢伙湊在一起,為一些沒邊沒影的鋼錠煤炭批文把錢都給交了出去,等到他把所有的積蓄都花完以後,他的那些合伙人也就沒有了蹤影。水果販子黃國歌又重新變成了一個窮光蛋。看到我們哥幾個還能時時想到他,黃國歌總是很感動。 丁鴻卻不怎麼領我們的情。那時候他已經是漂來大學經濟管理系的學生,同時還是他們學校的學生會副主席,正籌措着要到遙遠的亞美利加去留學。我們請了他好幾次,他才勉強答應要來。但有言在先,只能來半個小時,因為星期天下午學生會還要請一個哲學家來演講尼采和存在主義。他抬着頭,眼望藍天白雲,尼—采,還有存—在—主—義,一字一句,生怕我們聽不明白似的。而事實上我們也確實聽不明白,就忍不住對年紀最小的丁鴻有些莫名其妙的崇拜。 星期天中午,我們在弄堂口擺好桌子,買來了30升散裝啤酒,還從飯店的熟食櫃檯買來了一堆油煎帶魚、白切豬頭肉、叉燒、豬耳朵、豬肚、醬蹄胖、炸花生米之類的東西。從十一點一直等到十二點,丁鴻還是沒有來。散裝啤酒的泡沫已經順着那幾個鋼精飯鍋的蓋子飄散到空氣中去了。 “咱們就別等他了吧,反正這小子也沒把我們當朋友。”夏日寒終於有些不耐煩了。 “別急別急,我去他們家看看。”辛強還是保持着一臉憨厚的笑容,然後邁開矯健的步伐,向弄堂的盡頭走去,背影很快消失在了拐角處。 大約過了五分鐘,那臉憨厚的笑容就又出現了,黃豆般的汗珠一顆接一顆,在上面滾來滾去,在汗珠下面似乎還有些沮喪。 我們還是有些期待地向他的身後看去,一直等到他距離拐角五米時,還是沒有丁鴻的身影,我們知道丁鴻今天是不會來了。 “哼,我早就說過,丁鴻根本就沒有拿我們當朋友。”夏日寒隨手拿起幾顆炸花生米,卡巴卡巴地咀嚼起來。 “不是不是,他原來是打算要來的,但是他們學校硬要他去陪那個什麼學家吃飯,所以就來不了啦。”辛強的臉漲得通紅,好像受到責怪的是他自己一樣,結結巴巴地解釋着。 “還在一廂情願?老實跟你說吧,自打考上大學起,丁鴻就開始看不起咱們幾個了,好像沾着咱們,就丟了他的臉似的。xxxx,不就是臭老九一個嗎?當年沒咱們照顧他,他能有今天嗎?”夏日寒不等大家,徑自拿起杯子從飯鍋里舀起一杯啤酒,惡狠狠地喝了一口。 “你再這樣說丁鴻,我可要跟你翻臉了。”一向好脾氣的辛強也終於發起火來。 “少說兩句,你跟辛強較什麼勁啊?”我連忙給夏日寒使眼色。 “就是就是,大家都是好兄弟,大家都是好兄弟。”萎靡不振的黃國歌也跟着附和了幾句。 “行,辛強,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不說了。咱們喝酒,我來敬你,咱們是真正的好兄弟。”夏日寒又拿起一個杯子,從鍋里為辛強舀了一杯啤酒,遞了過去。我和黃國歌也連忙給自己舀了一杯酒,大家拿起杯子狠狠地碰了一下,開懷暢飲起來。 我們喝沒有了泡沫的散裝啤酒,我們吃油漬嘛花的豬頭肉,喝得眉飛色舞,吃得神采飛揚,只有黃國歌一直鬱鬱寡歡。 “老黃啊,喝酒的時候就不要想生意的事情了。”我說。 “就是,不就是賠了點錢嗎?哪兒跌倒就哪兒爬起唄。”夏日寒應和。 “不行的話,你再去做你的水果生意嘛。”辛強也勸道。 “唉,你們不知道,”黃國歌像條喪家之犬,目光呆滯鬍子拉茬,“我這次不僅輸得淨淨光,還在外面背了一屁股債,翻身的機會都沒有了。人要倒霉,喝涼水都磣牙,一點沒錯。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這算什麼話,你不是還有我們這幫兄弟嗎?”我為他鼓勁。 “就是就是,這三年我存了一點私房錢,你先拿去做本錢吧。”辛強囁嚅着,小心翼翼地從褲子的內插袋裡摸出了一張揉得皺巴巴的存摺。 辛強還沒有把存摺交到黃國歌手裡,就被夏日寒搶了過去。他打開存摺看了看,露出了一臉不信的神情:“媽的,五千多塊,辛強你每個月的工資不是都交給你爹媽了嗎,哪還來這麼多錢啊。”“呵呵,是每個月的獎金和津貼存起來的,平時在廠里和到外面去吃喝也都是你們在請客,所以我的錢就省下來了。這筆錢其實應該算是我們大家一起的,本來就是準備在大家需要時拿出來的。”辛強低着頭,看上去有些害羞,同時又有些自豪。 “媽的,你這個老財迷,還真有一套啊!”我忍不住狠狠地拍了一把他的肩膀。 “老黃,你也知道,我是個大漏勺,平時有錢就花,不像辛強那麼有錢,只拿得出一千塊錢幫你。”夏日寒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 “我這裡還有兩千多塊錢,加起來八千塊,差不多就是個萬元戶,應該夠你拿去翻本了。”我說。 這時,長得高高大大的黃國歌渾身顫抖着,終於忍不住抽泣起來,我們越勸,他哭得越起勁。我們大家心裡都產生了一些溫暖的感覺,雖然有些婆婆媽媽,但我們還是很喜歡這種溫暖的感覺。這讓我們確信,就算我們平時有再多的摩擦,我們還會一直都是朋友。 這樣膩膩歪歪了一陣子,我們又開始大吃大喝,這次黃國歌的情緒也跟我們大家配合起來,不久我們便有些暈乎乎,開始忘乎所以。 “對了,我那裡有一樣好東西。”夏日寒忽然說。 “什麼好東西?”我問。 “你們等我一會。”說着,夏日寒起身向自己家跑去,一會兒,提留着一台四喇叭錄音機回來了。他把四喇叭在地上放下,然後從後屁股口袋裡掏出一盤TDK翻錄帶,放進卡座,摁下放音鍵,在一陣茲拉茲拉的電磁聲過後,出現了一個沙啞的老男人的聲音,他在那裡用一種下流的語氣自問自答自唱。 “這是誰?”黃國歌問。 “沒聽過吧?台灣最有名的黃色歌王——張帝!”夏日寒略顯誇張地說。 “黃!真黃!”我們一邊興致勃勃地聽着那些走調的下流吟唱,一邊喝得更歡起來,時不時還跟着四喇叭一起哼上幾句。 忽然,四喇叭里開始唱起在天橋下面觀看裙底風光的內容。躲在天橋下面看大彩電,他好像這樣唱道。我們都不由得心裡一動,想起了五年前的那一幕。 “我們再去看一次‘大彩電’吧!”我忽然靈機一動,脫口而出。 “好啊,好啊。”我的提議很快得到了大家的響應。 我們特地又去買了幾瓶瓶裝啤酒,提在手裡向金色天堂路的那座天橋走去。 這時,我們的城市裡又陸續地造起了一些天橋。天橋不再是一種奢侈的玩意。它越多就顯得越重要,我們越來越確信,將來總有一天如果沒有天橋,我們連一條馬路都過不了。天橋的樣子也在變化,一些新造的天橋在樓梯與樓梯之間已經沒有了縫隙,躲在下面是看不到女人的內褲的。但是金色天堂路上的那座天橋因為造得最早,所以還能讓我們有機可乘。 我們一路搖晃着,脫光了自己的上衣,油光錚亮的,像四條沉浮在驚濤駭浪里的大魚,按照四喇叭里歌聲的節奏,顛簸在盛夏午後的暑氣中,最後來到了天橋下面。在耀眼如芒的陽光中,天橋還是那樣黑漆抹烏,然而似乎不再是那個原來的龐然大物,我們在它的面前沒有了壓迫感,我們已經習慣了它。 現在,天橋兩側在人行道和馬路之間圍起了大約50米長的鐵柵欄。原因是明顯的,在天橋造起一段時間後,人們不再覺得在上面走是一件新鮮的事情,所以常在這裡過馬路的人,為了省事還是喜歡在橋下面直接過馬路。 “這些人素質真是太差了。”前兩年我們去找丁鴻玩的時候,他總喜歡把這件事拿出來,證明漂來人的整體素質是如何之低。他憂心忡忡一臉深沉,總是讓我們有些肅然起敬。“如果我們不能儘快提高自己的素質,我們遲早有一天會被開除‘球籍’的,所以你們應該多跟素質高的人在一起,而不要和素質低的人在一起。”我們第一次從丁鴻那裡聽說了“球籍”這個詞,開始明白原來在地球上生活跟在漂來生活一樣,都是有定額的,而且這定額一般由人的素質高低決定。跟素質高的人在一起,會提高自己的素質,跟素質低的人在一起,則效果相反。按丁鴻的說法,他的素質比我們高,我們這些人應該多和他打交道。但是同樣按照他的說法,因為我們的素質比他低,所以他是千萬不能和我們打交道的。最後我們發現,丁鴻的說法其實對我們毫無幫助。 我們在天橋下面坐定沒一會,我們便看到交通警正從馬路中央向我們走來。他警惕地看着我們,惡聲惡氣地向我們揮了揮手:“別呆在這裡,快走!”“哪條法律規定我們不能在這裡乘涼?”夏日寒毫無忌憚地反問。 交通警年紀看上去和我們差不多,臉憋得通紅,似乎正在尋找着駁斥我們的理由。想了半天,喉結鼓動了半天,終於把懸在半空的手,指在了我們帶來的四喇叭上:“這麼大的聲音,會影響別人。”黃國歌把四喇叭的聲音調低,然後說:“這總可以了吧,聲音要比馬路上的汽車輕多了。”“你們……打赤膊,這裡……這裡是公共場所……”交通警總算又憋出一個理由來。 好像是有默契,交通警的話才剛開了個頭,我們就嗤溜一下都將汗衫套到了身上。快得讓交通警臉上不由露出了詫異的神色。他瞪着我們看了半天,終於沒有再挑出什麼毛病來,只得氣鼓鼓地回到馬路中央。站在崗亭上,他不時地向我們投來警覺的目光。 我們知道交通警還在看着我們,所以我們不抬頭,繼續喝我們的酒說我們的話。我們的耐心終於讓交通警對此失去了興趣,他離開了這個路口。 用來過馬路的天橋,又變成了我們眼中的那個色情舞台。我們開始不時地抬頭向上觀看。我們城市裡的姑娘們似乎比過去更有經驗了,不少人在走上走下天橋前,總會警惕地先向橋下看一眼,然後下意識地將裙子纏起來,讓下擺變得狹小,接着快速通過。這為我們的觀看增添了不少難度,不過我們還是以為我們看到了她們的內褲。我們城市的內褲像我們城市的建築風格一樣,正在變得越來越花哨。雖然形式還不夠大膽,但已經由短褲變成了真正的內褲,緊緊地貼在姑娘們修長白皙的大腿上,就像夏日的陽光閃爍出的那一個個光暈,在我們的頭頂不斷地盤旋。我們被晃得眼花繚亂。 大約是1996年夏天,我們終於又有機會一起躲到天橋下面看女人的內褲了。還有一個星期,李家宅就要被徹底從漂來地圖上抹去了。我們已經接到了通知,不管我們樂意不樂意,負責拆遷的施工隊都將於再下個星期一完成全部工作,屆時派出所和搬家公司也將配合行動,再堅固的“釘子”,也要被從這裡拔起。 既然有關部門已經下了這麼大的決心,我們知道無論怎樣跟拆遷公司討價還價,也終究是白費心機。 好漢不吃眼前虧,我們只得忙起了搬家的事情。 此時,已經有一些人家從這裡搬走了。他們前腳剛走,施工隊後腳就把他們的房子粉碎了。所以現在李家宅不再是那番屋檐相連人聲鼎沸的景象,李家宅成了一堆廢墟上許多幢沒有關係的房子。一種悲涼的情緒在整個街區瀰漫,還留在這裡的居民們因此變得更加沉默,也更加親密,人人都變成了一幅熱心腸,互相關心着守望着謙讓着,為以前鄰裡間常見的摩擦和口角內疚着。雖然大多數人還是要搬到同一個小區去,但大家的心情卻好像是末日來臨就要永別似的。 我們當年的五兄弟中,只有我和辛強還住在李家宅。丁鴻家最早離開了這裡,在丁鴻出國沒多久就搬到城市另一個角落的樓房裡去了。後來黃國歌也離開了,80年代末,他一邊做水果生意,一邊收起了國庫券,後來又最早炒起了股票,還搞了一個公司,就此發達起來,自己買了別墅,把一家人都接走了。只有他爺爺奶奶堅持不肯從這裡搬走,所以為了看他們,逢年過節他還會回李家宅走走。夏日寒吃了官司,今年5月被槍斃了。起因是他在過去五年裡,不斷地從機械廠偷出各式各樣的軸承,前後加在一起,大約從收廢銅爛鐵的鄉下人那裡得到了5萬塊錢,但在他犯事後一算帳,他偷走的軸承實際價值大約有100多萬,又正好碰上嚴打,所以就被判了死刑。 我和辛強都還在機械廠當工人。機械廠的境況已經大不如前,我們的工資領得還是和五、六年前一樣,雖然我們省吃儉用,但是不過才存起了幾萬塊,再加上我們都結婚生子,所以根本沒有錢去買房子,而工廠里分房子看來一時半會也不會輪到我們,所以我們只好繼續在李家宅將就着住下去,心裡盼望着這個整天拆來拆去的城市,哪天能把我們這裡給拆了,也讓我們可以改善一下。但這只是我們一廂情願,我們不僅要搬到城郊去,因為我們家原來七八個人平攤下來的面積太小,所以我和我老婆還有孩子只能分到一室一廳,而且要自己再往裡貼兩萬塊超標的錢。辛強的情況跟我差不多,本來想看看能不能賴着不走,爭取更好的條件,但是最終胳膊還是擰不過大腿。 這天,我們下班回家,在臨近李家宅的馬路上,看到大家正圍着一對老人議論紛紛,他們老得連腰都直不起來了,在那裡無比焦慮地喃喃自語,意思好像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們一眼就認出來,這對老夫婦正是黃國歌的爺爺奶奶,所以我們就過去要帶他們回李家宅。 然而他們認為他們不認識我們,我們看到他們的目光很空洞,好像丟了魂似的,只剩下了兩具渾身起皺的軀殼。而僅僅幾天前,我們在弄堂里相遇時,它們還是滿的,不僅能叫出我們的全名,還會一個個問候我們的家人。 我們跟他們好說歹說,證明我們一直都是老鄰居,掰扯了半天,他們才將信將疑地跟着我們往回走。然而,在進入李家宅看到殘破如廢墟的弄堂時,他們忽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堅持認為我們走錯了地方。我們不斷地向他們重申,這裡就是李家宅。他們卻更加振振有詞,反覆強調,他們在這裡已經住了一輩子,難道連這裡是不是李家宅都不知道了嗎?我們想把他們扶起來,他們卻發出了殺豬般的嚎叫,好像我們是想要謀財害命的歹徒。他們是如此固執,又是如此憂傷,好像這裡被拆掉的不是房子,而是他們的記憶。我們也沒有了辦法,只能給黃國歌打電話。 很快黃國歌開着車帶着他爹媽來了。老頭老太總算還認識他們的親人,在他們好言相勸下,才確信這兒真的就是他們住的地方。我們看到事情已經解決,就打算離開。黃國歌叫住了我們。 “謝謝你們,唉,都已經八十多歲了,人老了就是沒辦法。”黃國歌試圖着跟我們寒暄。我們已經有兩三年年沒有見過他了,他變得比以前胖了,眼圈浮腫微微發青,手上帶着好幾個金戒指,脖子上的金項鍊寬如食指。他讓我們覺得很陌生,我們不知道該用哪一種方式來跟現在的這個黃國歌說話。所以我們只是沉默地點了點頭。 “李家宅快要被拆掉了,我們星期六聚一次怎麼樣?”黃國歌繼續問。 我和辛強互相望了一眼,然後點頭同意。 星期六中午,我們在附近的一家潮州海鮮酒樓的包房裡見了面。黃國歌點了滿滿一桌好吃的,還要了好幾瓶法國紅酒。雖然我和辛強都已經記不清我們上一次上館子是什麼時候了,但這頓豐盛的午宴卻沒有讓我們更興奮。我們不說話,只是一杯一杯喝酒。黃國歌好幾次試圖打開話題,但是他說的事情我們要麼沒聽說過,要麼根本不感興趣,所以都沒有接茬。黃國歌也漸漸覺得無趣起來,和我們一樣喝起悶酒來。 “對了,我上個月碰到丁鴻他媽了。”黃國歌終於忍不住,又說了起來。 “哦?”我隨便應了一聲。 “丁鴻讀完MBA後,拿到了綠卡,現在已經做到部門主管了。”黃國歌的語調很誇張,好像這是一個天大的消息。 我們卻連眼皮都沒有抬,把黃國歌的熱情又給憋了回去。我們一直喝到面紅耳赤雙眼發直,自制力正在離我們而去。 忽然,辛強一個人在那裡痛哭起來,一邊哭一邊自艾自怨着:“唉,老四,我對不起你啊,當年咱們說好,要有難同當有福同享的,可你犯事的時候,咱們連忙都幫不上你。”“辛強,你不能這麼說,”黃國歌打了個飽嗝,“小夏這事情其實咱們誰都幫不上。”辛強沒有搭理黃國歌,繼續在那裡痛心疾首:“其實,老四賣軸承換來的錢,哪一回是給自己花的,不是請咱們吃飯,就是送東西給我們,我家裡的洗衣機就是他送的。我真恨自己,為什麼不幫着他一起頂罪啊?這樣,也許就只用兩個人一起去坐牢,他就不用挨槍子了。我算什麼好兄弟啊?唉,我好恨啊,我好恨啊。”辛強哭得很酣暢,像一棵春天的楊樹,身子一抖便抖出無數的淚花來,被包房的空調吸走的汗水,都從他的眼睛裡涌了出來。 我的眼圈也紅了,心裡也不由得生出同樣的內疚來。怕自己跟着他一起哭號,我連忙用酒堵住了嘴巴。 “其實……其實,”黃國歌欲言又止,“不是我不肯幫老四,我也知道如果我能幫他賠那一百萬,也許他就不用死了,但是那時候我身上確實沒有那麼多閒錢,而且那個律師跟我說,他有把握讓法院只判他死緩,誰想到後來嚴打了,需要斃一批人,所以……”我們不說話,也不看黃國歌。我們知道在夏日寒這件事上他已經出了很多力,比我們兩個人加起來的還要多。所以他越這樣說,我們就越是無地自容,就越是覺得我們是如此無能。 “你們要怪我就怪我吧……反正老四從來沒怪過我。”黃國歌有些語無倫次了。 我們抬頭看着他的胖臉,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老四上刑場前一天,朋友幫忙,讓我到看守所去見了他一面,他說他這輩子最高興的事,就是有我們這幫兄弟,他說他真想再跟我們一起躲到天橋下面去看女人的內褲。”“好吧,我們就到天橋下面去吧。”在沉默了一會之後,我說。 另外兩個人同意了我的看法。黃國歌開車把我們送到了金色天堂路附近。 現在我們的城市裡,已經很少再有樓梯鏤空的天橋了。我們的城市裡又新造了許多過街天橋,並且還出現了過街地道。但是所有的天橋和地道都造得很嚴密,連原來那些有紕漏的天橋也已經被重新造過了,只有金色天堂路上的這座天橋成為了漏網之魚。現在所有想在這個路口過馬路的人都會選擇走天橋,因為不僅天橋兩側圍起了柵欄,連馬路中央也圍起了柵欄,柵欄連着柵欄幾乎看不到頭,想在下面過馬路起碼需要翻過三道柵欄。 我們城市的姑娘們,那些上了年紀的還是那樣矜持,在上天橋時會小心地夾起她們的裙子。而那些更年輕的則一副快樂的樣子,任由她們的裙子隨着輕快的步伐像降落傘一樣地撐開。我們的城市裡有了很多用玻璃造出來的房子,所以我們城市的內褲也有了透明的感覺,或者薄如蟬翼,或者鑲滿鏤空的花邊,像那些玻璃房子一樣向我們暗示,裡面可能會有一些很誘惑的內容。 我們站在天橋下面,卻找不到絲毫感覺。很快,我們就散了。
最近,我又到天橋下面去了一回。 下崗半年以後,一天早上我醒來,我忽然認為,我應該再躲到天橋下面去看一看女人的內褲。一段時間以來,我的腦子裡總是充滿了各種奇怪的想法,就像那些被丟棄的食物上爬出來的黴菌。 讀初一的兒子這兩天開始放暑假了,老婆勸我除了中午給他做午飯,不要一天到晚在家裡躺着,哪怕裝樣子,都要到外面去轉轉。他怕兒子看了我沒出息的樣子,也會變得沒出息起來。我老婆下崗比我早,也比我先找到工作,所以我現在不能不聽她的話。 騎上了自行車,我一邊回想着以前一次次到天橋下面看內褲的事情,一邊向金色天堂路行進。這時我才發覺,這次甚至連辛強也不在我身邊了。機械廠倒閉,他也跟着我一起下了崗,但因為技術不錯,被鄰省的一家鄉鎮企業請去做師傅,平時已經難得回來一次了。整座城市裡,我再找不到一個可以陪我到天橋下面去看女人內褲的人了。而在當年我卻曾經那樣驕傲地相信,只要我願意,我就能隨便找到一堆人跟我同行。 太陽照在我的頭上,汗水不住地往下流。金色天堂路上的天橋已經清晰地呈現在我的面前。連它也煥然一新了,樓梯上的那些空當已經被毫無疑問地遮擋起來。 我正悵然若失,忽然看到天橋附近的內衣商店前擠着一堆人。我過去一看,發現在比空氣還透明的玻璃櫥窗里,一些不穿裙子的漂亮姑娘正任意地讓人們觀看她們的內褲,她們挺着胸脯撅着屁股,讓內褲繃緊得就像她們的第二層皮膚。我跟所有那些無聊的男人一起,津津有味地地看着眼前的情景,心裡卻清清楚楚地知道:現在,躲在天橋下面已經沒有女人的內褲可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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