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澤東時代 人們怎麼休息? |
| 送交者: y2k 2002年09月07日17:13:38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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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 人們怎麼休息? 中華讀書報 規定閒暇時間長短 既然人們認為閒暇應該從屬於工作,那麼,為了增加產量,就可以犧牲閒暇。從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的計劃者和管理者傾向於認為,只要保證使工人能得到足夠的時間恢復身體,削減閒暇沒什麼不對的。那些年,不給或很少給補償就要求工人加班加點的現象並不罕見;而且還經常在星期天和假日裡,組織黨、團員及政治積極分子從事“義務勞動”。在大躍進期間,這樣的活動達到高潮。有些人甚至在缺乏足夠睡眠的情況下,連續工作幾個月。 在一段時間內,人們可以忍受疲倦,要他們永遠忍受下去則是辦不到的。中國領導人很快意識到,讓人們承受太大生理和精神壓力可能不利於生產。1958年11月至1960年5月期間,中央至少發出了兩個指示,要求應保證人民群眾“有八小時睡眠時間”,並且有另外幾個小時的“自由時間”。然而,“閒暇”仍然被看作被動的消遣和工作精力的恢復。這兩個文件實際上都規定“群眾的時間”應服從於“統一計劃”。 規定閒暇的形式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里,公共利益一直占據了“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優先位置”。而革命則加強了這個公共利益概念,在“文革”之前和“文革”中,閒暇的形式反映了這個特徵。在“集體主義”的名義下,閒暇活動應採取集體行動的形式,這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例如1954年,河南省開封市第一中學制定了一套規則,標題是——“這些時間做什麼?怎麼做?”規則有十六項五十六條。這些條文對起床、洗臉、吃飯、上課、上操、課間休息、睡覺都做了十分細緻而具體的規定,如吃飯時怎樣分菜,怎樣吃飯,碗怎麼放;上操,上體育課時和晚集合時怎樣走路等等。總之,所有的事情都應組織起來一塊兒干。那個時候,不顧學生和工人的個人愛好而把他們組織起來去影劇院看電影、組織體育比賽、舉辦舞會,是非常普遍的。有些學校還在學生看電影、看球、跳舞時,把校門、課堂門和廁所都上了鎖,認為這種做法是教育學生集體主義精神的好辦法。甚至讀書也有規定,黨支部、團支部不時地列出“推薦書籍”的單子來,然後,就制定出討論的時間。這樣,人們就不得不去讀這些規定的書。那些沒有參加單位組織的閒暇活動的人則要冒着被批評成“脫離群眾”和“缺乏集體主義精神”的危險。像籃球、足球和排球這類集體項目被當作一種工具,目的是培養人們的集體意識、合作意識、自我犧牲精神。 規定閒暇內容 1960年3月,當時全國發行量最大的雜誌——《中國青年》刊登了一封信,作者是署名為肖文的年輕婦女。在信中,她表達了希望能有更多的自由、愉快的閒暇時間的願望。在接下來的三個月中,雜誌收到了14000多封討論此信的來稿,並且有選擇地公開了大約十二份。公布的大部分信件對於肖的願望採取了一種嚴厲的批評態度。其中典型的觀點是:中國人民還未達到享受的時候,因為共產主義在中國還未實現。批評者堅持認為,那些過多注意閒暇的人不可能成為“真正的革命者”。這場討論得出的結論是:業餘時間不應用於個人享受;相反,它應用來提高一個人的“政治覺悟”。 60年代初,開始發展了一套新的閒暇觀。據說業餘時間不可能是政治真空。它要麼被無產階級思想占領,要麼就被資產階級思想占領,閒暇變得越來越政治化了,到“文革”結束時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大體上從1960~1962年)政治化相對較溫和。人們被告誡,用一種漫不經心的態度來享受娛樂在政治上是危險的。雖然經過社會化改造的人們可能已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國家還是認為讓他們在閒暇時繼續鞏固他們學習到的東西是必要的。對於電影、戲劇、音樂、小說、繪畫及其他類似的作品潛台詞要保持警惕,特別是那些從外國進口的和解放前發行的作品;體育也不像通常所認為的那樣純潔,“錦標主義”被稱之為一種“極大的個人主義”受到批評,比賽被認為應用來增強“集體主義”。換句話說,閒暇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的陣地。 在第一階段,人們只是被揭示要求自己去判斷對與錯。而在第二階段(1963~1965年),人們則開始被給予明確的指示。 1963年,《千萬不要忘記》和《年輕的一代》兩部現代話劇被搬上了舞台。每部戲中都有一個反面人物。前者是丁少純,後者是林育生。丁少純由於忘記了自己的工人階級出身而受到批判,他之所以被認為“忘本”,部分原因是他已養成了一個資產階級生活習慣——打獵。林育生受批判則是因為他幻想娶一個漂亮的姑娘作妻子,有個安樂的小家庭,“白天我們一起去上班,晚上回來就聽聽音樂,看看小說,讀讀詩,看看電影,星期天上公園,或者找幾個朋友聊聊天……”他被指責為試圖“躲進個人主義安樂窩裡去,追求個人享受”。批判者說:“在無產階級革命者看來,革命同追求個人享受是水火不相容的。要革命,就不能追求個人享受;要追求個人享受,就不能革命。”當時每一個主要大城市都上演了這兩部話劇,並將它們拍成電影,組織工人和學生觀看。全國性和地方性的報刊也辟出專欄對它們進行討論。黨希望教育人民,在他們閒暇時,應該幹些什麼不應幹些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在一組文章的標題里找到,這組文章發表在1964年《中國青年》第8~9期上。標題有《要珍惜業餘時間》、《業餘生活要服務於工作》、《下班後也要嚴格要求自己》、《業餘生活要以學習為主》。 60年代中期,官方的出版物開始警告人們:“玩物喪志”。結果,打獵、釣魚、養鳥、種花及所有其他各種愛好者受到“沉溺於小資產階級的情趣”的批判。 第三階段,“文革”中(1966~1976年),“私人時間”和“公共時間”的劃分已毫無意義了,“破四舊運動”中出現了一條不成文法規:除非得到官方許可,否則沒有閒暇活動是合法的。有數年,八億人民只允許觀看八部“革命樣板戲”和幾十部精心挑選的“革命”影片。“文革”後期,拍的影片和出版的書只是以一種粗糙的藝術形式簡單地進行宣傳,甚至沒有做出給人們以消遣的樣子。因為“閒暇”這個詞本身已變成了一個壞字眼。 正如蘇珊·福特·維爾特夏爾(Susan Ford Wiltshine)巧妙地評論的那樣:“當私人生活的亂石碴被完全消除乾淨後,公共生活被變成了一堵表面光潔無比的巨牆。巨牆裡面什麼都是一個模樣。”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67、1968兩年“文革”進行到高潮時,許多中國人發覺,多少年來他們第一次有了大量的自由時間。既然學校關閉了,工廠受到嚴重破壞,“消遙派”的問題在於如何消磨時間。年紀小一點的,每天在大街上遊逛,從“鬥雞”、“放信鴿”中尋找刺激。年紀大一些的打牌、下象棋、下圍棋,那些在“破四舊”運動中遭到燒毀的書籍則成了搶手貨。還有一些年輕人在大街上泡女孩,沉浸於浪漫生活之中。也有一些人忙忙碌碌:有的回到象牙塔中,一心一意地學外語,研究數學、物理等等;有的則較實際,學編織、裁剪、烹調、裝修收音機、練習樂器及發展其他技能,釣魚、打獵、做木工和家庭裝修成了許多人的愛好。1967年後半期,風傳經常在靜脈里注射公雞血,可以延年益壽,當成百上千的人在派系鬥爭中被打死打傷的同時,另一些人卻在尋找延長壽命的秘方。這時,許多原來貼上“毒草”標籤的電影又在放映了。其名義是為了批判“毒草”,群眾需要重複看。但實際是,許多人對只看幾部單調的“革命”片已經厭倦了,他們需要更多的選擇。一些群眾組織甚至想從給文化上飢餓的觀眾放電影中謀取利益。那時不斷有報道說,這類電影的拷貝被從一個組織手中搶到另一個組織手中。 在“文革”期間,閒暇活動被蒙上一層濃厚的政治色彩。有時連閒暇這個概念本身也被認為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社會生活的政治化,使得“文革”後期,很多人對任何帶有政治性的事物都不感興趣。80年代,社會生活的政治色彩逐漸減少,個人有了較多的自主權,能夠自己決定如何使用私人時間,閒暇才恢復了它本來的意義。 (摘自《左腦的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價:13.80元。社址:天津張自忠路189號,郵編:300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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