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說了效用最大，第二個是邊際效用遞減。這個在數學上就是個一階導數的概念，在也有其在生物上的基礎。簡單打比方，如果你餓了吃餃子，吃第一個感覺最好，也就是效用最大，第二就小了，第三個就不如第二個，到第三十個可能就是負的效用了。這個是很多經濟行為的基礎，很多經濟政策就是基礎於此，比如累進稅率。富人掙一百萬，最後十萬給他帶來的快樂，還比不上一個一年一萬的人多給他一萬。累進稅率的思路就是征掉富人的十萬，分給十個一年掙一萬的人，總量不變，總效用增加了。這看來講得通，但又牽涉到公平與否的問題。憑什麼這麼做？Ron Paul就是從這點來否定現在的所得稅制。 達到總效用最大，數學上就是個求一階導數的問題。通俗說，從個人消費講，就是人花在各種支出的最後一分錢，帶來效用是一樣的。從個人投資講，要求回報最大，實現條件就是投資的最後一塊錢帶來的回報，不管是股票還是房產，應該都一樣。不然，如果房產高，我就把投在股票里的錢放在房產里，反之亦然。從銀行放款講，不管車貸還是房貸，貸出去最後一塊錢的回報要求一樣。與其把危機歸於資本本性，不如歸於人的本性。但人的本性必然會導致危機嗎？有危機一定會這麼大規模嗎？這又是個很複雜的問題。 回到次貸說，首先，借錢的人如果受美國夢影響，可能就是算賬租房子划算也會去選擇買房子。看看次貸分布，有的地方歷史上房子根本不怎麼漲。當然這只是一部分人。其次，大多數人會算賬，房產過熱，原因還有稅收的優惠和貨幣政策的原因。 先說稅收，大家都知道，個人住房利息抵稅，還有個人住房升值部分一定數目以下可以免稅。但股票投資卻沒有這個優惠。這樣一來，刺激了個人住房的過渡發展，因為前者降低了投資房產的成本，後者減少了投資房產收益的稅負。 從貨幣政策講，聯儲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升息降息。對於貨幣政策，弗里得曼的觀點是政府不用操心這個，政府該干的就是發行貨幣，然後公開每年的增長量，讓市場來決定各種利率。但經歷了七十年代之後，積極的財政政策基本被認定是沒用的。那調控經濟的擔子就落在貨幣政策上了。然後就有格林斯潘的一次次降息，經濟增長的時期格林斯潘個人也被戴上了各種光環。這個人為的浮動，增加了未來不確定性，其本意是減弱經濟周期的波動，但結果事後看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這些人為的對經濟的干涉，很多時候是不能達到所希望的效果，有時候就是達到了，負作用也大的很。就象對個人住房的稅收優惠，本意是幫大家實現美國夢有房子住，可是繞了一圈，很多人反而要沒房子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