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紅，一個弱女子，在她成為大作家、學者余秋雨的結髮妻子的時候，她只是個普通的女人；當她不幸成為余秋雨前妻的時候，她倒成了一個堅強、成功、渾身散出青春魅力的女人了。　　初識李紅，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在深圳四星級的晶都大酒店的咖啡廊　　一個女子背對門口坐着，一頭染成栗色的直發削剪得錯落有致，飄灑在肩頭，她的一雙眸子，大大的，黑黑的，眼波流轉，顧盼生輝。　　“李紅，１９８９年就隻身闖蕩深圳的上海女人。”李紅這樣向我介紹她自己；“李紅，我的中學同學，余秋雨的前妻。”朋友這樣向我介紹她。　　李紅提到余秋雨時，總是調皮地稱他為“余某人”，也許是出自上海女人特有的細心，或者是曾經滄海的一個小小的調侃。　　李紅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她的漂亮不是嬌媚、優雅的那種，而是熱情、亮麗、自信而又透明的。　　再見李紅，已是一年以後，上海陰冷的冬季叫人難捱。李紅卻回上海來看望女兒、父母。　　在南京路銅仁路那間老是坐滿老外的咖啡吧里，李紅戴了頂駝色的呢帽，穿了件大紅繡花的羊毛衫，靜靜坐在靠窗的位子前，望着來往的行人，吃一盒粉紅色的冰激凌。　　她講話語速很快，臉部表情豐富，聲音悅耳，很有感染力，你不知不覺會被她吸引進她的故事裡。　　未成女明星，卻與余秋雨步入戀愛季節　　少女時代的李紅，是一個無憂無慮的乖乖女，天真又活潑，深受同學和老師的寵愛。在中學教英語的父親和當醫生的母親為她和弟弟創造了良好的學習、生活的環境。她學校畢業後被留在上海分配進了紡織局。從小熱愛戲劇的她由於容貌、身材、語言的優勢，作為業餘演員被借調到上海市青年話劇團《年輕一代》劇組。　　那年，２３歲的李紅雄心勃勃地去考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結果，從１０００多名考生中脫穎而出，名列前茅。然而，世事難料，由於種種原因，她與上海戲劇學院失之交臂，但她的答卷卻被當時在上海戲劇學院任負責人的余秋雨看見了。　　電影《春苗》在選女主角，李紅和當時還未出名的李秀明同時成為候選人，叫導演難以取捨。李紅說，由於家庭環境的原因，導演認為我知識分子氣太濃，纖細了些，而李秀明更粗獷，符合劇中人物的性格。於是，李秀明一炮而紅，而姓李名紅的她卻從此與演藝界擦肩而過。　　然而值得慶幸的是，在這期間，李紅認識了當時已經名聲在外的余秋雨。年輕、漂亮、活躍的李紅，被這個老實而有學問的老夫子似的男人吸引住了。李紅說，她對別的各方麵條件比余秋雨強的追求者不屑一顧，一頭墜入了余秋雨的情網。　　李紅清楚地記得，星期天，余秋雨會在傍晚乘車來到李紅住在虹口的家。他們一起談笑，一起看書，一起吃飯，一直到深夜。公交車沒有了，他常常步行回他的住所，每次都是意猶未盡，痴情可見一斑。　　余的真情也打動了李紅的父母。他們勸告李紅：她認識的那些海外的人不可靠，而他是個老實人，是好人，早點嫁給他吧　　１９７９年，相戀整整５年的余秋雨和李紅，終於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們在大連路的一間陋室里安了家。余秋雨只買了一隻大櫥，一隻五斗櫥。　　恬淡安靜的婚後生活，孕育出了轟動一時的《文化苦旅》。　　一個嬌弱的女子，一個從小受寵的乖乖女，一夜間成為一個家庭主婦，李紅似乎還未適應這角色的轉換。令她萬分感動的是，余秋雨對她很是體貼，她不會用洗衣機，而余秋雨就把洗衣的事包攬了。　　不管是結婚之初住在大連新村，還是以後搬至萬航渡路，由於屋小，又是合用煤衛，他們長期不自己做飯。那時，李紅每天隨身都會帶一個不小的包，裡面總少不了一個大大的飯盒，橢圓型的，用得很舊了，盒身上已有幾處癟了進去。李紅單位的同事幾乎人人都認識這個飯盒，它成了作為賢妻的李紅的標誌。每天下了班，李紅先到自己娘家，把媽媽精心做好的葷素搭配的飯菜裝得滿滿的，心急火燎地往家趕，熱一熱，甜甜地看着他吃。晚上睡覺前，李紅總要檢查一下飯盒是否洗乾淨了，再放進自己的包里，似乎這個飯盒盛載的是她全部的愛情和關懷，盛載着她的家庭之舟駛向遙遠的未來。　　那一段日子，余秋雨事業上遇到挫折，又患肝炎，可謂“屋漏偏逢連陰雨”。小女子李紅卻開導滿腹學問的丈夫說，學學司馬遷，“兩耳不聞窗外事，躲進小樓成一統”，你只管寫自己的書，別的什麼也別去想，什麼也別去管。李紅還說：“你對我最大的愛，就是寫出東西來。”李紅說到做到，特意將自己娘家那在天井裡搭建的五六平方米的小房子，布置成一個書房，讓余秋雨吃住在那裡，並在那兒安心寫作。　　婚後的這一段日子是清清淡淡的，余秋雨把所有的時間都投入到了對《文化苦旅》的創作中去了。　　那時，每到夜晚，他總是待李紅上床以後，輕輕地走過來，給她一個親吻，然後柔聲說：你先睡吧，我要工作去了。他是那麼刻苦、那麼專注，令我感動、令我敬佩，在他最艱難的日子裡，我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他，連一絲一毫這樣的念頭都沒有。李紅說。　　１９８４年，女兒降生了。為了不影響余秋雨的寫作，小孩從出生開始就由外婆照顧，一直到今天；而李紅也為了不影響余秋雨的工作，住在父母家照顧孩子。李紅坦陳：可能是孩子出生以後，對余秋雨的關心不夠……　　離開余秋雨的日子，是一個女人重塑自我、活得最精彩的日子　　１９８９年，由於單位效益不好，李紅主動離了職。那一段日子，對李紅來說，又一次面臨人生的抉擇。她想去深圳謀求發展。而余秋雨也支持她去深圳闖一闖。　　初到深圳，人生地不熟，沒有親人，沒有朋友，沒有資金，沒有關係。李紅隨着從全國各地湧向深圳去闖世界的滿是年輕人的人流，想跟自己的命運去賭一賭，跟自己的未來賭一賭。李紅很欣賞那句歌詞，“我用青春賭明天”，但那一年，她只剩下了青春的尾巴。　　１９９２年的初春，李紅在深圳一個人生着病，躺在床上爬不起來。她打了個電話給在上海的余秋雨，說自己病着，恐怕春節回不了上海了。原本想聽到一些體貼的話語，或者是呼喚她回家的聲音，她想就是爬也要爬回上海的家裡去。然而，面對涼涼的話筒，李紅感覺一下子被打入了萬丈深淵，沒有絲毫希望了，她感到從未有過的無助。　　１９９２年３月，李紅從深圳回到上海，在整理書桌的時候，她發現了什麼不該發現的，李紅的心一下子沉到了海底，她預感到了事情的結局。同年７月，當相處了１３年的丈夫正式提出離婚時，李紅還是不相信這是真的，十幾年的感情會如此脆弱嗎？但她還是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了字。因為她的想法很簡單，感情沒有了，還要婚姻幹什麼？　　李紅說：“我沒有了婚姻，沒有了丈夫，沒有了家庭，只剩下了８歲的女兒。”　　再一次踏上了去深圳的列車，帶着離婚的傷痛，她欲哭無淚。　　在深圳，她住過廉價旅館，當過導遊，跑過運輸，做過推銷和代理，她甚至曾經把最初的一筆積蓄借給一個朋友去澳門賭馬，竟然既收回了本錢又分得了一筆紅利；她曾在深圳著名的國貿大廈３２層當過白領；最終，她在國泰君安證券投資公司的大戶室里，掙得了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掙得了標誌着一個人成功所需要的金錢。　　她對我說：“深圳是年輕人的城市，男女比例為１：８，像我這樣一個既不年輕又無背景的中年女子，要想生存下去，靠的是與生俱來的自信、永不言輸的勇氣，靠的是發自內心的生命活力。”她還笑着告訴我在深圳流行的一句話：為自己而活。她說：“我戰勝不了婚姻，但我必須戰勝自我。”曾經滄海，她深有感觸地說：“人生有很多變數，如果我不離婚，世間只不過多了一個名人身後無足輕重的普通女人。是失敗的婚姻造就了我，讓我認清了自己身上所具有的而以前從未被發現和正視的潛力和優勢，讓我尋找到了自身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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