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學復校三十周年暨七七、七八級入校三十周年大會 校友代表的發言 親愛的母校、親愛的老師，親愛的同學和校友：今年，是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三十年，是人大復校三十年，是七七、七八級同學入校三十年。為了三十年的紀念，為了同窗的情義，為了對母校的感恩，我們在此隆重集會。今天，不管我們來自哪個經度和緯度，不管年齡大小，不論職務高低，不管功敗貧富，不管歸來的路是否漫長，我們都為母校三十年的滄桑巨變而自豪，都為母校的輝煌成就而驕傲，都為老師忙碌的身影而感動、都為校友們熱情的笑臉而欣慰。在此，我謹代表七七、七八級的校友，感恩、感動、感慨地發出肺腑之言：我愛你，我的母校人民大學！，辛苦了，各位尊敬的師長！感謝了，為次這次聚會默默做出奉獻的同學們！ 回想三十年前，那是一個歷史轉折的時代，真理標準的討論，對四人幫的審判，老幹部的平反，包產到戶、創建經濟特區可謂開天闢地。而高考的恢復使我們成為一生經歷過新舊兩重天的一代特殊人群。那是被耽誤的十二屆共計一千二百萬人參加的空前絕後的世紀大考試，我們以百分之三的嚴酷比例被錄取。可以說，我們是共和國歷史上最特殊的一代大學生，大到三十三歲，小到十七歲，經歷了十年文革的磨難，經受了上山下鄉的鍛煉。工農商學兵，黨政軍民學，不同的出身，不同的職業構成了那一時期特殊的風景線。大浪淘沙，我們沒有被淘汰，就在我們對前途近乎絕望的時候，改革開放即隨之而來恢復高考使我們成為了共和國歷史上最幸運的一代大學生。 那時，人民大學剛剛復校，百廢待興。校舍、飯堂和閱覽室被部隊占用，我們只能在簡陋的平房看書，在飛沙走石的操場吃飯，諾大的人大校園己擺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師生們忍無可忍發出了怒吼，幾千名師生上街遊行。環繞天安門廣場，靜坐新華門。最終部隊撤走了。我認為這有可能是中國學運史上唯一一次學生得以勝利的遊行。 那時，也是一個思想解放的狂飆時代，在人文薈萃的人大校園，人們言必稱國事、天下事，行必談反思、批判。對社會的積弊，歷史的謬誤，大家敢於發表不同的意見，正所謂恰同學少年，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同學們自由結社，自辦刊物，發起了海淀區人大代表的競選，其激烈程度不亞於今天美國的奧巴馬與麥凱恩的總統大選！還記得，在那女不允許穿裙子，男不允許穿西裝，男女共舞被看成是洪水猛獸的年代，老教授們手把手地教我們跳交誼舞，當我們踏着鄧麗君的舞曲、把手臂伸向對方時，我們已經告別了那泯滅人性的清規戒律。 應該說，那時的物質生活是貧乏的，貧乏到每人每月只有半斤油，一斤蛋，三十斤糧票還有一半是雜糧。然而，物質的貧乏絲毫不能減少我們精紳上的富有。我們七七、七八級同學最大的幸運莫過於能拜胡華、黃達、肖前、徐禾、高明暄等老先生為師，親耳聆聽這些學術泰斗的真傳實教，他們學養深厚，教學嚴謹，見解獨到，自成一家，在課堂上，有的老師高談闊論、口若懸河、慷慨激昂、啟蒙於澎湃之間，有的老師行雲流水、深入淺出、循循善誘、潤物如瀟瀟春雨。不同的風格，不同的語言，開啟了我們的智慧之窗，聽他們的課，如沐春風，如曝冬日，簡直是一種難以言傳的人生享受，讓我們心花怒放，忘記饑渴。除了專業知識，我們還從中學到了獨立學習，獨立思考，勇於創新的學習方法，得到了開啟知識寶庫的鑰匙。 我是法律系的，在學習反革命罪時，我結合校友張志新被冤殺的反革命案，提出了取消反革命罪的建議，得到高銘暄老師的支持，他說：“只要言之有理，立之有據，就要敢為天下先，1980年，我的學年論文《反革命罪名科學嗎？》一文公開發表，引起各界關注。當時一位高官批示：我們與反革命鬥爭了幾十年，人民大學居然有學生要取消反革命，該當何罪？徹查！為此我差點成了反革命，幸虧高銘暄、王作富等教授據理以爭，說我是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我又拿出了參加核試驗進爆區榮立三等功的證據，以此證明我根紅苗狀，不會反黨，此事才算平息。二十六年後的一九九七年，我國修改刑法，終於採納我的建議，取消了反革命罪。這件事對我的打擊很大，但並沒能夠使我放棄人大的校訓：實事求是，為真理而鬥爭。畢業典禮上，佟柔老師的一段話至今還響在我耳邊，他說：“同學們，你們就要步入社會了，老師教的這點東西不夠用，怎麼辦？我告訴你一個三段論，“有法依法，無法依慣例，無慣例依法理”。我勸大家買一本《六法全書》，中國一定會走商品經濟的路，商品經濟涉及的問題，很多答案都會在這本書中找到”。這樣的高瞻遠矚當時是多麼難能可貴啊！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1983年，深圳搞經濟特區，我放棄了央行優厚的待遇和令人羨慕的北京戶口，隻身來到當時只有五萬人口的小漁村——深圳當了一名律師。我到深圳的第一件事，就是托人去香港買了一本《六法全書》，就是憑着這本書和佟老師的三段論，我在深圳創造性地處理了大量涉外法律事務，如第一宗外資母公司破產涉及內地資產清償，第一宗涉外見證業務，第一宗民間仲裁案，第一宗涉外企業併購案等都帶有創法的性質。1985年，我擔任了深圳司法局的副局長並回北京招兵買馬，我班三十八位同學中有十二位先後放棄在中央機關的高官厚祿隨我南下來到了深圳，我策劃成立了中國第一家合夥制律師所和個人律師所，參加了深圳政改方案的起草。1989年為迎接香港回歸，司法部又派我去香港法律公司，我又提議建立了委託公證人加章轉遞制度，解決了香港與內地間法律文書認證難題。2000年，我辭去司局級行政職務和32年工齡裸退到了深圳做律師，一切從零起步。為了推進中國的民主政治，我冒險發起了深圳律師協會的改革，並因此成為第一位民選——直選競選出來的律協會長。2005年，人大法學樓建成，雖然我的住房還在銀行按揭，但我還是為人大法學院國際會議廳捐了100萬元，我覺得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是人大學子，就應該回報母校。2007年，母校聘我為校董，真讓我受之有愧，誠恐誠惶。 作為三十年前人大校園播下的種子，我和各位校友一樣，沐浴着改革開放的春風，不僅見證而且還參與創造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這讓我無比自豪。我相信各位校友，無論成績幾許，命運如何，這些年我們都盡力了。我們無愧於時代，無愧於師長，無愧於母校。今天，許多同學成功了，正如郭凡生同學所說，僅僅從場外停着的幾百輛汽車就可以證明。但我們應該保持清酲，應當好好反思： 今天，來的同學中有不少是黨政機關的官員，加在一起領導的人口據說有好幾千萬，但是，在這眾多的領導身上，是不是多了當年沒有的官氣？ 今天，還來了不少成功的企業家，據說湊湊錢就可以蓋幾個人民大學，但是，在這些成功的企業家身上，是不是多了當年不曾有的銅鏽味？ 今天，會場上坐着不少成名學者和大師，據說，不提他們的名字和文章，今天中國的許多課程就沒法講。但是，今天能有幾個人還能像當年罷課時那樣，敢於向世人訴說真情？ 最後我想說的是，此時此刻我們因畢業於這所偉大的學校而自豪，母校也因為我們的成績而驕傲，然而，也給我們帶來連串思考：如何保持晚節，無愧於“人大人” 的稱號？如何實事求是，秉誠人大的校訓？如何對得起七七、七八的稱謂，帶好師弟師妹，使人大的傳統後繼有人，薪火相傳？當然了還包括如何善待自己？我們都己走過不惑之年，功名利祿如過眼煙雲，唯有生命之樹常青。校友中已有王小波、田文、紀剛等幾十位校友先我們而去，給我們今天的聚會帶來抹不去的悲涼。我相信，對一些校友來講，今天這樣大規模的校友聚會也許是最後一次了。因此，我提議大家珍惜這次聚會，暢敘友情、引水思源、真誠以對，用樂觀豁達的人生態度迎接未來。同學是最值得託付的，它不需要黃金儲備，是金融海嘯也不會令它貶值的硬通貨。讓我們每個人的名字在校友們共同珍惜的歲月里永遠銘記，永遠鮮活！讓我們大家再同學一百年！ （法律系七八級 徐建 二00八年十月二十日於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