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

藍藍的天上，白雲在飛翔，美麗的揚子江畔可愛的南京古城我的家鄉，啊……雄偉的大橋橫跨長江威武雄壯，巍峨的鐘山就虎踞在我的家鄉。

告別了媽媽，再見了我的家鄉，金色的學生時代（就伴隨着青春的史冊一去不復返啊……未來的生活多麼艱難多麼漫長，生活的道路就奪去了我的理想）已載入了青春的史冊一去不復返，啊……未來的生活多麼艱難多麼漫長，生活的腳步深淺在偏僻的異鄉。

跟着太陽出，伴隨着月兒歸，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那終生的職責我的命運，啊……（心上的人啊告別了你奔向遠方，愛情的花朵就永遠不能開放）用我們的雙手繡紅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會到來……

　　這首歌原名《我的家鄉》，又名《南京知青之歌》。可想而知，它的作者是南京人，而且就是當年的知青，他的名字叫任毅。任毅原是南京市五中66屆高中畢業生。他從小就興趣廣泛，愛好藝術。小學的時候參加過南京市著名的小紅花藝術團，學過唱歌。中學時又參加過南京市中學生藝術團，學過二胡和吉它。

　　1968年年底，正好是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那天，南京五中的一批學生坐着卡車，經過了南京長江大橋，來到江浦縣插隊落戶，任毅所在的生產隊正好是公社所在地，於是他們這個知青點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全公社知青聚會的地方。

　　1969年夏收之際，南京知青中普遍瀰漫着一種下鄉後的失望情緒。

　　任毅在門上貼了這樣兩段語錄：　　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

　　全公社的知青都經常跑到他們這裡來聚會，大家情緒都很低落，感到前途渺茫，於是彈吉它的人又多了起來，當時他們那裡甚至有“吉它之鄉”的稱號。大家聚在一起，就唱過去的歌，有一首歌他們唱得特別動情，歌名叫《流浪人歸來》：

　　“流浪人歸來，愛人已失去。　　內心無比淒涼，我活着為什麼？應該怎祥活我不敢想，也不願想，前途在哪裡？”

　　1969年5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又聚在任毅那個小茅屋裡，又把那些歌輪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後，大家仍然覺得空虛。這時任毅的一個朋友唐又龍忽然站起來對任毅說：“工人有工人的歌，農民有農民的歌，任毅，你就寫一首我們知青的歌吧。”他這句話給任毅的觸動極大，當晚他就抱着吉它譜寫了《我的家鄉》，整整搞了一個晚上，等到第二天天色發亮的時候，這首歌終於完成了。他在歌譜上寫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緩慢、思念家鄉的”，然後又寫下了“南京市五中集體詞曲”。

　　這首歌原來是有個雛形的。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畢業生志願去了新疆，在戈壁灘上，他們中間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鄉》。當時聽了很為之感動，任毅就在這個基礎上做了較大幅度的修改，節奏也搞得複雜一些，有2／4、3／4、4／4拍，使它能夠更好地表達知青思鄉的情緒，歌詞也重新填過。

　　這首歌一完成，當即就被人拿去傳抄。然後它開始以一種驚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間流傳開來。夏收之後，任毅在回南京的輪船上聽到有人唱這首歌，於是就走過去，故意問：“你們唱的是什麼？”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樣兒倒象是個知青，怎麼連這個歌都不知道，這叫《知青之歌》！”

　　其實當初他寫這首歌時並不敢稱為《知青之歌》，因為這裡既沒有豪情壯志，也沒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述了一種思鄉情緒，表述了知青作為一種非工、非農、非軍、非學的特殊階層的強烈失落感，而這種情緒在當時是絕對不允許公開表現的。

　　據說，有一夥上海知青去黑龍江的火車上，一路吟唱這首歌。江西有一個縣的知青在開會前的拉歌比賽中，居然也唱起了這首歌。當時任毅的一些朋友學着列寧評價《國際歌》的口氣說，“憑着這首《知青之歌》，你任毅可以到處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但是，對任毅來說，不但沒有找到吃、找到住，卻是———

　　不幸降臨，全是因為這首歌。

　　1969年8月份的時候，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傳來，任毅有個同學叫鄭劍鋒，因為身體有點殘疾，駝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鄉，他們那個班上的同學大概只有他留在南京，於是他的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們這些下鄉知青回城時的聯絡點。鄭劍峰的手很巧，愛裝半導體收音機。有一天他在調試時，忽然聽到了莫斯科廣播電台在播放任毅寫的那首歌，他感到很意外，於是立刻偷偷地告訴了任毅，並約他第二天在同樣的時刻再去聽。

　　第二天下午4點鐘，他們躲在鄭家的小屋子裡，偷偷地把半導體收音機撥到莫斯科廣播電台的頻率上，果然很快就聽到了那首歌，他們把它稱之為《中國知識青年之歌》，並採用男聲小合唱的形式，配上小樂隊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錯。當時任毅都聽呆了。一來他還是頭一次聽到自己這首歌正規演唱的效果，沒想到它的感染力竟有這麼大；二來他意識到莫斯科廣播電台演唱了這首歌，實際上已經把他置於死地，他的罪名是脫不掉的。因為當時的中蘇關係惡化到對立的地步。

　　1970年2月19日，陰曆正月十五晚上，那是任毅永遠也無法忘懷的日子。

　　窗外手電筒雪亮的光柱不時射向茅屋的每個角落。任毅的箱子都被打開了，他們什麼也沒找到，因為不久前任毅燒完了所有的文字東西。

　　“帶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們走！”一個聲音高叫着，插在軍大衣口袋中的手正緊勾着扳機。

　　任毅舉起戴着手銬的手，輕輕地摘下那已經準備好的放滿牙刷、牙膏、手巾和換洗衣服的書包，隨手套在頭上。在都是拿槍的軍人的押送下，走出了房間大門。不過，這一走，卻再也沒回到農村，從而莊嚴而隆重地結束了所謂“再教育”的歷史時期。

　　他被推進一個櫃檯，經過嚴格的搜身，抽去了里里外外所有的褲帶、皮帶，據講為了防止自殺。真是天知道。 　　“簽名”抓他的人出示了“逮捕征”。

　　“按上手印，寫好幾點鐘。”依然是那威嚴的聲音，那無表情的臉。

　　“進去！”任毅還沒有弄清什麼就被推了進去，隨着就是關門、上鎖。

　　“啪”地一聲，門上一個小窗打開了，把任毅嚇了一跳，這小小的窗幾大概只有一寸寬三寸長，以後老犯人講這是“老虎窗”，窗外看守的小眼睛在滴溜溜地轉。牢房裡死一般的沉寂，像停屍房一樣的地板上腳對腳地躺着十幾個人，對剛才發生的一切他們都沒有反響。

　　帶釘的皮鞋聲漸漸地走遠了，遠了……牢房裡的人都活了過來，一個個地坐了起來。坐在大門邊的一個人講道：“你們擠一下，讓一個位置給他。”人們自覺地擠了一下，一個2尺寬的地方便空了下來。

　　於是，1970年2月19日深夜，西29號牢房裡又來了一個新犯人的消息便盡人皆知了。

　　就在這一間牢房裡，他整整被禁錮了165個日日夜夜。一直到8月3日，全省公判大會上宣布10年刑期後，他才被押到勞改農場去服刑。

　　從2月19日被抓到8月3日被判決，這5個月時間裡，任毅天天被提出去審訊，而且經常是在夜裡。他們逐字逐句地審查那首歌的歌詞，光是一句“生活的腳步深淺在偏僻的異鄉”，他們就搞了任毅好幾天，一定要逼他承認當時不是寫的“深淺”而是“深陷”，任毅因為自己確實寫的是“深淺”，所以拒不承認。雖然是一字之差，可在當時份量大不相同，關於“深淺”，還可以自我批判一番，因為知識青年身上還存在着沒有得到改造的小資產階級的不徹底性，沒有工農兵那種一往無前、腳踏實地的精神，所以腳步是深深淺淺的，而“深陷”豈不是成了對上山下鄉的一種污衊嗎？現在看來這些審訊以及他自己的解釋都是可笑的，但在當時，審訊過程卻無比嚴肅正經。

　　為了攻下“深陷”這個堡壘，他們在任毅面前拋出了幾十個版本的“知青之歌”，估計都是從全國各地搜查來的，有油印的、有打字的、有複寫紙的、有手抄的，各種樣式的都有，其中確實有不少都是寫的“深陷”，大概在流傳中人們覺得這個詞更能說明知青的狀況吧。

　　在這五個月期間，任毅一共三次“陪綁”。當時“公判大會”氣氛是很恐怖的，每個在押的人都不知道落到自己頭上的將是什麼命運，在沒有法律保障的狀況下，小百姓有可能因為一個微不足道的疏忽而招致殺身之禍。

　　使任毅難忘的是當時發生了一段小插曲，有個省革委會副主任主持公判大會，當他宣讀判決書，扯開嗓子高叫“判處死刑”時，全場人的心仿佛都被提了上來，大家都屏着氣在等下文“立即執行”，只見那位副主任慢慢地打開茶杯蓋，抿了一口荼，麥克風裡傳出他開蓋、喝水、關蓋子的聲響，然後他平靜地說：“緩期二年執行。拉下去。”人們的心又給放了下來。真不明白他這種驚人的揪動人心的停頓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心理。

　　在審訊任毅的五個月期間，隔三差五地將他提出去批鬥就算是家常便飯了，至少開了有30多場批判會，任毅是所謂“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的一個典型”，專門有一個批判的小分隊，將他拖來拖去地巡迴批鬥。

　　知青們對他懷有很大的同情。有一次在開完批判會之後，很多知青都涌到前面來，有人示意他到廁所去。在那裡，他們擋住了看管人員的視線，往他的上衣口袋裡塞了80元錢和50斤糧票，但是知青們的同情頓時使他感到活下去也許還是有希望的。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去參加了一次全省的公判大會，這次被宣判的人中間也有他一個。當判詞讀到他的時候，他幾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判刑10年……”

　　從那天起，任毅開始了長達9年的勞改犯生活，處境自然是十分嚴酷，總之，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生活。“專政”的滋味任毅算是嘗足了。9年坐牢，僅僅是為了一首歌。現在看來這是多麼荒謬的判決，而當年他還為自己只被判10年徒刑而感到過慶幸。任毅是1979年平反出獄的，後來被安排到南京一家絲織廠工作。失去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不過，任毅自己也沒有想到，他因此卻得到了珍貴的愛情，那是在他出獄後不久，有一次到一個老同學家裡去玩，於是這位同學的妹妹———

　　也就是他現在的妻子對他和他的經歷都發生了興趣，雖然她比任毅年輕許多，卻執意要和他結合在一起。於是任毅在失去了很多東西之後，還是得到了一位年輕姑娘的純真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