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 讀書的藝術

讀書或書籍的享受素來被視為有修養的生活上的一種雅事，而在一些不大有機會享受這種權利的人們看來，這是一種值得尊重和妒忌的事。當我們把一個不讀書者和一個讀書者的生活上的差異比較一下，這一點便很容易明白。那個沒有養成讀書習慣的人，以時間和空間而言，是受着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錮的。他的生活是機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幾個朋友和相識者接觸談話，他只看見他周遭所發生的事情。他在這個監獄裡是逃不出去的。可是當他拿起一本書的時候，他立刻走進一個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書，他便立刻接觸到世界上一個最健談的人。這個談話者引導他前進，帶他到一個不同的國度或不同的時代，或者對他發泄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他討論一些他從來不知道的學問或生活問題。一個古代的作家使讀者隨一個久遠的死者交通；當他讀下去的時候，他開始想象那個古代的作家相貌如何，是哪一類的人。孟子和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家司馬遷都表現過同樣的觀念。一個人在十二小時之中，能夠在一個不同的世界裡生活二小時，完全忘懷眼前的現實環境：這當然是那些禁錮在他們的身體監獄裡的人所妒羨的權利。這麼一種環境的改變，由心理上的影響說來，是和旅行一樣的。

不但如此。讀者往往被書籍帶進一個思想和反省的境界裡去。縱使那是一本關於現實事情的書，親眼看見那些事情或親歷其境，和在書中讀到那些事情，其間也有不同的地方，因為在書本里所敘述的事情往往變成一片景象，而讀者也變成一個冷眼旁觀的人。所以，最好的讀物是那種能夠帶我們到這種沉思的心境裡去的讀物，而不是那種僅在報告事情的始末的讀物。我認為人們花費大量的時間去閱讀報紙，並不是讀書，因為一般閱報者大抵只注意到事件發生或經過的情形的報告，完全沒有沉思默想的價值。

據我看來，關於讀書的目的，宋代的詩人和蘇東坡的朋友黃山谷所說的話最妙。他說：“三日不讀，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當然是說，讀書使人得到一種優雅和風味，這就是讀書的整個目的，而只有抱着這種目的的讀書才可以叫做藝術。一人讀書的目的並不是要“改進心智”，因為當他開始想要改進心智的時候，一切讀書的樂趣便喪失淨盡了。他對自己說：“我非讀莎士比亞的作品不可，我非讀索福客儷（Sophocles）的作品不可，我非讀伊里奧特博士（Dr·Eliot）的《哈佛世界傑作集》不可，使我能夠成為有教育的人。”我敢說那個人永遠不能成為有教育的人。他有一天晚上會強迫自己去讀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Hamlet），讀畢好象由一個噩夢中醒轉來，除了可以說他已經“讀”過《哈姆雷特》之外，並沒有得到什麼益處。一個人如果抱着義務的意識去讀書，便不了解讀書的藝術。這種具有義務目的的讀書法，和一個參議員在演講之前閱讀文件和報告是相同的。這不是讀書，而是尋求業務上的報告和消息。

所以，依黃山谷氏的說話，那種以修養個人外表的優雅和談吐的風味為目的的讀書，才是唯一值得嘉許的讀書法。這種外表的優雅顯然不是指身體上之美。黃氏所說的“面目可憎”，不是指身體上的醜陋。醜陋的臉孔有時也會有動人之美，而美麗的臉孔有時也會令人看來討厭。我有一個中國朋友，頭顱的形狀像一顆炸彈，可是看到他卻使人歡喜。據我在圖畫上所看見的西洋作家，臉孔最漂亮的當推吉斯透頓。他的髭鬚，眼鏡，又粗又厚的眉毛，和兩眉間的皺紋，合組而成一個惡魔似的容貌。我們只覺得那個頭額中有許許多多的思念在轉動着，隨時會由那對古怪而銳利的眼睛裡迸發出來。那就是黃氏所謂美麗的臉孔，一個不是脂粉裝扮起來的臉孔，而是純然由思想的力量創造起來的臉孔。講到談吐的風味，那完全要看一個人讀書的方法如何。一個人的談吐有沒有“味”，完全要看他的讀書方法。如果讀者獲得書中的“味”，他便會在談吐中把這種風味表現出來；如果他的談吐中有風味，他在寫作中也免不了會表現出風味來。

所以，我認為風味或嗜好是閱讀一切書籍的關鍵。這種嗜好跟對食物的嗜好一樣，必然是有選擇性的，屬於個人的。吃一個人所喜歡吃的東西終究是最合衛生的吃法，因為他知道吃這些東西在消化方面一定很順利。讀書跟吃東西一樣，“在一人吃來是補品，在他人吃來是毒質。”教師不能以其所好強迫學生去讀，父母也不能希望子女的嗜好和他們一樣。如果讀者對他所讀的東西感不到趣味，那麼所有的時間全都浪費了。袁中郎曰：“所不好之書，可讓他人讀之。”

所以，世間沒有什麼一個人必讀之書。因為我們智能上的趣味象一棵樹那樣地生長着，或象河水那樣地流着。只要有適當的樹液，樹便會生長起來，只要泉中有新鮮的泉水湧出來，水便會流着。當水流碰到一個花崗岩石時，它便由岩石的旁邊繞過去；當水流涌到一片低洼的溪谷時，它便在那邊曲曲折折地流着一會兒；當水流涌到一個深山的池塘時，它便恬然停駐在那邊；當水流衝下急流時，它便趕快向前涌去。這麼一來，雖則它沒有費什麼氣力，也沒有一定的目標，可是它終究有一天會到達大海。世上無人人必讀的書，只有在某時某地，某種環境，和生命中的某個時期必讀的書。我認為讀書和婚姻一樣，是命運註定的或陰陽註定的。縱使某一本書，如《聖經》之類，是人人必讀的，讀這種書也有一定的時候。當一個人的思想和經驗還沒有達到閱讀一本傑作的程度時，那本傑作只會留下不好的滋味。孔子曰：“五十以學《易》。”便是說，四十五歲時候尚不可讀《易經》。孔子在《論語》中的訓言的沖淡溫和的味道，以及他的成熟的智慧，非到讀者自己成熟的時候是不能欣賞的。

且同一本書，同一讀者，一時可讀出一時之味道來。其景況適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讀名人文章，未見面時，是一種味道，見了面交談之後，再看其相片，或讀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層深切的理會。或是與其人絕交以後，看其照片，讀其文章，亦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學《易》是一種味道，到五十歲看過更多的人世變故的時候再去學《易》，又是一種味道。所以，一切好書重讀起來都可以獲得益處和新樂趣。我在大學的時代被學校強迫去讀《西行記》（“Westward Ho！”）和《亨利埃士蒙》（“Henry　Esmond”），可是我在十餘歲時候雖能欣賞《西行記》的好處，《亨利埃士蒙》的真滋味卻完全體會不到，後來漸漸回想起來，才疑心該書中的風味一定比我當時所能欣賞的還要豐富得多。

由是可知讀書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讀者。對於所得的實益，讀者由他自己的見識和經驗所貢獻的份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樣多的。宋儒程伊川先生談到孔子的《論語》時說：“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我認為一個人發現他最愛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識發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間確有一些人的心靈是類似的，一個人必須在古今的作家中，尋找一個心靈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這樣才能夠獲得讀書的真益處。一個人必須獨立自主去尋出他的老師來，沒有人知道誰是你最愛好的作家，也許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這跟一見傾心一樣。人家不能叫讀者去愛這個作家或那個作家，可是當讀者找到了他所愛好的作家時，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關於這種發現作家的事情，我們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證。有許多學者似乎生活於不同的時代裡，相距多年，然而他們思想的方法和他們的情感卻那麼相似，使人在一本書裡讀到他們的文字時，好象看見自己的肖像一樣。以中國人的語法說來，我們說這些相似的心靈是同一條靈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說蘇東坡是莊子或陶淵明轉世的，袁中郎是蘇東坡轉世的。蘇東坡說，當他第一次讀莊子的文章時，他覺得他自從幼年時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着同樣的事情，抱着同樣的觀念。當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詩集裡，發見一個名叫徐文長的同代無名作家時，他由床上跳起，向他的朋友呼叫起來，他的朋友開始拿那本詩集來讀，也叫起來，於是兩人叫復讀，讀復叫，弄得他們的僕人疑惑不解。伊里奧特（George　Eliot）說她第一次讀到盧騷的作品時，好象受了電流的震擊一樣。尼采（Nietzsche）對於叔本華（Schopenhauer）也有同樣的感覺，可是叔本華是一個乖張易怒的老師，而尼采是一個脾氣暴躁的弟子，所以這個弟子後來反叛老師，是很自然的事情。

　　 只有這種讀書方法，只有這種發見自己所愛好的作家的讀書方法，才有益處可言。象一個男子和他的情人一見傾心一樣，什麼都沒有問題了。她的高度，她的臉孔，她的頭髮的顏色，她的聲調，和她的言笑，都是恰到好處的。一個青年認識這個作家，是不必經他的教師的指導的。這個作家是恰合他的心意的；他的風格，他的趣味，他的觀念，他的思想方法，都是恰到好處的。於是讀者開始把這個作家所寫的東西全都拿來讀了，因為他們之間有一種心靈上的聯繫，所以他把什麼東西都吸收進去，毫不費力地消化了。這個作家自會有魔力吸引他，而他也樂自為所吸；過了相當的時候，他自己的聲音相貌，一顰一笑，便漸與那個作家相似。這麼一來，他真的浸潤在他的文學情人的懷抱中，而由這些書籍中獲得他的靈魂的食糧。過了幾年之後，這種魔力消失了，他對這個情人有點感到厭倦，開始尋找一些新的文學情人；到他已經有過三四個情人，而把他們吃掉之後，他自己也成為一個作家了。有許多讀者永不曾墮入情網，正如許多青年男女只會賣弄風情，而不能鍾情於一個人。隨便那個作家的作品，他們都可以讀，一切作家的作品，他們都可以讀，他們是不會有甚麼成就的。

這麼一種讀書藝術的觀念，把那種視讀書為責任或義務的見解完全打破了。在中國，常常有人鼓勵學生“苦學”。有一個實行苦學的著名學者，有一次在夜間讀書的時候打盹，便拿錐子在股上一刺。又有一個學者在夜間讀書的時候，叫一個丫頭站在他的旁邊，看見他打盹便喚醒他。這真是荒謬的事情。如果一個人把書本排在面前，而在古代智慧的作家向他說話的時候打盹，那麼，他應該乾脆地上床去睡覺。把大針刺進小腿或叫丫頭推醒他，對他都沒有一點好處。這麼一種人已經失掉一切讀書的趣味了。有價值的學者不知道什麼叫做“磨練”，也不知道什麼叫做“苦學”。他們只是愛好書籍，情不自禁地一直讀下去。

這個問題解決之後，讀書的時間和地點的問題也可以找到答案。讀書沒有合宜的時間和地點。一個人有讀書的心境時，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讀書。如果他知道讀書的樂趣，他無論在學校內或學校外，都會讀書，無論世界有沒有學校，也都會讀書。他甚至在最優良的學校里也可以讀書。曾國藩在一封家書中，談到他的四弟擬入京讀較好的學校時說：“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有些人在要讀書的時候，在書台前裝腔作勢，埋怨說他們讀不下去，因為房間太冷，板凳太硬，或光線太強。也有些作家埋怨說他們寫不出東西來，因為蚊子太多，稿紙發光，或馬路上的聲響太嘈雜。宋代大學者歐陽修說他的好文章都在“三上”得之，即枕上，馬上，和廁上。有一個清代的著名學者顧千里據說在夏天有“裸體讀經”的習慣。在另一方面，一個人不好讀書，那麼，一年四季都有不讀書的正當理由：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最好眠；等到秋來冬又至，不如等待到來年。

那麼，什麼是讀書的真藝術呢？簡單的答案就是有那種心情的時候便拿起書來讀。一個人讀書必須出其自然，才能夠徹底享受讀書的樂趣。他可以拿一本《離騷》或奧瑪開儼（Omar Khayyam，波斯詩人）的作品，牽着他的愛人的手到河邊去讀。如果天上有可愛的白雲，那麼，讓他們讀白雲而忘掉書本吧，或同時讀書本和白雲吧。在休憩的時候，吸一筒煙或喝一杯好茶則更妙不過。或許在一個雪夜，坐在爐前，爐上的水壺鏗鏗作響，身邊放一盒淡巴菰，一個人拿了十數本哲學，經濟學，詩歌，傳記的書，堆在長椅上，然後閒逸地拿起幾本來翻一翻，找到一本愛讀的書時，便輕輕點起煙來吸着。金聖歎認為雪夜閉戶讀禁書，是人生最大的樂趣。陳繼儒（眉公）描寫讀書的情調，最為美妙：“古人稱書畫為叢箋軟卷，故讀書開卷以閒適為尚。”在這種心境中，一個人對什麼東西都能夠容忍了。此位作家又曰：“真學士不以魯魚亥豕為意，好旅客登山不以路惡難行為意，看雪景者不以橋不固為意，卜居鄉間者不以俗人為意，愛看花者不以酒劣為意。”

關於讀書的樂趣，我在中國最偉大的女詩人李清照的自傳里，找到一段最佳的描寫。她的丈夫在太學作學生，每月領到生活費的時候，他們夫妻總立刻跑到相國寺去買碑文水果，回來夫妻相對展玩咀嚼，一面剝水果，一面賞碑帖，或者一面品佳茗，一面校勘各種不同的板本。他在《金石錄後序》這篇自傳小記里寫道：
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
甘心老是鄉矣！故雖外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於是几案羅列，枕席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這篇小記是她晚年丈夫已死的時候寫的。當時她是個孤獨的女人，因金兵侵入華北，只
好避亂南方，到處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