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臨近結束，文苑好事者頗有年終盤點之癖，諸如給大師排座次、為小丑點白鼻之類，賞善罰惡，層出不窮，宛如最後審判。筆者自從辭去漆園之職，也頗為好事。然而眾所周知，筆者宗師老聃，與儒門宗風不同，依吾師教誨：“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下文所論諸家散文，不作蓋棺之論，僅出遊戲之筆。當世巨子，必有遺珠；跳梁小丑，偶或齒及。為避排座次之俗套，特以姓氏筆劃為序。本擬湊滿百數，然忽忽似有倦意，遂罔顧數之圓滿，權當不齊之齊。嗚呼！千載之後，無非枯骨，何必作蝸角蠻觸之爭？

　　巴金《隨想錄》

　　巴金被人們當成了道德偶像，與此同時背叛了他的道德。儒家中國最大的文化病灶就是“聖化情結”，因為無神論的民族需要用聖人代替上帝。然而正如信仰上帝的民族卻把上帝釘死在十字架上一樣，信仰聖人的中國人通過把有德者聖化，也殺死了有德者及其道德。既然道德只有聖人才有，那麼遠離神聖的凡夫就不必愧疚自己的墮落。巴金是可敬的，因為他是懺悔者。而且他知道，人必須懺悔，但任何人無權要求別人懺悔。

　　豐子愷《作客者言》（《緣緣堂隨筆》）

　　至情至性、儒雅謙和的子愷居士，不承想也有這般頭角崢嶸、字字藏刀的筆墨，將中國人司空見慣的俗世禮節，渲染成驚險小說般的恐怖。視角詭譎，筆法多變，敘述流暢無比而竟能步步出奇，語言風趣至極而竟能險象環生。這裡分明蘊含着某種一言難盡的高明：勘破紅塵但堅持厚愛生命，挑破機心仍不忘一笑嫣然。人是獨一無二的，文自然也難逢其儔，遂成空谷絕響。

　　王了一《關於鬍子的問題》（《龍蟲並雕齋瑣語》）

　　《代序》中說：“正經的文章不能多產，要多產就只好胡說。”指的是通例。先生是特例，所以做正經著作《古代漢語》的王力頗為多產，而寫胡說散文《龍蟲並雕齋瑣語》的王了一併不多產。學問家而文字清通、妙趣橫生者實不多見。以產量較低之故，所以沒有梁實秋的《雅舍小品》影響大，但質量並不低。何況真有與沈從文討論古人鬍子的“胡說”文章，如此妙文自然不可不讀。

　　王蒙《作家是用筆思想的》（《讀書》1990年第1期）

　　王蒙聰明過人，素以機智聞。世海文海宦海的急劇沉浮，賦予他警覺的眼光和良好的分寸感，他的前衛意識雖說不上老而彌堅，又的確算得上持之以恆。多智機警的王蒙固然與純情文字絕緣，但也正因為與純清路線早早地劃清了界限，不存非份之想，當他把自己的天賦移向世間時，我們反而有幸讀到了堪稱典範的議論文：所有的環節都很到位，再加一點羞怯的前衛。

　　王朔《我看金庸》（《無知者無畏》）

　　王朔在散文領域的特別之處，就是空前絕後地做到了百分之百的言文一致，怎麼想就怎麼說——如果這指的是內容，幾乎相當於巴金的“說真話”，可惜這只是指語言形式。結果就成了這樣，他吃進去的是什麼，屙出來的也是什麼。王朔是當代文壇的一條直腸！他屙出來的東西之好壞，取決於他吃進去的東西之好壞。不幸的是，他是個沒喝過多少文學乳汁的文化棄嬰。正如他承認的，他是個無知者。

　　王小波《思維的樂趣》（《我的精神家園》）

　　知青王小波在文革之後遊學西方，得出一個結論：自由思維是人的本質，追求智慧是思維的樂趣，參差多態是人生的主要幸福。於是他歸國後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一個傑出批判者，不遺餘力地提倡有趣。在這篇代表作中，他以大無畏的膽識，批判了刻意統一中國人的思想和愚弄中國人的精神的“軍代表”和道德教師。

　　韋君宜《編輯的懺悔》（《思痛錄》第十四章）

　　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韋君宜是《金光大道》等文革偽文學的組織炮製者、經手出版者，她晚年在病榻上完成的《思痛錄》，作為共和國出版史的真相揭秘，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足資今人和後人引以為戒。在《編輯的懺悔》中，韋君宜承認，作為編輯，她長期從事的工作，就是在編造和出版謊言。

　　北島《朗誦記》（“新語絲”網站）

　　北島首先是一個比世人覺醒得更早的傑出詩人，小說《波動》也充分表現出他的全面藝術才能。而《朗誦記》記述他浪跡異國的游吟生涯，則表現出他決不狂熱的可貴自嘲。民族詩人與異國文化的異質和衝突、各國詩人的反叛立場與全球化商業社會之間的互相對抗和緊張，在這篇絕妙的散文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

　　史鐵生《我與地壇》

　　史鐵生有一種在中國作家中極為罕見的高貴氣質，該氣質的形成不宜被條件反射地聯想到生理層次，至少，我被他打動與那把輪椅無關。語言素養很高，有一種特殊的“筆墨博學”，這使他的展開方式永遠顯得從容不迫，駕輕就熟。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他的情感構造，既純粹又老練，既世故又無邪，既銳利又開通。

　　龍應台《小城思索》（《〈書屋〉佳作精選》）

　　台灣龍應台女士，是一個典型的散文家。然而生氣有餘而沉穩不足，文風輕快也常常不自覺地流於輕率，議論風生而時時失控到風潑。雖得一時大名，經得起大浪淘沙的佳作卻鮮。此篇或因篇名有"思索"之故，略添沉著之氣。故聊備一格。

　　劉小楓《記戀冬妮婭》（《重讀大師》）

　　學者劉小楓的散文成就遠遠高於許多職業散文家。劉小楓是新時期極少數勇於擔當而決不譁眾取寵的傑出思想者之一。宗教性的表述導致了淺薄的時代對他的冷落，但也同時使他的文章具有當代罕見的人性深度。新時期以來採取宗教維度的作家非止一人，但僅有他顯示了宗教的溫情。《記戀冬妮婭》表明，宗教源於精神生活的內在需要，而非來自外在的壓力和灌輸。

　　李敖《由一絲不掛說起》（《獨白下的傳統》）

　　飽學之士大多拘謹守禮，膚淺之輩大多騰囂猖狂，李敖博學直追鍾書，狂癲不讓夢露，真言與囈語齊唾，風雅與風潑共舞，若僅以此標準相衡，自視為“五百年第一人”，倒也並不唐突，何況鍾書不屑與他論列，夢露的兩隻“大奶奶”又搖向別處去了。談論李敖的難處在於，他在當代中國缺乏可資比較的參照物，所以命中注定只能自說自話，自彈自唱。他的可敬在此，可悲亦在此。

　　李輝《滄桑看雲》（《收穫》雜誌）

　　當代西方有一種新興的服務性行業，專門陪孤獨老人閒聊。李輝是一個高級陪聊者。他專門尋找那些文化界倖存的寂寞老人閒聊，讓他們吐苦水，發牢騷，通過回憶的魔術把自己裝扮成無辜者和受害者，甚至美化成聖徒或受難者。控訴前朝是中國傳統的又一個文化病灶，李輝的順勢療法幫助老人們治癒了精神創傷，但年輕人卻不得不順勢而下繼續品嘗新的精神創傷。李輝站在老人們的肩上，但老人們的肩膀是軟弱的，因此李輝的立足之處，正是他的陷落之處。

　　朱大可《抹着文化口紅遊蕩文壇》（《十作家批判書》）

　　朱大可是魯迅筆下最典型的"流氓加才子"型作家。如果說王朔的文章一口痞子氣，那麼朱大可的文章就是一身流氓腔。有人正名說，痞子氣的王朔自己並非痞子，這我絕對相信，因為流氓腔的朱大可也並非流氓。因為他們畢竟都是才子，真正的痞子和流氓決非才子。但正如魯迅所說，京派痞子近官，而海派流氓近商。所以王朔打着官腔討伐金庸，朱大可靠着書商討伐余秋雨。

　　朱光潛《“慢慢走，欣賞啊！”》（《朱光潛美學文選》第一卷《談美》）

　　作為美學家，朱光潛不滿足於關在書齋中研究理論，他花了很多精力把審美眼光推廣到大眾之中。他的《談美》和《談美書簡》，對於把中國人從泛政治化的畸型視界中解放出來嘉惠實多，而尤以《談美》末章中的此篇具有代表性，以至於阿爾卑斯山谷中的這句旅遊廣告語“慢慢走，欣賞啊”，成了喚醒中國人古老藝術心靈的一時名言。

　　朱健《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逍遙讀〈紅樓〉》）

　　朱健先生含三湘靈氣，得楚騷風雲，搦管為文，自是惚兮恍兮，恣肆汪洋，才子麗色，不遜佳人。雖然，恣肆者難免自持不足，汪洋時偶或漫過堤岸，視如缺陷固可，視如特長亦無不可，前人不雲“缺點是優點的延長線”？所謂《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其實只照亮了作者一人，照暗了被評者一人，而明暗之間，倏忽萬變，正可引來芸芸看客駐足齊觀。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書齋里的革命》）

　　歷史學家朱學勤而能在散文界立足，除了顯而易見的文學天賦，還與他注重學術活動的“地氣”有關。這篇《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分明暗含了極具思想價值的學術發現，但還原文章本身，卻與作者念茲在茲、無日或已的人文關懷有關，它是屬于田野鄉村的，是可以用豐沃肥美形容的。它表明，沉鬱痴迷的情感不僅不會妨礙思考，反而會使思考得到附麗，並由此走向獨特、強健和成熟。

　　朱自清《荷塘月色》（《中學語文教材》）

　　二十世紀中國散文史上最大的一張六合彩，朱自清先生賴此文贏得的聲名，相當於花五元錢中了五百萬。結構呆板，情感曖昧，聯想不出香草美人，比喻無不家常庸劣。作者年未屆而立，滿紙卻一片遲暮之氣，而朽腐之綺念又紛至沓出：乍別妻兒，方沿荷塘，滿心滿眼卻儘是“亭亭的舞女的裙”、“剛出浴的美人”，青霧成“牛乳”，葉子見“風致”，楊柳含“風姿”，“於是妖童嬡女，蕩舟心許”，惡俗之氣，瀰漫荷塘。

　　老舍《我的母親》（《老舍散文精編》）

　　寫小說的老舍和寫散文的老舍完全不在一個檔次，前者可以做後者的教師，後者甚至不配做前者的學生。差距就那麼大。這和創作態度有關，也和個人的才華構造有關。這篇《我的母親》，因敘述對象過於特殊，由不得作者草草對付，遂稍可讀，稍可感。末句云：“她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唉！還說什麼呢？心痛！心痛！”

　　江小燕《致余開偉先生》（《〈書屋〉佳作精選》）

　　平常之心，平常道來，純樸善良卻充滿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正氣，以及對一切權勢、名利和出風頭的不屑一顧。

　　陳村《意淫的哀傷》（《〈書屋〉佳作精選》）

　　知青作家陳村在小說能源枯竭之後，成為嬉皮的小品文高產作家，寫作淪入流水線作業。然而在這篇實屬罕見的優秀散文中，他在固有的機智和俏皮之外，融入了一種深沉的人性哀痛。在賈寶玉和西門慶兩個極端的藝術典型中，他深刻洞見了性與愛的近乎不可逾越的鴻溝。

　　陳丹燕《上海的風花雪月》

　　陳丹燕對中西文化進行了移花接木，結果使上海人和非上海人都產生了閱讀期待。風花雪月本屬華夏文化之精華，它可以存在於任何中國內地城市，卻獨獨不會出現在上海，現在居然被發掘出來了，上海的附庸風雅者當然要爭相閱讀。但上海是西化程度最深的中國現代城市文明的代表，急於追慕西化的內地人當然把上海的偽巴黎風情看作風花雪月，於是內地的附庸風雅者也爭相閱讀。把這本書稱為《上海的附庸風雅》顯然更恰當，但那樣一來，就沒什麼人會讀此書了。沒有誤讀，就不會有暢銷書。

　　沈從文《一個多情水手和一個多情婦人》（《湘行散記》）

　　沈從文的散文，像他的小說一樣浸透了湘西的風情。沈從文是湘西之子，更是大地之子。正如湘西離不開沅水、澧水，沈從文的散文也像他的小說那樣，氤氳着濕潤的水氣。這篇散文，正是最典型的沈記散文，從中可以看出沈從文作為一個間離於時代主題、超越於黨派之爭的人道主義作家的溫潤情懷。

　　何清漣《漫遊二百一十年前的美國費城》（《〈書屋〉佳作精選》）

　　何清漣有一種在野的入世激情，這既是她令一部分廟堂先生不快的原因，也是她在民間贏得廣泛喝彩的原因。她的思想明晰準確，擅長用最“經濟”的方式表達最難纏的話題；她的語言率真直白，但仍不失凌厲鋒芒，恰如記者本色。她進入散文界似屬誤打誤撞，然踹門而入之勢，竟無法阻擋。稍想原委，或許在於她博涉眾域而無玩味之意，志存高遠而無冠冕之虞，秀旗甫展，頓時獵獵生風。

　　蘇青《我的手》（《蘇青文集》）

　　由我來挑選的話，蘇青《我的手》是可以入選中國世紀十大散文而無愧色的，而且我還不想讓它叨陪末座。這隻“手”似乎是在為羅丹準備創作提綱，醞釀創作激情，一經完成，頓歸不朽。寥寥千餘字，人生的滄桑，世態的寒溫，於不經意間如根根骨節暴出。一折傑出的文字戲劇，一幀卓絕的文學特寫，讀罷喝茶不是茶，見手不是手。

　　邵燕祥《我代表我自己》（《憂鬱的力量》）

　　老詩人邵燕祥，近年全力耕耘散文，再次驗證了“工夫在詩外”的格言。這篇散文在普遍缺鈣的當代文壇中，具有罕見的剛猛力量。這是一篇並非宣言的宣言，一篇當代知識分子宣布思想獨立的戰鬥檄文。邵燕祥認為，“聲稱代表全中國人民的人”，怎麼能代表“我的七情六慾，我的意志和願望，我的是非和愛憎呢？”“我代表我自己，而且，只有我代表我自己。自己的代表權，是沒有人能代的。”

　　汪曾祺《跑警報》（《蒲橋集》）

　　汪曾祺的散文，與他的小說在風格上沒有很大的差別。他的散文是筆記風格，而他的小說也被稱為新派筆記小說。他承認不喜歡唐人傳奇，而喜歡宋人筆記。這篇《跑警報》就典型地代表了這種筆記風格。作為一個末代江南才子，他的散文浸透了古典中國的文化精髓，包括絕妙的機智和散淡的性情。他認為中國人久經憂患，心理有很大的彈性，所以對於任何猝然而來的災難，都“不在乎”。他認為具有“不在乎”精神的中國人，是永遠征不服的。

　　揚之水《中年情味》（《脂麻通鑑》）

　　自我感覺比實際能力高出一肩者是可惡的，自我感覺比實際能力低出一頭者是可敬的，揚之水可貴而又可憾地屬於後者。心或許高於頂，頭實在低於踵，仿佛用一枝出水不暢的原珠筆寫作，每寫一字，即須輕呵筆端；仿佛在一間有嬰兒熟睡的小屋裡動筆，凡放一言，必要輕壓稿紙，唯恐弄出多餘的聲響。於是，我們看到了那麼多“何妨說”，“又何妨說”，“但如果說”，“或者可以說”，到頭來，免不了還要低眉下氣地問一聲：“恐不致大謬吧”？——真想說一句：大姐，你大膽地往前走。

　　余純順《滴水之恩》（《孤身徒步走西藏》）

　　君行健，文字自然剛強不息，其勢如影隨形，如風激浪。一條孤身徒步閃現在雪域高原上的絕代好漢、“醒世男兒”，他的心潮心聲，足跡奇蹟，又豈止值得矚目而已。散文從來不應由所謂“美文”獨擅其美，它更應成為人類精神的載體，包括壯士的俠肝義膽，赤子的赤誠情懷，行者的精神家園。何況，作者的文字也實在不賴，正應了那句評語：一千個旅行家也走不出一位余純順。

　　余光中《聽聽那冷雨》（《余光中散文選集》）

　　余光中是讓人浮想聯翩，情不自禁的，最易想到“下凡”之境。他的缺點也許在於過分完美，風格一以貫之而較少變化，一句話，一個天生的文學主義者。語言，無可挑剔，漂亮至極；性情，婀娜多態，繁複豐饒；學養，充沛飽滿，素無硬傷；見識，高蹈昂揚，一語可緘眾口。此誠非常之人，故當以非常之境責之：化板為熟，神乎其技，君固遊刃有餘，練熟為生，獨辟窮荒，尚待更上一層。

　　余華《我能否相信自己》（《我能否相信自己》）

　　余華是出色的小說家，對世界有完整的看法。而不寫小說或小說寫得不出色的其他散文作家，對世界的看法常常是支離破碎的，互相矛盾的，出爾反爾的，心血來潮的。這篇散文表達了余華對自己的可貴質疑，標題所問的是，“我能否相信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他借用了艾薩克·辛格的哥哥對弟弟的教導：“看法總是要陳舊過時，而事實永遠不會陳舊過時。”此話使辛格成了小說家，也同樣激勵着余華作為小說家的自信，但使他時刻警惕不要成為一個空談家。

　　余杰《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想飛的翅膀》）

　　余杰入選，當然不是根據他的成就，而只是根據他鬧騰出的聲響。他好鬥但不是鬥士，他過早地把自己的角色綁定在繃床上，結果便只能以“蹦極”的方式在文壇顛跳。問題是，那繩子扎得太緊，像一個水手結，他自己完全不具備解開它的能力，他只能由着蹦床的彈性，周而復始地起落不已，亮相之日即出醜之時。可憐的孩子，誰能救救他呢？

　　余秋雨《酒公墓》（《文化苦旅》）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曾經引起廣泛的爭論，喜愛者有之，憎惡者有之。作為當代一個重要的散文家，他的文筆和才情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媚俗的矯情和明星的做秀使他失去了豐厚和博大。但在這篇《酒公墓》中，他對這位學邏輯的同鄉先賢因英雄無用武之地而潦倒頹廢的悲劇命運的深情惋嘆，卻是感人至深的，而且切中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要害。

　　辛豐年《兩全其美，有得有失》（《如是我聞》）

　　將該文首段略改數字，稍添數語，即可移評其文其人：文學和音樂他都有興趣，對於二者的相通又不相同，可以交相為用，也很感興趣。不僅於雜覽之中興會淋漓俯仰其間，還以此為話題，獻上珠玉一盤。說是“無非向大家推銷嚴肅音樂而已”，實則大珠小珠，珠玉激濺，還向讀者奉獻出了天下罕見的至情文字：用心靈感受音樂，用旋律製作文章。觀此一文，有得無失。

　　李南央《我有這樣一個母親》（《〈書屋〉佳作精選》）

　　厚積薄發，一氣呵成，以大愛寫真情，開創了中國散文寫母親的新紀元。

　　金克木《鳥巢禪師》（《天竺舊事》）

　　經過五四洗禮的金克木，年輕時遊學印度，雖然並非重走法顯、玄奘之路，但體現出的是相似的求道精神。他晚年記述舊時行跡，在品味印度文化超然於時間和歷史維度之外的永恆精神的同時，表現了中國文化的博大與包容。而這位受到印度人民敬重的住在樹上的現代中國和尚，正是這種精神的一個化身。

　　茅盾《白楊禮讚》（《中學語文教材》）

　　像挖深井油田那樣試圖在一花一木中找到莫須有的理想、精神、氣節，是中國文學的一道傳統招牌菜，其滋味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會在一盤麻辣豆腐之上。茅盾先生這篇名文當然也沒有成為例外。也許，正因為文人們對謳歌螞蟻，禮讚白楊過於熱衷，才使得中國文化的博物識性之學遲遲得不到發育。不必說，它除了容易滑入濫套之外，還與“虛偽”有着可疑的曖昧關係。

　　林語堂《所謂名士派與激昂派》（《人生的盛宴》）

　　林語堂文章不好，文字俊俏，於是便一俊遮百丑了。他屬於那種寫着寫着就忍不住被自己逗樂的類型，妨礙他寫作的，不是文思，而是突然萌發的朗讀一遍的衝動。所以他成了小品文天才，感興趣的不是文章的做法，而是言語的說法，最容不得言語無味。比如針對文人的頹唐陋習，他評論道：“什麼‘生性疏慵’，聽來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學為文，先學疏懶（毛病在中國文字‘慵’‘疴’諸字太風雅了）。”——括弧里的見識，實有藥石之效。

　　林賢治《夜讀遇羅克》（《〈書屋〉佳作精選》）

　　林賢治視野恢廓，持論正大，文字如激射之箭而無毒鏃，議論有板有眼，見識清暢可嘉。作為思想家，他固然還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一截夾纏的頭髮絲待梳，首要的任務便是清理龐雜的思想來源，以使自己不僅在性情上，更在思想上做到空諸依傍，直抒己性，大寫己意。他有這個能力，應該也有這個抱負，以他的學理膽識，情性血氣，假以時日，必當賜人以狂喜。予姑待之。

　　楊步偉《雜記趙家》

　　語言大師趙元任之妻楊步偉，在這本絕妙的小書中，記述了隨夫遊學歐美的奇妙經歷，廣泛擷取二十世紀初年遊學歐美的眾多中國名流的生活趣事，從中不難捕捉當時中國文化融合中西、力圖東山再起的雄心。文筆雖業餘，然而避免了書生之病，故而爽朗好讀、逸趣橫生，不失為不可多得的筆記散文的妙品。

　　楊絳《孟婆茶》（《將飲茶》）

　　一種吳派太極拳風格的文字，內力渾厚，一招一式皆緩極靜極，專注於守，反彈力又極為驚人。雖然近來因家門慘痛而有點情緒失控，筆墨失檢，但當其全盛期（也就是十年前罷），實在是雍容高貴，寧靜致遠，有灼灼之華，無夭夭之態，婉而多諷，曲而有致，收拾停勻，一派大家風範。——楊絳先生提醒我們，文學家也該和政治家一樣，實行退休制度，不必戰鬥到最後一息。

　　楊朔《荔枝蜜》（《楊朔散文選》）

　　楊朔的散文是比較老派的，講究構思布局，追求鍊字敲句，然而由於主題先行，意義至上的緣故，這一份可貴的努力，竟沒有獲得相應的酬報。由於楊朔習慣於在篇末點出的主題總是過於高亢偉大，讀者層次不夠，只能要麼倍感慚愧，要麼覺得怪誕，要麼乾脆直斥之為做作。用藝術的方式匯報思想，表達忠誠，雖不能說是楊朔首創，但說到影響，楊朔的確首屈一指。

　　郁達夫《故都的秋》（《大學語文》）

　　這樣深沉的題目，交由這樣感性的詩人來做，做得不好才是咄咄怪事。達夫先生既有江南“秋士”之悲，又有朔方豪客之爽，筆尖里遂有一份奇特的磊落水感，時而流動，時而郁滯，時而輕滑，時而磕絆。只是，由於太過寄望在對比中求得意蘊，文氣難免由亞熱帶的滂沱大雨轉為副熱帶高氣壓帶地區的綿綿梅雨，反使元氣受損，高明遂降格為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