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故事片開始生產後，將近4年的時間中，大部分影片是隨着政治氣候不斷變換着主題定位。不過，也有一些影片對於當前的政治鬥爭動向的反應，表現出一定的滯後性；或許由於這些影片的主題，能夠為各種政治力量所接受，加之藝術水平較高而博得各方喝彩，幾乎所有的重拍影片，《南征北戰》、《平原游擊隊》、《渡江偵察記》以及新拍攝的影片《難忘的戰鬥》、《沸騰的群山》、《車輪滾滾》等都是此類。這些影片有兩個共同點：一、大部分是革命歷史題材，歌頌的是老一輩革命者在創建和保衛新中國政權過程中的豐功偉績，自然為老幹部們所認可；二、這些影片凸顯了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有時也加入一些不疼不癢的路線鬥爭，符合江青反覆提出的“文藝作品要表現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鬥爭”——儘管不是她所要求的與“走資派”的鬥爭。《閃閃的紅星》和《南海長城》就是這類影片的代表作品。

　　1972年，在歷經“疾風暴雨”般的劇烈震盪後，折騰了整整7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終於深喘了一口氣，中國政局暫時處於一種平緩的過渡狀態。自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爆發後，從1972年年初開始，負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悄然實行了一場以糾正左傾思潮為目標的整頓行動，教育、工業、科技等各個行業緩慢而又鮮明地發生着喜人的變化。與此同時，解放幹部的步伐亦迅速加快，一大批老幹部重新走上工作崗位……一時間，國內政壇暖風頻吹，春意盎然。久經多次運動“考驗”而嗅覺異常靈敏的平頭百姓，也朦朦朧朧地有了些察覺：老傳統似乎又受到重視了！

　　1972年10月，文化組在京召開“拍攝革命樣板戲影片座談會”。座談會一開就是小半年，來自八一、長影、北影、上影、新影等製片廠的10個樣板戲影片攝製組主創人員和廠負責人，匯聚前門飯店，白日批林整風、談經驗道體會，晚間看參考片、論大好形勢，日子過得悠閒自在，創作實踐也理論化為一套套“三突出”的口訣，成果可謂輝煌耀眼。會議期間周恩來和中央政治局領導人兩次接見了與會代表，雖然領導人間因政治觀點不同而各懷心腹事，在電影多與少、是與非的問題上公開爭論，但卻顯示出中央對於文藝的重視程度的確是空前的。

　　1973年3月初座談會結束後，從領導到主創人員，抖擻起精氣神兒，讀小說看話劇，為故事片創作挖掘題材。曾擔任過《紅燈記》、《紅色娘子軍》（京劇）等攝製組組長兼攝影的張冬涼，一日無意中聽到中央電台的小說連續廣播節目《閃閃的紅星》，他感覺不錯，忙找了小說細看，覺得很有改編成電影的基礎，他即刻向廠革委會主任彭波作了匯報：“這部小說基礎很好，能不能上？”

小說《閃閃的紅星》出版於“文革”中，政治上可以打保票；又是兒童題材，恰巧江青也有動議，何樂不為？只是在業務上尚需專家考定雕琢。彭波當即透了底：“總政交待，電影的事，以後可以找找陳亞丁。”

　　陳亞丁，50年代末調任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分管電影，在部隊裡頗有名氣。“文革”中被打倒成了“走資派”，當時，剛剛平反獲得解放，暫時閒居家中。張冬涼住在京郊六里橋的八一廠宿舍，陳亞丁住在市中心景山后街的總政住宅，幾個來回跑下來，兩人的意見取得一致。隨即，八一廠向總政和文化組申報了選題。1973年下半年，文化組正式向八一廠下派“為兒童拍攝電影”的任務。八一廠迅速組建了《閃閃的紅星》創作組，確實由陸柱國、王願堅、張冬涼、王苹、曹欣、陳亞丁負責小說改編，並從南京軍區借調了小說作者李心田來廠共同寫作。李心田到組後介紹經驗時說：“寫小說，有幾個字很明確，‘想、盼、找’。”劇本初稿就是按這個路子來構思，由60年代初曾經在贛南生活過一年的陸柱國執筆，他在4月中旬，僅用14天就完成了。隨後，劇本經過反覆討論，大改過兩次，到7月底定稿。

　　在此期間，攝製組也成立起來，確實由張冬涼任組長，李俊、李昂導演、張冬涼、蔡繼渭攝影。攝製組一成立，張冬涼就帶領着攝影、導演去江西婺源山區體驗生活、選擇外景地。

　　婺源離景德鎮市數十公里，是革命老區，30年代初方志敏的紅十軍就曾在這一帶活動，建立了以婺源為中心的紅色政權。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為策應中央紅軍西征，紅十軍組成抗日先遣隊，挺進皖南黃山，撤出了根據地，婺源百姓慘遭國民黨正規軍和還鄉團的殺戮，廣大紅區村村有絕戶，家家埋死屍，白色恐怖甚囂塵上，小說所反映的就是這一段歷史。

　　體驗生活一個多月，攝製組滿載而歸。導演、攝影尋到了青山翠谷、溪流潺潺、離景德鎮20多公里的鵝湖做外景。誰知回京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張冬涼被江青指名擔任樣板戲《平原作戰》攝製組組長兼攝影，拍攝《閃閃的紅星》的重擔，全壓在了李俊的身上。

　　李俊早在“文革”前就已出道，因編導了《回民支隊》、《農奴》等影響巨大的影片而名揚影壇。“文革”中他的影片遭到批判，被關進牛棚一年多，整日挨批鬥，一開會就被勒令念讀毛澤東1949年為敦促國民黨投降而寫作的《南京政府向何處去？》然後就是認罪、反省。1970年他去了河北高陽縣的“五·七幹校”，這裡四周布滿警衛，個個荷槍實彈，日夜監防，明言要跑就開槍。李俊屬於幹校勞改隊的編制，卻沒有幹校學員的待遇，最髒最累的活兒總是他的，晚間挖泥土，蚊子叮咬滿腿起一層的紅腫泡，歇工後自己用尿素和上水塗抹止癢……1971年10月1日，李俊牛棚解禁離開了幹校，被下放到白洋淀，住在農村徹底當了農民，也算平了反，落實了政策。對於這段劫難，李俊很想得開，“文革”初期他在總政排演場挨批鬥，眼見總政領導肖華、劉志堅等一批軍隊高級幹部同遭批判，甚至被按在地上，再踏上一隻腳，名曰“永世不得翻身”，自己一個大頭兵又算得了什麼！心頭並不怎麼記恨。不過，下放農村時，他下決心不再乾電影了。他召集家人開會，對妻兒鄭重地說：“你們誰願意和我一起下農村就來，這一輩子我就在農村紮根了。”

　　李俊對農活很有興趣，平日裡攏地除草、栽苗施肥，幹得津津有味兒，學着老農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保一份兒寧靜的心境，求一個悠然的生活。哪知廠里偏要他重執舊業，一紙命令下達田頭，軍人以服從為本，他又回到了電影這塊“傷心地”。張冬涼離組後，彭波把他找去交待任務：“在組裡由你任第一導演、組長、黨支部書記，行政、思想、業務一把抓。攝製組馬上出發，到外景地改分鏡頭本子。”

　　“文革”時期，電影界有一句很流行的口號，叫“上不上是個立場問題，拍得好不好是水平問題”。水平低、功夫不到家可以諒解，但立場要站穩、站高，而測試誠偽的標誌就看計劃能否馬上化為實際行動。1973年9月下旬，攝製組點齊人馬，浩浩蕩蕩直奔外景地。

　　李俊雖是“三位一體”，卻懂得超脫的竅門，只抓“主要矛盾”，拿大主意，遇到組內不同派別的人打派仗發生糾紛時，更是置身事外，決不參與。他將手中的權力儘量下放，黨務交給副手去做，副導演師瑋就專職負責挑選、指導小演員的工作。

　　師瑋是“文革”前影壇少見的少女型明星，出演過《不夜城》、《秘密圖紙》等多部影片，表演乃行家裡手。選演員成年人有的是，幾個主要配角，宋大爹選了名角高保成，冬子媽用了新人鄭振瑤，胡漢三則由反派明星劉江出任，都是一談即成，另一個演配角春伢子的小演員也很快找到了。惟獨男主人公潘冬子的角色，在劇本階段就已定了位，要把他塑造成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式的人物，按照“三突出”理論的要求，全片所有情節都要圍繞潘冬子展開，以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小演員是矛盾的中心、劇情的中心、表演的中心，他的氣質、形象、藝術感覺都直接影響着影片究竟能打多少分。師瑋等幾位副導演在北京市內一些小學跑斷了腿，百餘個孩子看下來，一無所獲。碰巧，“五·一”節各學校舉行了慶祝活動，年僅9歲的三年級學生祝新運在學校的演出，讓北京電視台看中，在電視裡播放時引起攝製組的注意。小演員濃眉大眼、雙頰渾圓，顯得格外精神活潑，李俊當即拍板，可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兩位小演員進組，由師瑋負責調教。拍兒童影片，最難的是引導小演員進入規定情景中，假做真來以真亂假，讓孩子們相信劇中的故事是真實的，他才能投入進去。開頭的幾場戲進展極不順利，師瑋平日給兩個孩子讀劇本、講故事、拉戲，言傳身教花盡了心血，可是一進入拍攝現場，祝新運總入不了戲。在拍冬子媽為掩護群眾撤退，被胡漢三率領的白狗子還鄉團燒死在草房中的一場重頭戲時，要求冬子眼望熊熊烈火，強忍悲痛，流着眼淚阻止試圖沖回去救媽媽的老鄉們。這天到了現場，一片肅穆莊嚴的氣氛，師瑋苦口婆心，拉着小新運慢慢啟發他：“爹走了，媽死了，你剩下一個人可怎麼辦啊？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呀……”說到傷心處，師瑋自己入了戲，哽咽着哭了。這時，小新運卻覺得挺好玩，“撲哧”一笑，全場頓時譁然，一下子就把這天的計劃全砸了。

散了場，李俊正式找祝新運“談話”，他皺着眉，黑着臉，口氣硬邦邦狠狠地訓了小傢伙一頓，話到惡處時，乾瘦的面頰上竟泛起了青光。小新運害怕了，自那以後，再說戲就不走神兒了。

　　祝新運聰明好學，也很有孝心，在北京時，遇到組裡改善伙食，碗裡多了幾塊肉，他捨不得吃留了下來，李俊問他為什麼不吃，他捧着碗認真地說：“李伯伯，你不知道，我家裡經濟不算好，這點肉帶回家給爸爸、媽媽吃！”所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小新運小大人一個，頗得大家的疼愛，在組裡很有人緣，常常有人熱心地為他支招兒，教他怎樣演戲。每遇這樣的熱心人，小傢伙總是一扭頭，硬邦邦地說：“你和李伯伯說去。”顯得很有主見。戲演得多了，小新運越發自信，影片中有一場戲，冬子母子倆夜半聊天，思念隨紅軍長征而離家的父親潘行義，冬子媽坐在床頭一邊打草鞋，一邊給趴在床上的冬子唱《映山紅》。劇情要求冬子在靜聽媽媽的歌聲中，慢慢流出熱淚，以表現對遠征的親人的思念。開拍前，考慮到這場戲時間長感情不易保持，化妝師問：“冬子，要不要點眼淚？”小傢伙大聲說：“不用！”果然，一到點兒，自己就哭了，且不溫不火，恰到好處。

　　1973年11月，攝製組按計劃完成外景拍攝，總共100多個鏡頭，又拉回北京準備拍內景戲。初冬時分，京城已是萬木凋零，寒風迫人。攝製組時運不濟，正好趕上了文藝界大批“黑線回潮”運動。這場運動，作為從1974年元月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的一個分支，起因於對影片《園丁之歌》的批判，是江青集團對1972年以來周恩來主持的糾正左傾錯誤思潮的整頓工作的大反擊；《閃閃的紅星》也因此從文藝的具體問題上升到政治層面，最終發展成為批判總政閻王殿，張春橋取代李德生，入主總政任主任。

　　八一廠是總政直屬單位，彭波是由李德生調來出任廠革委會主任的，自然亦難倖免。在一次會議上，江青突然發難，說“彭波不是好人”，引發了八一廠批判運動，他被輪流批鬥，交待“罪行”。最後被調離八一廠前往南京軍區任職。經過一番風雨，八一廠組成了以陳亞丁為首的黨委會，負責全廠一切工作。

　　“文革”時期，政治上奉行的是血統論，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閃閃的紅星》是彭波任職時上馬的，因而也受到株連。首拍的樣片經黨委審看後認定：水平不高，有些戲不完整，人物表演問題較多，有唯美主義傾向。李俊是“三位一體”，負有責任，廠里召集主創人員七八個人，開了一個禮拜小會，要導演和攝影作出交待。李俊反覆檢討，可就是過不了關，組裡也有人打起窩裡炮，說他“講得不深刻，要好好挖挖根子”。開完小會，又召開有各科、室代表參加的全廠大會，100多個人，大家萬炮齊轟，非要李俊把“黑思想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可。逼急了，兔子還咬人，李俊倔勁兒上來，憤憤地說：“你們說影片是黑線回潮，我老實告訴你們吧，我這不是黑線回潮，而是在潮里，我還沒下來呢！”

　　不過，對於黑線回潮的批判廠里還是很有分寸的。由於在影片的籌拍過程中，有陳亞丁等多人參與業務工作，所謂投鼠忌器，也不能一棍子打殺。黨委經過研究決定影片重新拍攝，劇本又作了一次大修改，張冬涼向編劇們提出：“你們思想上是否把冬子作為一號人物來刻畫？”陳亞丁也說：“不要怕寫高了，是怕寫不高！”領導指明了方向，編劇們在改編中突出矛盾，激化矛盾，在思想的深度和高度上再下功夫，擺脫了“想、盼、等、找”，而突出了“斗”。原稿潘冬子出場，是同胡漢三地主崽子斗，陳亞丁說“起點還不高，要一開始就同胡漢三斗”；再有，米店一場，發動民眾造反，冬子的行為夠得上英雄了，陳亞丁說：“動作夠了，內心不夠，不要怕把冬子寫高了。”大家又設計了小冬子和椿伢子望北斗星的一場戲，又高了一步。陳亞丁為劇本定性：“這是兒童片，但不是一般的兒童片，不能向《小兵張嘎》靠，也不要追求情節的驚險、緊張，不搞一般的兒童趣味，而要追求冬子的思想風貌和內心世界，要抒革命情、階級性，塑造完整的、光輝的，沒有缺點的兒童團形象。”根據這一思路，媽媽犧牲時，原來只讓冬子叫一聲：“媽媽！”現在改為冬子阻攔群眾救媽媽，說：“媽媽是黨的人，不能讓群眾吃虧！”這樣處理，冬子的形象是“高大”了，可是，一些表現兒童行為的動作卻毀掉了，比如王願堅設計了冬子在米店寫“售”字時，用黑筆向椿伢子臉上抹的情節，表現他的調皮，有人開玩笑說：“你真是給英雄臉上抹黑呀！”嚇得他趕緊取消了，從此，“想讓冬子出點錯”的念頭，再也沒有出現。

　　攝製組進行了調整，仍然讓李俊負全責，並將劇本創作組的王苹調進攝製組，以加強領導班子。演員也作了微調，棄用鄭振瑤，陳亞丁推薦了一位演員，李俊看了她的戲，感覺不好，沒用，自己定了李雪紅。陳亞丁本以為滿有把握，不料卻被導演駁了面子，沉着臉發牢騷道：“我是眼睛瞎了。”李俊聽了，嘴上不說什麼，心裡卻嘀咕道：“瞎了就瞎了”，一扭身揚長而去。

　　啟用“文革”前名震電影界的著名女導演王苹，黨委冒了一定的風險。50年代，她與江青因一些事情不合，恩怨難斷，“文革”中由此遭難，頭上的高帽頂頂濃黑，早已被打倒在地。現今剛剛解放，落實了政策。她的影片，一向具有浪漫氣息，其中50年代拍攝的《柳堡的故事》清新優雅，一曲“九九艷陽天”更是明快輕盈，正對了《閃閃的紅星》的路子。黨委確定讓她加盟導演組，乃慧眼識珠，實為明智之舉。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面對黨委的任命，王苹無法推脫，只提出一條：“我可以搞這個戲，但不掛名”，以免又惹禍端。

　　1974年2月底，劇本定稿。4月初，攝製組大隊人馬二下江西，到了鵝湖外景地，正是油菜花黃遍地金，青山綠水交相映的大好時節。大自然的美麗景色，淨化了剛剛從“階段鬥爭”火線上撤離出來的創作人員的心靈，陶冶了人們的情感，大家群策群力，一門心思搞創作，拋去雜念的創作者們，往往能迸發出智慧的光芒。《閃閃的紅星》攝製於“文革”中期，“三突出”僵硬死板的理論，不能不對影片的創作產生影響，然而，導演們卻能夠在自然的山水間尋得一分浪漫、一點抒情。

影片的華彩段落，是宋大爹送冬子乘竹筏順江而下去鎮裡米店當偵察員的一場戲，劇本只有一句話：“一隻竹排順江而下”，只是個過場戲。陳亞丁說：“筆墨不要太多，可否設計一個像楊子榮打虎上山那樣的場面？”於是，攝製組在這裡大作文章，從各個角度、各種景別，拍攝了冬子蹲坐船頭，宋大爹持長竿穩站在船尾的鏡頭；清澈的江水，時而疾進時而緩行的竹排，兩岸緩緩移動的巍巍青山，翱翔高空的雄鷹，組成了天人合一的生動畫面，再配之以抒情男高音李雙江演唱的《紅星照我去戰鬥》的優美旋律，形成了人情、詩情渾然一體的音畫意境，是中國電影史上難得一見的經典段落。關於這首歌的歌詞，李俊在導演本中曾寫了一段：“小小竹排順江游，兩岸青山身後留，今日悄悄去，明日滿江紅。”但是，大家看了，覺得冬子年齡小，“滿江紅”太過了，就改成了今天觀眾熟悉的詞兒了“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兩岸走，雄鷹展翅飛，哪怕風雨驟，……”初夏時節，攝製組完成了外景拍攝，再次拉回北京拍內景。黨委審看了樣片，評價不錯，確定將其作為向建國25周年的獻禮片。相對而言，內景戲難度比外景更大，人、財、物要有絕對保證。陳亞丁拍胸脯打了保票，只要李俊專心拍戲，有什麼要求儘管提，要什麼給什麼。他是廠里一把手，權重位高，拍片有困難一句話就解決了。為了保障影片拍攝質量，他乾脆到攝影棚現場辦公；攻關階段，五天五夜陪在棚中，寸步不離。當時，人們累得坐下就打盹，可是，有領導做榜樣，上下一心，《閃閃的紅星》按計劃完成，八一廠終於推出了“文革”中的第一部故事片。九月金秋，天高氣爽，正是收穫的季節。《閃閃的紅星》送審國務院文化組，經組長吳德、副組長于會泳及一年前在江青倡議下成立的五人“創作小組”（包括于會泳、浩亮、劉慶棠、李德倫、謝鐵驪）審看後，拍案叫好，其中分管電影的劉慶棠更覺興奮，畢竟管電影不到一年便有佳作添彩，出了成績。意外之喜竟使文化官員們一改謹慎小心的辦事作風，未經中央領導審查，即將影片定為向國慶25周年獻禮的重點片。這一舉動，打破了慣例：按照“文革”時期的審片制度，任何影片均先由文化組審查，通過後送中央負責文藝的有關領導審查，然後才能公映。這條規定在1975年四屆人大恢復成立文化部後才作了修改：影片的審查權下放到文化部，不再過中央領導一關。1974年10月1日，《閃閃的紅星》在全國各大城市公映，立馬火暴走紅。與當時教化為主的各類文藝節目有所不同，影片中的人物雖然也是生活在“兩條路線、兩個階級”激烈鬥爭的風口浪尖上，然而主體內容卻是以一種舒緩輕快的調子來展現的，大量的風景鏡頭，帶出了滿山青竹、遍野映山紅，小小竹排游江上，聲聲鳥鳴亂山林，優美景色、清新之氣迎面撲來，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的《映山紅》、《紅星照我去戰鬥》、《閃閃的紅星》（主題曲）等插曲，曲調通俗，旋律明快，人們更是競相傳唱，還成了中小學音樂教學曲目。更抓人的是祝新運出演的潘冬子，雖說人物設計上受“三突出”理論的影響，言語舉止超出了實際年齡，可是演員胖乎乎的稚嫩臉蛋和一雙清澈照人的大眼睛，贏得了觀眾的喜愛，與總是吹鬍子瞪眼睛作革命狀的各種英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令人耳目一新。《閃閃的紅星》所產生的轟動效應，不是靠輿論吹出來的，影片在八一廠“五·七”幹校大農場上放映時，銀幕的兩側都坐滿了人；在北京市菜市口電影院首映時，聞訊趕來的觀眾一擁而進，竟沒有一塊立足之地，影院不得不宣布改期放映……轟動效應帶來了極豐厚的經濟收入，錢賺得狠了！當時拍彩色故事片，成本一概70萬元，《閃閃的紅星》的盈利遠超過此數，僅北京一地，拷貝就售出八九個，全國加起來，雖然每張電影票價僅五分錢，卻也創了歷史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