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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點評電影
送交者: 佚名 2002年11月19日19:37:19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江青突然給嚴寄洲鞠了一躬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的林彪,特意委託身無任何軍職的江青主持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

  2月里的兩周間,江青多次接見嚴寄洲,為“樣板電影”把關。到滬的次日夜間,嚴寄洲便陪同江青看了《南海長城》全部外景樣片。看完樣片,江青面色沉重,但未做更多的藝術評判,只是提出了一個要求:“《南海長城》還要考慮考慮,寄洲啊,你把主要演員都調來上海,加上李文化,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奉調的人馬急匆匆到了上海後,經過周詳準備的江青便開始大談“個人意見”了。她說:“樣片我看了兩遍,心情很沉重,有些問題想和大家商量商量。這部影片,是由話劇改編的。主席和我都看過話劇,所以一定要把它拍好,拍成樣板,從現在的樣片看,差距還很大,我讓你們把它拍成大江東去,你們卻把它拍成了小橋流水。還有,那個扮演阿螺的演員,沒有漁家女民兵颯爽英姿的氣質,像個小家碧玉,她是上海30年代的人,要撤換掉。還有那個勾引我們民兵靚仔的女特務(綽號“大光燈”)這麼漂亮,這是階級感情問題!你們要重新調整班子,重新下漁村體驗生活,和漁民實行‘四同’,外景全部重拍。怎麼樣?有信心就拍,沒信心就算了,不用的樣片由我負責。”

  會場靜極了,所有的人目光都投向了嚴寄洲。突然,嚴寄洲意識到自己該說些什麼,勉強張口道:“王蓓不合適,可是演阿螺的演員實在難找呀。”

  女主角難產,這是個老話題了,江青深知此話的內外音,一時也難以作答。她狠狠地瞪了嚴寄洲一眼,隨之將目光定格在站在他身後的女演員身上,臉上一片喜色,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指着她說:“你後面這個演員怎麼樣?她就可以演啊。”

  嚴寄洲驚詫地回頭一看,心中有了底。這位演員原是鐵道兵文工團的,年輕漂亮,但戲很嫩,廠里借調她出演一個不太重要的女民兵,角色是“好人”,因而被召來上海座談。嚴寄洲以為江青在跟自己開玩笑,沒把她的話當回事兒,嘴裡“嘿嘿”一樂,未置可否。

  坐在一邊的張春橋忽然站了起來,他慢慢走到嚴寄洲面前,陰沉沉地說:“你們這些當導演的,腦子裡只有趙丹、白楊。”

  嚴寄洲不服氣地說:“我可從未請趙丹、白楊拍過戲。”

  這時,或許是張春橋的話刺激了江青,只見她猛地起身,快步走到嚴寄洲座前,兩腿一併,雙手平撣了一下大衣,莊重地說:“嚴寄洲同志,我代表全國的年輕演員,求求你們導演,培養培養我們年輕演員吧!我向你鞠個躬。”隨即,她深深地鞠了個90度的躬,接着又道:“我再給你作個揖。”言罷,雙手合十連連唱喏。

  突出洪常青不容易

  謝鐵麗、錢江拍完《智取威虎山》未得幾天喘息,就又接到江青指令:“立即去《紅色娘子軍》攝製組,他們那裡已經拍不下去了!”

  《紅色娘子軍》開機拍攝是在1970年7月。實拍不久,紙上談兵時期尚能團結協商的攝製組和樣板團之間,終於硝煙四起,戰火紛飛,勉強拍完序幕“滿腔仇恨衝出虎口”和第一場“常青指路奔向紅區”就拍不下去了。主要矛盾出在洪常青出場之後。

  這場戲吳清華的動作多,洪常青圍着她轉,這在舞台上場面大還不夠顯眼,可是,電影畫面就那麼一小塊,攝影機以吳清華為中心,洪常青往往溜邊,或者乾脆就被甩出畫面。看了樣片,劉慶棠很不滿意,認為這與“三突出”原則要求的時刻“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不符,沒有突出洪常青,要推倒重來。

  謝鐵驪進組,將第一場重新剪接,主基調沒動,因為他認為攝製組沒有錯。在拍攝第二場“清華控訴參加紅軍”清華親吻紅旗時,攝製組給了吳清華一個特寫鏡頭,又把站在一邊的洪常青甩出了畫面,劉慶棠再次提出意見,認為吳清華親吻紅旗是向黨表忠心,洪常青是娘子軍連黨代表、黨的化身,應該有他的鏡頭。謝鐵驪不同意,慢聲細語地解釋道:“鏡頭給誰與不給,在組接上是有道理的。鏡頭老給你,別人在跳,你沒有戲,反而不利。”

  劉慶棠爭辯說:“拍樣板戲影片,不能光考慮技術,要‘三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周恩來說:“電影不要送我審查了”

  經過86天的日夜奮戰,1973年11月下旬影片《火紅的年代》拍竣。

  12月中旬,傅超武攜對白雙片進京送審。當月23日下午,國務院文化組審看了影片,吳德、于會泳等負責人認為“戲很感人,拍得還細緻”,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要求攝製組“儘快修改,修改後送中央首長審查”。

  傅超武進京後,上影廠從領導到群眾,神經繃得緊緊的,攝製組主創人員更是天天守在電話機旁,候着北京的消息。文化組的意見傳來,大家鬆了一口氣,有關人員開始準備補拍工作。不久,傅超武又打來電話,說周恩來總理等中央首長已審過影片,很滿意,指示道:影片拍得很好,不必修改;“文革”後多年沒有故事片了,要多印拷貝,國內外發行。喜訊傳出,第二天全廠敲鑼打鼓,一片歡騰慶祝的熱烈場面。

  豈料想,全廠歡慶才過兩天,北京又傳來消息,說是江青看過影片,堅持要做兩點修改:一是趙四海同白廠長的鬥爭還沒有力量,白廠長走得還不夠遠,趙四海的壓力也不夠大;二是工人們稱王堅為“王書記”,書記是黨內職務,不是行政職務,公開稱呼只能叫“老王”。

  劇作性質之爭,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劇本成型於1972年前後,已是周恩來大力推行“解放幹部”工作之際,對於“文革”時期被打倒的老幹部,中央強調“90%以上的人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他們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鑑於“文革”是由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在行文上不得不把堅持正確主張的老幹部們歸為犯了錯誤的同志,但在執行政策中要求採取教育為主、結合進入領導班子的方針,劇本創作的政治底色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調和的。而江青審看影片時,政局又起波瀾。1974年1月25日,江青、姚文元等召開了中直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矛頭對準周恩來近兩年來所採取的糾正左傾錯誤的種種政策與措施。江青的本意是要把白廠長改寫成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把影片當成新一輪政治鬥爭的工具,可是攝製組創作人員政治嗅覺“不靈敏”,只增拍了一場趙四海在車間涼台上思考技術攻堅措施的戲,白廠長最後還是“改好了”。

  經過一周奮戰,影片修改完畢,再送審北京獲得通過。據說,周恩來得悉影片修改之事後很生氣,說“以後電影你們不要送我審查”。

  江青喜呼:得寶了!

  電影《閃閃的紅星》送審國務院文化組,經組長吳德、副組長于會泳及一年前在江青倡議下成立的五人“創作小組”(包括于會泳、浩亮、劉慶棠、李德倫、謝鐵驪)審看後,拍案叫好,其中分管電影的劉慶棠更覺興奮,畢竟管電影不到一年便有佳作添彩,出了成績。

  1974年10月1日,《閃閃的紅星》在全國各大城市同時公映,立馬火曝走紅。

  不久,社會上的“紅星”熱潮,終於湧進了釣魚臺國賓館,10月23日晚,江青調看了影片,心情格外激動,立時叫秘書給八一廠打電話,急命導演李俊和攝影進城“談心”。

  李俊二人進了江青居住的釣魚臺17號樓,時間已近午夜。一見面,江青緊緊握住他的手,興奮地高聲叫着:“我縳xxxα耍】xxxxα耍』嬲婷臘。≌媸闈榘。∧忝鞘竊趺磁牡模俊?br>  

劉曉慶第一次拍電影

  1976年3月底《南海長城》正式開機。影片大多數演員是當年廣州軍區《南海長城》話劇組的老班底,都拍過電影。那時的影片,走的是戲劇式電影的路子,與他們的本行基本相符合,演起來熟門熟路,得心應手;況且,多年的重複演出,他們對所飾角色有着轉深的理解,對全劇的整體脈絡也有着出色的把握。鏡頭前,老演員經驗豐富不怵場,導演容易掌握,只需着重注意他們表演的分寸,多提些醒兒,別誇張,即可大功告成,但戲演得多了,不免也有點“油條”,有時導演開拍口令已發出,某些演員還要從口袋裡拿出個小鏡子,照照自己的髮式亂不亂,或補補妝;還有的演員不按設計路線走位置,演着演着,就站在顯赫之處,只顧着自己怎麼美、怎麼突出,把別人的戲給奪了……

  與這些有“經驗”的演員相比,劉曉慶就顯得單純而無私心雜念。拍電影對她來講是大姑娘坐轎頭一回,大腦一片空白,但她卻因此受益匪淺。每次在鏡頭前,她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戲上。有時根據劇情要求,遇上戰鬥場面,臉上要ㄐ┖諢疑剩緋酒推偷難櫻埠斂輝諍酢D炅浣洗蟮睦涎菰鄙星沂筆憊刈⒆約旱男蝸笫欠窳晾觶蹕熳魑桓齠此甑墓媚錛遙從腥鞝說氖亂敵模傭昧松闃迫嗽鋇暮酶小?br>  幾場戲拍下來,大家對劉曉慶的印象是一致的:入戲快,能吃苦,做事認真,人也相當機靈。她話劇演員出身,對在鏡頭前表演心裡實在沒底,導演和攝影就成了時常請教的對象。在北京時她就和張冬涼走得較近,常去張家看電視;張冬涼的小女兒喜歡彈琵琶,她也不時指點指點。有了這一層交往,到了攝製組,她有些心裡話也願對他講。那一陣子,劉曉慶總是念叨:“張老師啊,我拍電影心裡真是沒底!”劇情上有了難點,常常向他請教,倆人聊得多些;而張冬涼反覆強調的一點就是:“放開!平時怎麼演,現在就怎麼演。”影片開拍後,平常,白天演完了戲,劉曉慶晚上回來還要做功課,她先把次日將要拍的內容拿個設計出來,隨後就去找李俊請示:“明天這戲我拿什麼道具,怎麼演,您看我這想法對不對?”李俊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對的充分肯定鼓勵,不對的講出道理,讓她自己再回去斟酌。師徒二人一個虛心好學,追求上進;一個誨人不倦,傾囊傳授,合作默契而愉快。

  《決裂》:葛存壯頭一回當“好人”

  劇本作者胡春潮是第一次“觸電”,到了北影,挨門挨戶地拜山,聽取主創人員的意見。他和葛存壯接觸後,靈感一動,找到李文化提建議:“老葛的氣質很特殊,他演曹仲和不如演孫子清更合適,能不能與陳穎調換一下?”李文化仔細琢磨了半天,覺得胡春潮講的在理,他找到葛存壯談了想法。葛存壯作為演員,喜歡有個性的角色,孫子清性格鮮明滿有趣味,有演頭。而且,孫子清是個中間人物,最後成了革命隊伍里的一員,葛存壯演了一輩子的壞蛋,這回要沾沾好人的光鮮。   1975年6月,攝製組大隊人馬兵分兩路,開赴外景地。劇本組先前往遼寧省朝陽農學院,再轉到江西“共大”,深處教育革命的第一線,一面在火熱的鬥爭生活中接受教育,一面徵求革命師生對《決裂》文學劇本的意見;攝製組則直奔吉安、蓮花、永新等江西縣辦“共大”分校下生活。

  轉了一圈下來,劇作者似乎也開了竅,他們在修改時,把那些所謂的“多餘的枝蔓”大刪大砍,龍國正同曹仲和的“辦學方法”之爭得到了加強,增添了許多的火藥味兒。劇本開始從重點展示“共大”教育成果朝向人與人之間的角力拼殺轉化……

  攝製組一頭,下生活一個多月,走馬觀花般地參觀了吉安、永新等七八所縣辦“共大”。演員都是帶着角色任務去體驗生活,郭振清演的是大學校長,他有意識地觀察生活中的同類人。早在北京時,他就找汪洋請他談談延安“抗大”和“魯藝”的生活、作風。由於汪洋和龍國正都在“抗大”學習過,郭振清想從他身上找些延安幹部的感覺。更何況龍國正身上還有邵式平省委書記的影子,汪洋也是“文革”前十幾年的北影老廠長,作為一級領導人,他性格開朗,辦事果斷有主見。劇中有一場戲,孫子清招生時,將鐵匠江大年拒之門外,說他文化程度低,“沒資格進大學”,龍國正則舉起江大年滿是硬繭的手,憤而大呼:“這就是資格!”這個表演,便源自於汪洋日常辦事乾淨利落,常說的一句:“就這麼定了,干吧!”

  今天,《決裂》主創人員在回憶當年對劇本的真實性看法時,主要有三種說法。葛存壯是比較典型的“受黨教育多年”的知識分子,他說:“根本就沒有也不可能動這方面的腦子。組裡談得比較多的是影片的主題,講通過表現‘共大’來歌頌無產階級的教育路線,在這基礎上統一認識,主要是如何體現為政治服務,不可能提出怎麼不符合歷史的問題。當時大家都是這樣的思想,不會有什麼異議。”郭振清粗中有細,比起葛存壯就多了一份兒“活思想”:“當時提倡的口號是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決裂》講的雖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事,也要為現實政治鬥爭服務,這很自然。文藝不是生活的再現,而要給人以啟迪,是教育的工具。我當時無一絲‘與歷史不符’的念頭,很自然地就全部接受下來。況且,已安排了任務、情節,沒有這些戲就無法發展。”李文化頭腦比較清醒,心思縝密,看的是大局:“原劇本也受當時思潮的影響,批判孔老二等台詞和教育革命等細節原來就有,修改時我們也有意識地往上靠。雖然我們也清楚這不符合歷史真實,但文藝要為政治服務,要反映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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