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第10期的《北京文學》，由兩個文學青年的孤苦人生引發“我們這個時代需要什麼樣的文學青年”的討論。一個是10年寫了50萬行詩的鄉農業站職工趙京輝，一個是貧困潦倒卻寫了幾百萬字的修鞋匠謝建國。瘋狂寫作使他們成為周圍人眼中的異類和怪人，後者還在報上刊出廣告誠徵支持他寫作的老人做父母。

　　一個嚴肅的文學刊物用較大篇幅來反映兩個在清貧生活中艱難寫作的文學青年的生活境況，應該不是街頭小報式的獵奇，不是為了炒作、煽情或是拉贊助，也不僅僅是為了勸告兩個義無反顧的青年“重要的是生活”。真實的問題或許應該是：“文學青年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時代？”

　　一個實利年代，把文學青年逼到了絕境。

　　靠文學獲取功名贏得生存越來越難。市場社會迫使人們時時計算着“成本———收益”。過分痴迷於寫作的代價就是窮困潦倒，因為文學規律與市場規律相距甚遠，互不搭界。靠寫作來賺錢的自由撰稿人早已不敢奢談文學，他們拼命跟在市場後面，迎合媒體和書商的需求和大眾的口味。

　　任何一個熱愛文學的人都不想追問這兩個走火入魔的文學青年的寫作動機，雖然登報徵文學父母有點行為藝術的味道，但是，我們相信他們的忘情寫作是源於一種超越現實的東西，如心靈的召喚，如文學理想的吸引。在這個連純文學刊物都難以維持生計，專業作家都不得不下海撈錢的時代，文學青年更難指望靠文學來養活自己。

　　崇尚享樂的年月，有這麼幾個苦行僧來點綴，倒也是一種富有意味的風景。生活在底層的文學青年由於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幻想和想像上面，執拗地守護着自己的精神小屋，以至於耽誤了發財、升官甚至謀生、養家糊口，從而成為困難群體。我們敬佩他們的堅韌，也相信他們對文學的真誠。苦難經歷對他們的寫作沒有什麼壞處。從某種意義上說，生活的磨難使他們的寫作更加具有精神分量。我們不會指望一個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人創作出不朽作品來。文學具有宗教性，它總是不自覺地對抗常規的平庸生活。迷戀文學的寫作者整天處於夢幻狀態之中，伴隨着內心世界的種種緊張做出許多怪異的舉動。在我們這個見異思遷的浮躁時代，能夠如此專注，如此執著，如此旁若無人地追求着一種文學理想，確實不易，字字看來皆是血。

　　《北京文學》之所以拿出趙京輝、謝建國這兩個個案來討論，還有不好直說的一層意思。即，在他們現有的文化水平和寫作天賦等條件下，這種孤注一擲的寫作到底還有沒有意義？我們當然可以用“精神可嘉”這樣不痛不癢的話來打一下“官腔”，也可以寄上微薄的一點錢來表達一種同情，一種感動，但是，我們無法在文學上面助他們一臂之力。極端的行為和封閉的生活並不能證明什麼。雖然不少文學大師有過一段貧寒落魄乃至瘋狂變態的生活經歷，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所有熱愛文學的人都要走這條路。文學是教人活而不是教人死的。在簡樸、清苦的孤獨生活後面，是一顆渴望生活的純潔心靈。寫作不是一種姿態，更不是一種表演，心靈生活需要適當的物質支持。飢腸轆轆的寫作不僅會毀掉一個寫作者的身體，而且也限制了他們的精神快樂，阻礙了他們的自由表達。

　　隨着外部誘惑的增多和文壇的不景氣，文學青年已退居社會的邊緣。愛好文學成為一種笑談。

　　更多的青年忙於考研、讀MBA、去獲得各種證書，這種實用的人生觀遏制了他們內心對文學的嚮往，這種遏制會不會讓大部分的心靈日趨貧乏？文學是一個時代的精神根基。一個時代如果連一群進行非功利性寫作的文學青年都容不下，將是何等狹隘，何等勢利！但是，熱愛文學並不能成為要求社會給予特殊關照的理由。一個難以獨立生活的人，怎麼能夠獨立寫作呢？這是實利年代的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