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春霞曾經是中國青年人的一代偶像，她美麗的容貌和高高的身材，是很多當時年輕人心中的標準身姿，如今的她已經年在六十上下了，但是，她依舊美麗如昔，讓人感到相當驚訝。

以下的文章是她對自己的一些往事的回顧，讀來相當有趣。

我第一次主演現代戲是在1964年，這之前我剛隨中國藝術團完成了歷時半年的出訪西歐六國的任務，回到上海才知道北京正在舉行全國現代京劇會演。

我那時的工作單位上海青年京劇團緊跟形勢，馬上決定把海政話劇團的《海防線上》改編為京劇《颯爽英姿》，由我擔任劇中女主角：民兵連長巧姑。

接着就是下海島體驗生活，又出海又打靶，以期在最短的時間裡把一個吃了半年黃油麵包演了半年傳統戲少女的我，脫胎換骨成為一個女民兵連長。

一個月的下基層生活，二個月的排練，戲終於與觀眾見面了。

由於當時條件的局限，今天我除了能拿出幾張當時演出時的黑白劇照外，手邊未能留下這齣戲的任何音像資料。

我的現代戲處女作就這樣在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的寂靜中消失。

1971年 5月的一個周六，一個電話打亂了我們一家三口平靜而有規律的生活：我被中央一紙調令召到北京排練《杜鵑山》。

通知來得如此突然，使我懷着一顆忐忑不安的心搭上飛往北京的航程。

演員這個職業走南闖北本來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就我而言，這次北上是我人生、藝術道路的一個轉折。

這樣的一個轉折是後來在《杜鵑山》成功後才慢慢地領悟到的；當時上飛機時我沒有絲毫這樣的感覺：此行，將改變我本人的一生。

今天呈現在觀眾面前的只是整個創作的結果，而很少有人了解它的過程。

事實上從我們劇組到井岡山體驗生活開始，整個戲的排練過程是極其緊張和嚴肅的，劇組裡的每個同志幾乎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排練，夜以繼日沒有假日沒有休息，除了吃飯睡覺，剩下的時間都在北京工人俱樂部的舞台上度過。

每一個動作、每一句唱腔、每一段念白、每一個音符都是反覆推敲精益求精，就這樣我們封閉式地排練了一年多，嶄新的《杜鵑山》一炮打響！

隨着電影在全國放映，我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在那個單調的生活年代，柯湘的髮型成了女青年追逐的時髦，走在街上我成了人們圍觀的對象，隨處都可以看到我的劇照……

我得到了一個演員極為嚮往的東西：名。

1994年我第一次去台灣演出，唱的是《亂雲飛》。

1993年、1997年我兩次去美國唱的是《家住安源》。這些年來不管我走到老區還是特區，人門對這些唱段的鐘愛令我感動不已。

《杜鵑山》把我從人間抬到了天堂，《杜鵑山》也把我從天上拉回到人；《杜鵑山》讓我嘗遍了人間的酸甜苦辣，《杜鵑山》讓我沒有虛度此生。

今年九月，一些現代戲的唱段，這些唱段的首唱童祥苓、馬長禮、李炳淑、李光、李崇善等同志和我有機會把這些《往日的歌》再次奉獻給觀眾。

時光雖然已經過去了這麼多年，人的青春無法留注，但植根於人民的藝術精品將永遠留在人們的心中。

人們都說我現在漸漸地淡出舞台，現在我覺得時間過得飛快，一個人出風頭的時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風頭過後，肯定是一浪推一浪。

浪這個東西的確會有高有低，一個人不可能完全一直是在浪尖上，總有下來的時候，我覺得一個人在下來的時候，一個人的心態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正常地去對待這個人生。

要談成功的原因，都會談拼博、奮鬥，這一點固然很重要，但是我的體會最最重要的是機遇，或者叫命運。因為我人生三次大的轉折，都不是我的選擇，而是客觀的安排，或者叫機遇的降臨。

我整個人生當中，碰到有三次機遇。

有一次小學的同學拿了一張報紙來找我，他說華東戲曲研究院崑曲演員訓練班在招生，咱們年齡合適，咱們去報考一下，那會兒我才十歲。

我就去了，結果考上了，考上以後，我就開始學崑曲，其實我對崑曲是什麼也不懂，這是一個機遇。

第二次機遇是俞振飛和言慧珠兩位校長要到西歐去演出半年，主教我們的朱傳茗老師一定要跟着去，因為他笛子吹得相當好。

而對於我們這些人，其中一個校長就說，讓他們到京劇班去跟楊畹農學幾齣京劇，於是我就稀里湖塗到了京劇班跟楊畹農老師學了幾齣戲，校長半年以後回來就要看匯報，我匯報了一出《鳳還巢》，沒想到老師看了挺滿意，因為正好京劇班也缺人，乾脆你一定得去，學生沒辦法，哭着鼻子就去了。

第三次機遇是60年代底70年代初，已經都在全國演現代戲了，我已經說過，當時一個電話讓我到團里去，讓我星期一坐飛機上北京，當時我還不知道自己要去幹嘛，收拾一下上了機場就走了。

到了北京，一下飛機，軍代表來接我，自我介紹是北京京劇團的，我知道北京京劇團是在排《杜鵑山》，我想大概是讓我排《杜鵑山》，就這麼糊裡糊塗地到北京排《杜鵑山》了。

當時給我的壓力可想而知是非常大的。我心想無論如何我必須得把它做好了。

於是乎，我就抖出這個人物的最大的幾個方面不好突破，第一，這個黨代表的形象我上哪裡去找，什麼樣子才是一個黨代表的形象，我覺得我不像，第二，京劇的《杜鵑山》的唱，與傳統戲的唱，有很大的區別，我是從學傳統戲開始的，怎麼唱好它，怎麼給她唱出風格來，第三，柯湘的英雄氣概，形體上，尤其刑場上，因為刑場是大義凜然的風度，怎麼展現給觀眾，這動作怎麼做。

我覺得主要是這三方面要去努力。

因為每個人唱戲，尤其傳統戲，每個人唱有每個人的習慣，要把這個習慣改掉相當不容易，但必須得改掉，你不改掉那麼就不是這個人物，於是曲不離口，一天到晚的唱。

有的時候我獨自一人在洗衣服時也在唱，這事情後來被一個人發現，這個人後來跟別人講，也就是跟當時劇組裡的人講，“我們這個樓里怎麼進來一個神經病”，劇組人說，“哦，楊春霞，新調來了，來學柯湘的”，“哦，是她，那難怪了，我看她背影老在那兒搖，一邊洗衣服一邊唱”。因為我在唱的時候，腦袋總要動的，我老在動，他覺得我很奇怪。

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員一定要曲不離口，把這部戲對唱腔的要求一定要給體現出來，化為己有，才能夠成為現在的風格。

還有，在形體上也是如此，因為傳統戲笑不露齒，行不露足，抬手不能超過哪裡，只能是夾着膀子，可現代戲不行，她是勞動人民尤其是黨代表，指揮大家要向前的。但是又不能完全武生化，因為這個人物畢竟是女性，所以必須要在這個練的過程當中自己消化琢磨，比如說柯湘第一次出場，除了目光之外，還要有點側身，有點兒舞台相，又要美又要顯出英雄氣。

我的體會是：機遇來了就要“不顧一切，向前衝”。排《杜鵑山》時我就面臨三道難關：

一難是普通話不如北京的演員；二難是形象距離遠，演才子佳人出身，轉向文武雙全的共產黨員的形象，每當念到“鐵打的肩膀，粗壯的手”時觀眾往往有輕微的笑聲；三難是戲份過重，繁重的念白、成套的唱段、像武生一樣的舞蹈和開打。

我所談的“不顧一切，向前衝”就是不顧陌生環境的壓力，合作群體的更換。我覺得一個好演員要不顧身體負荷，超載運行；不顧家庭“南北割據”，專心致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