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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的四段歷史懸疑
送交者: 吳真 2002年12月04日18:54:40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論爭,拉幫結派地論爭,是上個世紀20、30年代中國文壇的特點。

  沈從文既為《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又是那樣桀驁不馴的湘西鄉下人性格,自然少不了時時捲入口水戰中。以他淡泊的性格,每當論爭由文藝問題轉入“政治正確”的糾纏 中時,他便虛晃一槍,以“第三條路線”避開。在非左即右的時代,豈容這麼出名的大作家逍遙於主流之外?於是當時不免意氣的參戰竟然決定了他後來的境況,決定了一位正處於創作高峰的作家輟筆改行,50年。

  沈從文去世前不久曾對汪曾祺和林斤瀾說:“我對這個世界沒什麼好說的。”

  昔人已隨黃鶴去,現在可以說了。

  ●沈從文與丁玲同住情誼,一生恩怨

  事件回放

  沈從文、丁玲、胡也頻之間,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有過一段美好的朋友之緣和患難之交。1931年,胡也頻遇難,沈從文通過胡適參與營救未遂,隨之,沈從文以丈夫的名義,護送丁玲母子回湖南常德丁玲的家鄉。在那裡住三天后,他們又一同返回上海。由於幫助營救胡也頻和護送丁玲回常德,沈從文失去了在武漢大學的教職。

  1933年5月14日,與丁玲同居的馮達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後,旋即供出了丁玲的地址。同日,丁玲在上海寓所和潘梓年一道被秘密逮捕,不久,同馮達一起被轉移到南京囚禁。沈從文通過胡適營救,丁玲於1936年被釋放。

  這段歷史,在1949年以後,因胡適的緣故,被迴避,或歪曲。直到1979年以後,丁玲復出,因讀沈從文《記丁玲》一書(沈從文寫此書時,丁被國民黨警方囚禁,直到1979年以後她才看到),對沈產生強烈的不滿,並說出傷害沈從文感情之言,尤其是丁玲說沈從文膽小怕事(“他向來膽小,怕受連累”)之語(指沈在胡也頻被害、丁玲被捕之時),頗傷沈、丁幾十年的情誼,導致兩位老友在晚年近於絕交。

  當事人語

  沈從文:

  她廿年來受的委屈,來自何方,難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聲,自有難言苦衷,卻找我來出氣,可見聰明過人處。主要是我無權無勢,且明白我的性格,絕對不會和她爭是非。……方明白主要罪過是我不該提及對於現今還活在台灣一個人(編者註:指馮達,曾與丁玲同居,叛變革命後隨國民黨到台灣)的“懷疑”,對於她也“舉得不夠高”。(1983年給徐遲的信)

  丁玲:

  嚴文井回憶,1980年他看到丁玲的文章後,有一次去看丁玲,就對她說:“人家那麼可憐,你何必再捎上一筆呢?”丁玲聽後馬上激動地說:“你可不知道,他寫我們三個人睡一個被窩!”陳漱渝則根據他認真閱讀丁玲在書上所作的批語,認為丁玲對《記丁玲》的不滿主要有三點原因:一、書中把丁玲跟胡也頻的結合寫成是出於單純的肉慾,並用隱晦的筆觸在丁玲的私生活上蒙上了一層桃色。比如說丁玲渴求的是“一張男性的嘴唇同兩條臂膀”;受“肉體與情魔”一類影片影響,神往於英俊挺拔騎士風度的青年,然而胡也頻卻相貌平常,苦學生模樣,“能供給她的只是一個年青人的身體”。二、書中把胡也頻寫成是既無文學才能又無革命理智的人,對於胡也頻的轉變,沈從文認為“只是一種南方人單純勇往的熱情,並非出於理智的抉擇”,是受了革命宣傳的欺騙與迷惑。對烈士的這種歪曲,丁玲在感情上無法接受。三、書中對左聯及整個左翼文藝運動進行了否定、攻擊和嘲笑。丁玲對沈從文的這種態度最為反感,覺得這些文字除了表現出沈從文“對政治的無知、懦弱,市儈心理而外,沒有別的。”

  旁觀者語

  凌宇:(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沈從文研究專家)

  仔細讀《記丁玲》,書中並沒有寫三人“同居共眠”的文字。沈從文談到他們三個人的生活時,歷來採取“同住”的說法。在寫《記胡也頻》時,沈從文就這樣寫過:“在銀閘一個公寓裡,我們是住過同一公寓的,在景山東街一個住宅里,我們也住在同一公寓裡,到後在漢園公寓,仍然又同住在那個公寓的樓上。”

  “同住”並非“同居”,二者的區別,在漢語的習慣用法裡,應當是明確無誤的。“同住”二字引起的一些海內外人士的疑問,大約是受了有關傳聞的影響,企圖從當事人那裡尋找佐證的一種聯想。丁玲在“同住”二字上產生的未曾明言的驚訝,似乎同她直到80年代才讀到《記丁玲》一書時的整體心境有關。其實,早在1931年,她就看過有着同樣提法的《記胡也頻》。由於時間過去了50年,她大約是早已忘卻了。

  李輝:(《恩怨滄桑———沈從文與丁玲》一書作者)

  從丁玲對沈從文的批評來看,沈從文的問題在於以市儈目光看待她和胡也頻所熱愛的左翼文藝事業。這就是說,沈從文真實描寫了他們的革命工作,只是所持觀點她不能贊同。除此之外,沈從文並沒有寫能夠構成她的政治“罪名”的任何事情。相反,從丁玲所需要的角度,沈從文的不解和異議,恰恰可以增添她的光輝,成為反駁他人的重要歷史資料。

  那麼,丁玲從政治方面批評沈從文,只能有另外的解釋:她批評沈從文對左翼文藝的政治態度,是要向世人證明她鮮明的政治立場,表明她始終站在革命事業一邊。這樣,那些年對她的誣陷就不攻自破。

  其實,丁玲應該還有更內在更直接的原因,這就是她一再對人提到的沈從文筆調趣味的不滿。她是一個政治性極強的人,但她同時是一個女人,一個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別是到這種年紀的女人,很難贊同將自己的私生活毫無掩飾地公開,更何況她認為有許多是“編造”的故事。

  ●沈從文與郭沫若道不同不相為謀

  事件回放

  1931年年輕氣盛的沈從文在《論郭沫若》中說: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說方面,他應該放棄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在《論中國創作小說》裡,沈從文又多處重申郭不善於寫小說的觀點。

  1938年12月,全民抗戰的當口,沈從文在《一般或特殊》文章中說,“中華民族想要抬頭做人,似乎先還得一些人肯埋頭做事,這種沉默苦幹的態度,在如今可說還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來是一般的。”此見解當即被認為是鼓吹抗戰停止,等過五十年的埋頭苦幹以後再說,因而被斥為比梁實秋“更毒”、更陰險的“與抗戰無關論”。以後到1948年郭沫若撰寫《斥反動文藝》一文時,更據此批評沈“在抗戰初期全民族對日寇爭生死存亡的時候,他高唱‘與抗戰無關’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着’的證據”之一。

  沈從文過去一直反對政治干預文藝,同時也反對作家參與政治。提出要把文學“從商場和官場解放出來,再度成為學術一部門。”這種“反對作家從政論”接連受到郭沫若和其他左翼作家的批評。

  沈從文與政治的距離與郭沫若對政治的熱衷成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兩個典型。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發表的《斥反動文藝》對沈從文近十年背離左翼的老賬新賬一起算,給沈扣上“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着”的大帽子。郭沫若將沈從文“定性”為“桃紅色的”反動作家後,沈從文也就在劫難逃了。他的這一觀點,不僅影響了沈從文的前程,而且也影響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文學史研究。北平解放前夕,北京大學貼出了抄《斥反動文藝》的大字報,並且在教學樓上掛出了“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幅標語,由此帶來的巨大的壓力,使得沈從文竟致於一度神經錯亂。從此後,沈從文退出文壇,轉到文物部門工作去了。

  旁觀者語

  吳宏聰:(中山大學現代文學研究專家,曾為西南聯大中文系助教)

  沈從文和郭沫若解放後基本處於不相往來的狀態。如果說二人也曾有過某種接觸的話,那就是1981年沈從文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出版時,這本書裡出現了一篇郭沫若在1964年就已寫好的《序言》。我數了一下,全文只有不到200字,沒有提到沈從文,也沒有提到這本書,居然也是序言。原來這本書是周總理提出要寫的,所以當1964年出版社請郭沫若寫篇序言時,郭既不好拒絕,就寫出了這樣一篇被人稱為“用心良苦”的序言。

  王建喜:(北京大學中文系)

  王小波在《道德墮落與知識分子》一文中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所從事的工作是:1、創造精神財富;2、不讓別人創造精神財富。‘而且’後一樣向來比較出色”。但願這種說法不是僅針對郭沫若一人而言。作為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學者,郭沫若不應該不知道沈從文、朱光潛、肖乾等人的價值以及他們在學術界、文學界的影響和地位,所以他於1948年在香港發表的《斥反動文藝》讓人費解和痛心。沈從文被界定為“桃紅色文藝”的作家,“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着”。郭沫若曾被人封為繼魯迅之後的又一面旗幟,他本人也極其看重這個稱號,千方百計要扛穩它,所以這面旗幟以外的一切他都徹底打倒,不但精神上要徹底消滅他們,甚至恨不得將他們連肉體一併消滅。遭此貶損的作家和學者們從此開始了他們幾十年悲慘、屈辱的生活。從閻王殿走回來的沈從文徹底告別了他心愛的文學事業,轉入歷史博物館,為文物填寫卡片,而此前他卻是聞名海內外的作家、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他終止了文學創作,卻在文物考古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績,這可能是郭沫若先生沒有想到的事情。但是千萬不要為此慶幸!想想沈從文在死亡線上的掙扎以及之後幾十年含垢忍辱的折磨,我們寧肯不要他考古學上的成績!

  ●沈從文與魯迅英雄惜英雄

  魯迅與沈從文沒有見過面,也沒有書信往來。他們曾經同時在文壇上叱咤一時,同時卷進這些那些的文人口水罵中,為某些朋友在論爭中互罵過,誤解過,惺惺相惜過。

  沈從文所受的啟蒙教育,有魯迅的一份子。當年湘西土著軍隊的一個小軍官,因為《新青年》等幾種鼓吹新思想的刊物,開始睜開眼睛看外面世界。1924年沈從文在北京以“休芸芸”的筆名登上文壇,當時胡也頻與丁玲正處於熱戀中,三個文學青年的友誼之深,竟然連詩的形式、原稿字跡和喜好的稿紙都一模一樣。三人這同一習慣,在丁玲、沈從文和魯迅之間,惹起了一場嚴重的誤會。1925年4月丁玲寫信向魯迅求援,孫伏園看到信後,說筆跡很像休芸芸,魯迅信以為真,認為沈從文以女人身份和他開玩笑,並因此生了氣。(《魯迅書信集》第72頁)

  1933年沈從文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上發表《文學者的態度》一文,譏笑上海作家為“海派”,說“海派”是“在上海賦閒”,“賦閒則每禮拜必須有三五次談話會之類”,由此引起關於“京派”與“海派”的論爭。魯迅寫了《“京派”與“海派”》一文,批駁了沈從文觀點,對“京派”與“海派”都進行了批評,但是還是希望“京派”利用研究或創作上的優越環境,“能夠看見學術上或文藝上的大著作”。

  1935年沈從文以炯之的筆名,在天津《大公報》上發表《談談上海的刊物》,認為文壇的論爭是“私罵”性的“爭鬥”,把爭鬥的雙方都看成丑角,“除了讀者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以外,別無所有。”魯迅寫了《七論“文人相輕”———兩傷》在舉出沈從文的大段言論後對其進行嚴肅批評。

  隨着時間的推移,魯迅對沈從文的看法由過去的貶多於褒,轉而採取比較肯定的態度。1936年魯迅在與斯諾的談話中,將沈從文與茅盾和丁玲等並提,不僅肯定了沈從文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地位,而且指出了他以短篇小說聞名的特點。

  1947年,沈從文為魯迅逝世11周年而寫的《學魯迅》,把魯迅對文學的貢獻評價為“明確而永久的”,尊魯迅為“鄉土文學”的“領路者”,而且明確表白自己從魯迅小說中受到鼓勵。

  ●沈從文與諾貝爾文學獎中國的遺憾

  馬悅然(原載於台灣《聯合報》副刊2000年10月13日)

  作為瑞典學院的院士,我必定對時間尚未超過50年之久的有關事項守口如瓶。但是我對沈從文的欽佩和對他的回憶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了嚴守秘密的規矩。沈從文曾被多個地區的專家學者提名為這個獎的候選人。他的名字被選入了1987年的候選人終審名單,1988年他再度進入當年的終審名單。學院中有強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選人資格。我個人確信,1988年如果他不離世,他將在10月獲得這項獎。他去世幾天之後,台灣一個文化記者打電話來,問我是否可以確證沈從文的逝世。我立即打電話向中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的文化參贊確證此訊。然而中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從未聽說過沈從文,這位於五四時代就開始寫作生涯的老資格作家中的佼佼者,這位卓而不群的作家的寫作生涯從此被中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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